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这个话题，古今学者早已有太多论述，或归结于经济崩盘，又或者归结于明朝官僚集团的腐朽、低能，再或者如清修《明史》盖棺定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上述种种，无外乎将视角都放在了明朝自身，似乎一个朝代的覆灭，一定是这个朝代自身的顽疾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如同一个罹患癌症的病人突然离世，人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人死于癌症，而忽视了“癌症存在治愈的可能以及外因也会导致死亡”。

今天我们就换个视角看历史，来梳理下明朝灭亡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都在做什么。

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明朝灭亡当年（1644），全国总人口从崇祯三年（1630）的19251万人锐减到了15247万人，而随着战乱的延续，这一数字还在急速下降。

然而，明朝末年的惨烈动荡并非个例。

亚洲的日本同样因农业歉收爆发了岛原大起义，造成数万人伤亡。在欧洲，英国的国会和国王爆发长达9年的内战，国王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送上了断头台；意大利那不勒斯则爆发了马萨尼埃洛起义；法国普罗旺斯在1635年到166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发生了156次民众叛乱。

除此此外，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德意志都因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在明朝灭亡的前后，瑞典死于战场的军人有10万之众。在1640到1650年的十年里，全球人口下降三分之一。

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曾做过一项统计，在明朝灭亡前后的20年里，全球共发生大规模叛乱49次，其中亚非15次，欧美34次，他将这一现象定义为“17世纪全球危机”。

在同样一个时间维度里，全球都爆发了如此相似的战争和动荡，显然已经不能用明朝自身的问题来解释明朝的覆亡了。那么当时的世界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寒冷。

根据中国气象研究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气温每变化1℃，将会导致农作物变化一个熟级，粮食亩产相应变化10%。而在动荡的17世纪中叶，全球的冬季平均气温下降了2摄氏度。

以明朝为例，寒冷的气候使得原本可以在长江两岸种植的双季稻南移至华南，由此导致的是大规模的粮食减产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同样受恶劣气候影响的后金政权将南下劫掠作为补给损失的最优选择。

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17年里，明朝有16年发生全国性的大旱，黄河在1640年甚至发生断流。奉旨到陕西调查灾情的礼部郎中马懋才曾有过如下文字记载：“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天降奇荒，所以资自成也。”

粮食减产的背后却是人口压力。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朝全国人口7270万，耕地850余万倾，每亩地供养的人口是0.085人，而到了明朝末年，全国人口已激增至1.9亿，每亩地需要供养的人口增加到0.17人。在灾荒面前，大明原本的人口优势瞬间转化为人口压力。

正如礼部郎中马懋才所言：“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所以，农民的起义暴动，最根本的原因是耕地与人口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激化，归结于17世纪中叶的全球性气候变冷，其影响因子远远大于土地兼并和官吏腐败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影响。

清军和李自成缺粮缺饷，可以通过劫掠明朝来实现资源补给，但崇祯却不能采取暴力手段抢掠自己治下的臣民百姓。

但在人地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明朝任何源自自身的改良式政权修复都是无法成功的（事实上明末并不乏勤政的皇帝、睿智的臣子和勇猛善战的将军），唯有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优胜劣汰”。

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的清朝，正是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空当中，仅仅用了短短20年时间就完成了对拥有1.5亿人口、广袤的版图和数百年丰富的统治经验的明朝的征服。

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他说：“明清易代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明亡五十年前的万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紧随这个繁荣时期而来的是明朝灭亡，这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