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漢朝的軍隊是承襲秦國和秦朝中通用的徵兵制度而形成的。身強力壯的丁要在30歲時應徵入伍,必須在皇帝的御林軍中服役一年,在原籍軍中服役一年。這至少是位於京師附近地區的情況。在邊陲地區招募的登記入伍士兵都駐留於那裏。但大家在邊陲地區也可以發現以銀價招募的僱傭軍。至

漢王朝進入熱帶地區

漢人向長江以南的開拓,形成了東亞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這既是因爲這種開拓共持續了近三千年的歷史,又是因爲伴隨它發生了多種變化(居民的遷移運動、民族融合、舊文化的消失或改造、互相借鑑······).這些古老民族在今天,僅僅形成了既不能提供有關古代文化的確切觀念(儘管某些特點具有引人注目的穩定性),又不能提供古代不同民族分佈的基本觀念的一種殘餘。

某些民族似乎已經完全消逝了。那些具有獨特文明的大土酋管轄區和大王國,都逐漸被天朝的遠征和一種逐步的同化所消滅或化爲烏有了。惟有考古學才能對某些這類原始文化投下一束強烈的光芒。由此,漢代史料中曾簡單地提及其政治中心位於今雲南昆明平原的滇王國的真實存在史,從1956年起突然被令人驚奇的考古發現所揭示。

▲滇王國假想圖

該王國的經濟是以大飼養業和農業爲基礎的,它在戰國時代末期和公元前2世紀時,就曾與東部控制着位於四川和廣東之間道路的夜郎國尚武部族、雲南西部的昆明部族以及成都平原上的漢人保持着關係。它佔據着位於長江上游和緬甸之間的要塞。其商業財富解釋了它得以發展一種特殊青銅藝術的原因。這種藝術中滲透進了多種影響,其中最明顯和最出乎預料的可能是鄂爾多斯和草原的影響。昆明湖東南的石寨山考古發掘,提供了帶有小貝殼的卓越而又非凡的青銅器,這是王族家庭的御用品,其蓋子上都裝飾有凸形畫面,它們形成了有關其居民的經濟、宗教崇拜和日常生活的珍貴物證。

滇王國於公元前109年被漢朝軍隊消滅。其國王將其尊號一直維持到昭帝(公元前87~公元前74年)執政期問,但經過一次疫亂之後即被撤銷了。漢王朝的開拓槍民可能未讓這種獨特文明殘留下任何痕跡。公元前86和公元前82年,漢朝對雲南西部昆明部族發動的遠征,使漢王朝入主的地區一直擴展到緬甸邊境。由緬甸北部的撣王國於公元100年左右(公元94、97和120年)進貢的方物,一直被運到了洛陽。1924年,在河內以南約一百五十公里處的清河地區的東山,發現了又一處遺址。它揭示的另外一種青銅文明,基本上與滇文明是同時代的文明。那些居住在吊腳樓上的漁民、獵人、農人的文明是以使用銅鼓爲特徵的。其裝飾圖案表現了一些其中繪有以羽毛爲飾的舞蹈藝人的宗教場面。

▲依水而建的吊腳樓

在樂器中,有人提到了蘆笙,這是一種口吹琴,在熱帶地區流行很廣,由此而衍生出漢地的笙。草原和漢地的影響在東山文明中是顯而易見的。在那裏輸入的物品中,計有戰國時代的一種容器和一把劍,同時還有王莽時代(公元9~25年)的銖錢。滇與東山文明中的真實情況,在其他古代王國中也無疑是相同的,但我們沒有掌握其任何考古遺蹟。面對大海和被大山隔絕的福建以及浙江南部,在公元前3~公元前2世紀時,就形成過這樣的一個獨立王國,即閩(福建和福州河的古稱)-形成越人的衆多漁業民族之一,他們自上古時代起就佔據了位於浙江港灣和越南順化之間的所有海岸。

秦始皇的遠征在那裏僅僅是一項無希望的行爲,但漢王朝卻於公元前2世紀末以武力進入那裏,並於公元前110年摧毀了這裏的越國。擁有肥沃的大平原(廣州地區的西江流域、紅河三角洲)的全部沿海地區(由廣東和直到今峴港附近的越南組成),從戰國時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紀)起,就被漢地貿易滲透進去了。在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公元前214年發動遠征之後,他便在今桂林、廣州和河內諸地駐軍。

