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師，又回來了！
2009年，張藝謀拍了《三槍拍案驚奇》，這部影片簡直驚掉了觀衆的下巴，看過《菊豆》、《紅高粱》、《活着》的觀衆們基本不敢想象，張藝謀這樣的國民級電影圖騰式人物，竟然拍了一個“大品”。
《三槍拍案驚奇》劇照
有影評人義憤填膺地指出：“是張偉平綁架了張藝謀，不然他拍不出這種東西。”
這種邏輯比較符合觀衆的期望，對藝術保有敬畏的電影人，怎麼鬥得過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呢？
但後來的故事出乎了人們的意料，離開了張偉平的張藝謀，還是拍出了《長城》和《影》這樣不中不西、不新不古的爭議之作，不僅沒有體現現代意識的優點，反而把傳統文化拆解了個支離破碎。
《長城》劇照
《影》真正能讓人記住的，只有那些精妙的山水構圖、水墨式的情境氛圍，以及……士兵們用盾牌護身，像一個個忍者神龜突圍敵人的防禦，還有劇中那些一驚一乍、如同抽風的人物。
《影》劇照
張藝謀的本質，仍然是個大西北的農民，西方那些扭曲的、內省的現代意識並不適合他，再加之第五代電影人，基本上都是從傷痕時代走過來的人，他們進入電影學院培訓時，不少都過了而立之年，知識結構的欠缺，不可避免。
但第五代電影人也有他們的優勢，他們是在社會歷史生活體驗中生長的一代，對時代有着天然的敏銳感，多樣化的人生經歷、戶外化的生活經驗註定了他們在野生的教育中收益頗多。
看完《一秒鐘》，更讓我堅定了這一看法。
《道士下山》劇照
第五代人的身體蒼老了，但是意識是清醒的，情感是火熱的，這一點在張藝謀身上體現得尤爲明顯。
《一秒鐘》的故事中規中矩，保有了張藝謀一向不沉溺於繁複敘事的特點，張譯飾演的勞改犯爲了看到女兒“一秒鐘”的影像，從勞改農場逃出，與劉浩存飾演的閨女、範偉飾演的電影放映員發生了一段短暫的故事。
影片中人物的名字頗有深意，劉閨女、 劉弟弟、 範電影。張藝謀省略掉了他們具體的姓名，試圖告訴觀衆們，他們不僅僅是銀幕上有血有肉的個體，他們也同樣是一代人的化身。
他們的故事，曾在中國大地千千萬萬個家庭中上演。
張譯飾演的勞改犯爲什麼一定要看到女兒“一秒鐘”的影像，影片中並沒有明確地告知，真相是什麼：是勞改犯的執着、眼角滴下的淚水，一遍又一遍地在“大循環”中重溫女兒的影像，也是劉閨女那句振聾發聵的臺詞：
“怎麼沒讓麻袋壓死啊！”
這或許是全片中最有力量的臺詞，精巧、刻意卻又應景、恰到好處。
勞改犯爲什麼要去找女兒，答案在觀衆的心裏，電影用這樣一種方式存活於人們的內心世界。
電影是什麼？
現代的人或許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在物質文化生活極度豐富的時代，人們面臨的不再是食物與信息的匱乏，相反，消費與信息的極大豐富反而損害了人們的器官，喫什麼都不香了，看什麼都不過癮了，精神也就隨之更加萎靡。
電影在當代，更多時候是一種娛樂消費品，和抖音、網劇、直播處於直接競爭關係的商品，當代人真正匱乏的，是時間。
但在那個物質和文化雙重匱乏的時代，“電影”簡直是一種神聖的存在。
在很多80後70後的記憶裏，都有全村老少一起觀看露天電影的經歷。你會聽到成羣的人拎着板凳趕來，電影放映的過程中，你會感受到那種肅穆的氛圍，不時有人插嘴，提前道出銀幕英雄嘴裏的臺詞，電影散場之後，你又能聽見成羣的人拎着板凳離開的場景，那聲響如同戰場一般壯觀。
在《一秒鐘》裏，我們能看到老百姓對於電影的熱愛。他們並不是資深的影迷或者嚴肅的批評家，他們甚至相信銀幕上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
