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延续百年的中原藩镇混战局面,让国家逐渐走出了战乱时期。在此过程中,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避免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使其走出短命王朝的历史周期律。而这些措施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匡胤通过这种形式,逐渐剥离了各个藩镇节度使的兵权,使其无法任意调用军队,加强了中央集权,也降低了叛乱和战争的风险。后人对赵匡胤的这一操作评价很高,也被认为宋朝数百年内部稳定的根基。可是从历史来看,这个操作并不是赵匡胤发明的,只是在他之前难有成功者罢了。

实际上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执政时,就已经意识到藩镇节度使割据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在这种环境下,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节度使的兵权,便成了他首要执行的军事策略。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藩镇叛乱,他自己也兴教门之变中被叛军杀死,领导藩镇叛乱的李嗣源即位称帝,成为后唐明宗。在五代史中,李存勖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从他的继任者李嗣源开始,几乎每个皇帝都对限制藩镇割据和加强中央集权做过不同的尝试,但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最接近成功的是后周世宗柴荣,可后周也在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中改朝换代。

从历史角度来看,唐朝灭亡后的藩镇割据成为了五代时短命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必然是通过限制藩镇节度使的权力来加强中央集权,使朝廷能够全面控制国家军队,让政局恢复到平稳状态。虽然五代时的皇帝们经过了多番努力,试验了各种不同的办法,但最终却是引发更严重的叛乱,导致王朝在叛乱中覆灭。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也是削减藩镇节度使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却没有引发藩镇叛乱,成功限制了节度使们的军权,稳定了国家局势,其深层次原因值得后人借鉴。

分析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和叛乱的根源,其实是政治格局的变化所致。由于黄巢起义导致唐朝中原政权衰弱,于是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纷纷崛起,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他们在地方上不但拥有军队大权,还把持民政权力,对土地、人口等各方面的资源进行垄断,也因为争夺资源和权力引发各种战争。

唐末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和大太监田令孜争夺盐池之利而引发战争,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宣武节度使朱温为抢地盘引发战争,便是这种内战的典型。这种战争不但对国家破坏很大,也使得民不聊生,国家走向衰败。藩镇节度使强大起来后,便滋生勃勃野心,走上挑战皇权的道路,成为国家覆灭的掘墓人。

从深层次来看,藩镇节度使强大的根源实是藩镇军队的强盛。而组成藩镇军队的将门世家子弟,成为了藩镇节度使进行战争的主要力量。将门世家来自于中国古代世兵制兵役制度的衍生,他们本是世代当兵的军户。由于长期处于战争之中,总结了一套战争指挥作战和训练的技能体系,使这些军户家族的子弟成为了战乱时的职业军人。由于唐宋时期没有国家体系的军事培训机构,所以军队中的兵源大多来自于军户和将门世家。将门世家的子弟拥有专业的军事技能,丰富的战争经验,很快就成为军队的高层,被藩镇节度使们所倚重。

由于将门世家是世代从军作战,使得军事技能代代传承,所以很快成为军队中的主流。藩镇军队的各种军事指挥和战斗技能都是来源于将门世家,所以藩镇节度使和将门世家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藩镇节度使带着以将门世家子弟为核心的军队南征北讨,争夺各种权势和利益。而将门世家在瓜分这些利益的同时,也向藩镇节度使输出大量的人才。再加上各将门世家之间的联姻、利益交换等操作,使得藩镇节度使下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关联网络。而藩镇之间战争,甚至挑战皇权带来的巨大利益,便是被这个利益链所控制。

五代的皇帝们想要收回藩镇的军权,加强朝廷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就是在挑战藩镇以下个将门世家的利益链。将门世家子弟组成了藩镇军的核心,而藩镇节度使则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面对皇帝削除兵权和中央集权的政策,他们肯定是集体反对,甚至不惜发动叛乱和改朝换代。

而在藩镇强大时,朝廷中甚至采取的军人执政的制度。朝廷政事堂、枢密院等重要机构的官员,大多来自藩镇和将门世家。一旦皇帝有废除藩镇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举动,他们都会集体抵制,甚至勾结军队密谋造反。在这种内外勾结的情况下,皇帝的所有操作都不可能成功,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后周建立之后,从太祖郭威到世宗柴荣都意识到藩镇控制国家,并形成内外勾结的军人政治的原因,所以提出了回归文官政治的方略。在经过冯道、王朴、李谷等人的一系列努力后,逐渐削减了各地藩镇的兵权,减少了他们对朝政的遥控,几乎完成了国家政治格局的变革。然而赵匡胤却钻了个空子,他与枢密副使王溥勾结,利用政权更迭的机会搞出陈桥兵变,然后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而杯酒释兵权,便是赵匡胤在赵普的建议下,搞出的继续削减藩镇兵权的办法。这个办法吸取了柴荣的经验,弥补其中的漏洞,稳定了宋朝的政治大局。

实际上从柴荣的经验看,已经避免了很多引发叛乱的措施,使得后周时期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藩镇叛乱。柴荣在后周朝廷中大量任用文官,用文武并重的策略来摊薄藩镇和将门世家在朝廷的影响力。他通过战争抓紧兵权,并形成了枢密使和禁军对立制衡的政治格局,让各地藩镇无法私自调用军队,减少了引发战争和叛乱的风险。这种尝试后来被赵匡胤所继承,是现代军事学中军令和军政分离管理制度的雏形,比西方军事学建立这种制度早了数百年。这种制度极大的限制了禁军将领和藩镇节度使的兵权,减少了他们对朝廷的威胁。

