原標題：中紀委的“前身”這樣誕生

召開黨的五大開幕式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如今這裏已成爲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在這裏，紀念館負責人高萬娥向記者展示了兩張黑白照片。這兩張於2016年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發現的珍貴照片，不僅還原了五大的真實場景，更成爲已發現的最早的黨代會現場的歷史影像。

1927年，在大革命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黨的五大於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從開幕式現場照片上可以看到，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的照片依次懸掛在牆面正中，兩側分別懸掛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黨旗——這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有國民黨代表團出席的黨代會。

不僅如此，五大創造了黨的歷史上多個“第一次”：

第一次正式將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寫入黨章；

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

第一次提出政治紀律概念並置於突出地位……

五大的召開，成爲黨內監督組織建設的源頭，在黨的發展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危難之際，革命路在何方

北伐戰爭的勝利推動革命重心北移，武漢一度成爲全國革命的中心。爲更好領導全國的革命鬥爭，1926年9月到1927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各部委陸續遷至武漢辦公。

五大召開的地點選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中共創始人之一陳潭秋曾居住於此，以教書爲掩護開展革命活動，校長王覺新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同時這裏距離農講所不遠，實行軍事化管理的學員可負責會議的安保。

會議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與當時的革命形勢不無關係。

隨着五卅運動的爆發，大革命高潮呼嘯而來，共產黨得以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北伐勝利後，蔣介石開始暴露其反動面目。在此背景下，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明確革命方向，顯得迫在眉睫。

1927年3月，共產國際根據中共代表蔡和森的建議，同意中共適時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作爲負責籌備五大的核心人物之一，於3月中旬抵達武漢。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就在大會籌備期間，形勢急轉直下。4月6日李大釗在北京不幸被捕，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則成爲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在武漢，一批國民革命軍將領也開始反共“清黨”。血雨腥風之中，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動搖的不堅定分子紛紛登報退黨，甚至公然叛變投敵。

前路漫漫，撲朔迷離，如何正確認識嚴峻複雜的局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將往何處去，成了趕往武漢開會的五大代表們心中最牽掛的問題……

　中共五大會址

祕密轉移，會場內“火光四射”

五大有正式代表82名，代表着全國57967名黨員。以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了大會，由譚延闓、徐謙和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也到會祝賀，此時尚未露出反動“真面目”的汪精衛，還應邀列席了一天會議。

爲防反動派干擾，五大也選擇了祕密召開。考慮到多數代表都住在漢口，乘船渡江既不方便也不安全，29日會議轉移到位於漢口的黃陂會館繼續舉行。參與籌備工作的蔡以忱回憶，當時的黃陂會館既有駐漢口國民革命軍威懾，也有公安局軍警佈崗，還有黃陂幫會等民間進步人士的幫助。

“三保險”之下，會場外尚屬“太平”，會場內卻是“火光四射”，交鋒從第一天便開始了。

穿着長衫的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長達6個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係等11個問題。不過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對挽救時局的方略也是隻字不提，反倒繼續拋出錯誤主張。這讓一些代表面露不滿。

　　瞿秋白

第二天，一本小冊子出現在了每位與會代表面前——這本《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是瞿秋白在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前後寫的，着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他在書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應該是“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將矛頭直指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

儘管陳獨秀承認了一些錯誤，瞿秋白等人的看法也得到了代表們的支持，但引發的討論仍非常有限。據李立三事後回憶，這本小冊子“在五次大會時也沒有很熱烈的討論，於是黨的機會主義的危險，並沒有能挽救過來”。

大會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認爲，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背叛，中國革命已經發展到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製”的階段，“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使革命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

　　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董天曄攝

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對話時回憶道，當時他正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參會前曾邀請彭湃、方誌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了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給了大會。毛澤東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大會通過了《土地問題議決案》，但沒有提出具體措施，“肯定土地革命重要性”便成了空話。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內還原的毛澤東書桌 董天曄攝

最危難時也不忘鐵的紀律

大會一直持續到了5月9日。大會選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在會上遭到嚴厲批評的陳獨秀，仍連任黨的總書記。

五大創造了黨的歷史上多個“第一次”：

第一次初步健全中共中央領導機構；

第一次正式將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

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

第一次提出政治紀律的概念並置於突出地位；

第一次決定設立中共中央黨校；

第一次明確劃分黨的組織系統；

第一次明確規定黨員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

第一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係寫入黨章……

這些“第一次”大多都與黨的自身建設密切相關，成爲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大革命時期黨員人數猛增，因而嚴明黨的紀律、純潔黨的隊伍，成爲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主要工作是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對未能執行黨的決議或者沒有完成工作任務的黨員嚴格問責，並按黨紀嚴肅處理。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產生，開啓了黨內監督的組織創新，中國共產黨執紀監督的大旗冉冉升起。監察委員們也都用生命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絕對忠誠：10位監察委員無人叛黨投敵，8人先後犧牲。

“在任何時候，哪怕是最危險的時候，黨也從沒有忘記保持先進性，時刻牢記鐵的紀律。”高萬娥說，“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原因所在。”

中共五大閉幕後，黨在周恩來、李立三等人領導下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而在五大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的毛澤東，4個月後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使中國革命峯迴路轉，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

責任編輯：賈楠 SN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