▲西漢改革家、政治家王莽

但在秦帝國崩潰之後,那裏又形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其統治家族可能是與漢族混血的趙氏,這就是南越國。該王國的居民應該是傣族和孟一高棉人的先祖,其主要經營活動似乎是貿易和捕撈業。其最重要的港口是廣州港、合浦港(珍珠捕撈地區,位於廣東雷州半島的西部)和一個位於膠州灣的港口。其貿易涉及到了象牙、珍珠、玳瑁、犀牛角、植物纖維紡織品和海島奴隸。經過多次干預(其中最早的幾次要追溯到公元前181年),漢朝的幾支遠征軍於公元前113年進入了廣州地區和紅河三角洲。南越國的領土於兩年之後,被改建成漢朝的郡。

在漢朝政權於中國南方和越南控制的熱帶與沼澤地區,所呈現的經常性不安全的氣氛,那裏的植物和經常是山巒的地勢-毫無疑問適宜叢林游擊戰,因此,這裏的突然襲擊和伏擊戰持續不斷。在相當於王莽執政和漢朝光復初年的混亂時代,漢朝在雲南、廣東、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移民大幅度增加了。但從公元40年起,人民起義在紅河三角洲風起雲湧,從而又導致了今越南的北方和中部以及廣東西部合浦地區全部居民的起義。徵側(Tru'ngThǎc)和徵貳(Tru'ngNhi)兩姊妹(其長者不失時機地取得了太后的尊號)是這次大反叛的首領。她們在當代被尊爲越南的民族獨立英雄。然而,漢將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被冊封爲“伏波將軍”,於公元43年平息了這次叛亂。

向東南亞和印度洋的最早開放

漢王朝在廣東和越南的立足,使中國的影響擴大到了東南亞。在柬埔寨發掘到的青銅斧模仿了漢斧的式樣。可斷代爲公元1世紀的漢代陶瓷碎片也在婆羅洲的東部、爪哇的西部和蘇門答臘的南部被發現了。同時,漢代各郡向南的擴展使東南亞和印度洋國家得以首次與中國社會建立直接關係。《漢書》中的一段文字提供了公元前1世紀時通向南海和印度洋諸海道中的第一種路程志。但這些關係僅僅是從公元最初幾個世紀才得以真正發展起來。繼印度、伊朗人在海上擴張之後,從公元3世紀起緊接着便是中國向南部的航海高潮。

▲存放於博物館中的青銅斧

考古(廣州地區、廣西桂縣、湖南長沙的慕葬)揭示了漢代舶來品的輸入有玻璃、琥珀、瑪瑙、光玉髓。東南亞籍的奴隸貿易已由某些墓葬中的小雕像得以證實。中國的非本地植物茉莉於公元3世紀開始在廣州地區栽培。印度的使節於公元89和105年曾出使漢朝宮廷。有關中國與爪哇島之間正式關係的首次記載,被斷代爲132年。印度一伊朗海上貿易的發展,無疑可以通過航海技術的進步來解釋,印度與中東和地中海之間交換的發展、佛教的傳播、那些在擺脫了對感染之恐懼的商賈們的宗教;在歐亞大陸的北方之路受代阻絕時,對新產金地區的發現,無疑是公元最初幾個世紀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是東亞諸國沿海平原印度化文化之起勢源。它也可以解釋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東部地區之間斷斷續續的接觸。這個印度-伊朗貿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扶南(Phnam),即古柬埔寨王國的一個港口。在該古城的遺址上,取已經於那些被斷代爲公元2~6世紀的古蹟之中,發現了一枚於152年軋製的羅馬錢幣,帶有孝子安東尼(AntoninLePieux,138~161年)的人頭像,另外一枚上帶有馬可·奧勃留(MareAurèle,161~180年)的圖像。《梁書》(502~557年)卷54提到,大秦國(“大秦”一詞係指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的商人,在漢代就經常訪問扶南國。

▲湄公河畔

120年,大秦眩人(幻人)作爲禮物被緬甸的一個王國送到了洛陽宮廷。166年,羅馬商人(也可能是帕爾米拉的敘利亞人)遣使,曾在越南中部海岸停留,漢文史料中提到了這一切。另外兩次類似的遣使,則於226年在南京和284年於洛陽被提及。東地中海和中國南部之間的這種遠古關係,僅僅具有一種簡單的新奇意義,它們揭示了具有某種經濟意義的貿易交流的存在,它們都受到了中國絲綢吸引力的刺激。

結語

參考資料:《中國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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