这个制度相对于之前其他皇帝采取的制度有很大的优势,其中最大的优点是削权而不减利。五代时的其他皇帝削减军权,同时也会削减将领和藩镇节度使的利益,这就会引发军队中将门世家子弟的强烈反弹,这就有了酿成兵变和叛乱的隐患。因为禁军将领、节度使和将门世家是利益共同体,面对朝廷的这些削权操作自然共同进退,这就无法避免叛乱的发生。可是当调兵全和统兵权分离后,禁军将领、节度使和将门世家的利益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他们统领军队的权力还是保持原样,地方利益依旧保证,这就让将门世家没有了造反的动力。

调兵权收归枢密院控制后,禁军和藩镇军队都无法自由调动。他们的任何动作都被朝廷派驻的官员所监控,这就避免了战争因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冲突而爆发。只要朝廷不动摇将门世家的利益,将门世家就不会跟着藩镇节度使造反,这样能一来藩镇就不会对朝廷形成威胁。将门世家本身就没有调兵的权力,所以对朝廷收回这个并不反对,而缺了将门世家的支持,藩镇节度使个人反对却是没用的。调兵权收归枢密院后,枢密院由文官所掌控,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减少了藩镇对朝廷政治的干涉。

可是这个制度仍旧不完善,有着很大的漏洞。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禁军、藩镇将领和文官枢密使勾结后,便会让皇帝失去兵权的掌控。赵匡胤就是利用这个漏洞,和枢密副使王溥勾结,才成功的取代了后周的皇帝。因此赵匡胤即位后,在赵普的建议下进行了进一步的兵权拆分,形成了以文御武的权力格局。

首先,他把禁军一分为三,将原来的侍卫亲军分为马军和步军两个部分,加上殿前司共三个衙门,俗称禁军三衙。三个衙门互不统属,只负责日常的军事训练、建设等任务,其他后勤装备等权力完全剥离。而任何一只禁军的调动、官员任命等都要由枢密院下令,这就限制了军队内部结党。

赵匡胤能在陈桥兵变中成功上位,军队内结党是重要措施之一。他搞得所谓“义社十兄弟”便是在禁军中结党,并通过王溥把持了禁军的各个关键岗位。这使得在整个兵变过程中,军队方面对赵匡胤非常配合,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东京汴梁城。赵匡胤自己可以这么干,但不允许别人这么干,所以通过拆分禁军的方式瓦解结党的可能性,减少内部隐患。同时他又将后勤、装备等权力收回,使得军队在调动和训练时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让军队失去了造反的原动力。没有后勤装备的支持,军队要成功兵变几乎是镜花水月。

第二,赵匡胤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逐渐的将地方藩镇军的精锐调入禁军,而将禁军裁汰的弱旅调到地方做厢军,并按周期对将领进行轮换。宋朝以轮训和驻防的理由将各地军队调到汴梁,然后按周期进行轮替。通过各种调整,地方藩镇的精锐就成了禁军,而弱旅则在地方维持治安,使得地方藩镇的军队无法对国家和朝廷形成威胁。而调动过程中,又对将领形成轮替,使得将不知兵和兵不知将,造反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这么一搞,也让地方上宋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弱宋之名由此而来。

第三,赵匡胤采取文武对立,以文御武的策略。从政治地位、利益、权势上抬举文官集团,让其与武将集团形成对立的关系。军队中不但有文官监军,而且军队的每次对外行动都需要上报枢密院,使得军队在文官集团的掌控之下。如此一来,文官和武将就形成了对立关系,在军事策略的执行上是以文御武的策略。这一方面便与朝廷和皇帝对各个军队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文官和武将勾结。这也是赵匡胤在自己身上找到的经验,然后用在了军队的制度中。他是靠着勾结文官才篡夺皇位了,自然不会给别的藩镇将领这种机会。

由于文官和武将在军队中的权力有相当部分重叠,而朝廷大多数支持文官,排挤武将,使得文贵武贱的政治生态逐渐形成。文武官员集团的对立,减少了其勾结蒙骗上级的可能,军队的任何事情被朝廷掌控,也就失去了兵变的机会。可是这么做也容易搞成军队内讧,外行指导内行,常打败仗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来说,从柴荣到赵匡胤,再到赵光义,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领先于世界的。这对结束藩镇割据的乱世,让国家重新回归和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几百年时间内,将门世家也一直存在,始终是宋朝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但没有引发大的动乱,其效果可以说非常出色。

可是这个制度仍旧不完善,在文官权力过大的时候,反而削弱了军事实力的发挥,使得国家处于有力使不出的状态。两宋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出于守势,并非因为宋朝军队不强,而是在文官的管理下缚手缚脚,打起仗来发挥不出战斗力。现代的军事制度是本质上是宋朝文官军事政治的延续,但却没有宋朝时候的弊端,便是在制度上得以革新和发展。而宋朝因为是文官执政,文官掌权后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势利益,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最终只能让军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朝廷的统治,却不利于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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