爲什麼愛看電影，情願受電影的“騙”？或許是因爲，在那個時代，無論一分廠、二分廠還是四分廠、兩個月放映一次的電影是人們唯一一次接受新信息的機會，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中，人們的視聽器官經受了一次全面的清洗與淨化、記憶與信仰重複了一次鞏固的過程，難以安放的滾燙精神有了一個傾瀉的窗口。
那個時代的電影，是“祭祀”也是“狂歡”。
在影片中，我們能看到老百姓對於電影放映的企盼，爲了看電影，男女老少齊上陣，全民清洗膠片、小心翼翼地扇風，影片放映前狂歡般地躁動，讓自己的影像映射在幕布上的遊戲，再到影片放映後的集體噤聲，任憑眼裏寫滿了莊嚴肅穆。
作爲放映員的範電影，也因此成爲了某種權力的化身，他不僅是電影放映員，更是老百姓精神傾瀉的開關。
也正如此，他是影片裏唯一一個懂電影而不受電影欺騙的存在。他也有自己的創傷，兒子因爲喝下清洗液傷了腦子無法接班，領導的親戚楊河又一直覬覦他電影放映員的位置。
對於電影，他懷有一種複雜的情緒，電影傷害了他，也犒賞了他。作爲唯一一個能做“大循環”的放映員，他說起這項拿手活時，得意溢滿了臉。
他有着自己一套引導觀衆情緒的辦法，先告訴大家電影看不成了，隨之又告訴大家，如果大家聽我的，電影還是可以被搶救的。讓人們跌至谷底的心瞬間又燃起了希望，這種人爲創造精神需求的把戲，正是那代人屢試不爽的靈藥。
在那一刻，看不看電影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所以人被凝聚成一個共同體，有了一個光榮而神聖的任務。
這就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日常生活化。
他也懂得慾望不能被滿足，狡黠地告訴勞改犯：“等他們都走了再放《新聞簡報》，不然有的人能看一夜，給啥看啥。”
而另一個主要角色劉閨女，則是一個拒絕電影的存在，這也使得她在劇中成爲了一個小小的異類。
膠片對她來說，是生活的沉重，是不得不背上的負債，爲了歸還膠片燈罩，她不得不去偷放映員的拷貝，那12.5米的膠片對她來說，無關影像的魅力，是生活的維繫，也是對電影的復仇。
《英雄兒女》是他人的靈藥，卻是劉閨女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王芳、王文清、王復標的圓滿結局，正如同一把尖刀紮在她的心上。
她知道電影是一場殘酷而美妙的欺騙，如果電影是真實的？那麼她的父親又怎麼會狠心決絕地離開呢？又怎麼會在她找上門時無動於衷呢？
三個精神受傷的殘缺之人，在一場電影的事故與故事中，投射出來了自己生活本身的面貌。
影片中有一個極爲精彩的取景，《英雄兒女》的影像出現在銀幕之上時，劇中的觀衆也出現在銀幕的最下方，在那一刻，影院裏的觀衆與劇中的觀衆似乎分享了同一個時空，分享着同一部電影。觀衆看得不再是《一秒鐘》，而是《英雄兒女》。
人性的善意最終感化了一切，放映員把有女兒影像的一幀膠片悄悄塞給了勞改犯、劉閨女則試圖去拾起被扔掉的膠片，膠片終將隨着時間褪色而失效、而人性之光卻永恆不朽。
漫天的黃土猶如舊日中國的隱喻，數億中國人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着、生活着，爲生命盼望着那一星又一星的火光。
這既是對電影的禮讚，也是對一個時代的複述與緬懷，苦難經由電影的復活而不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