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斯在《道德感情論》裏，講過這樣一句話：

當一個人生活在無人島上，由於沒有他人目光，所以他可以忍飢挨餓，住在沒有屋檐的房子裏，而一旦無人島來了第二個人，這個原本孤苦無依的人一旦意識到“有別人”在的心開始甦醒的時候，他的“虛榮心”就開始運轉了——他想要獲得別人的尊敬。

據說這裏的“虛榮心”，亞當斯密斯並沒有貶低它的意思，反而把“虛榮心”當成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成長的啓動劑。正是因爲有了“虛榮心”，所以人類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纔會去加倍生產與消費，支撐起整個文明的前進。

任何人都有一顆“虛榮心”，都希望自己從他人那裏，獲得肯定，贏得尊敬，做一個有存在感的人。但不同的民族，似乎每個民族的“虛榮心”各不相同。

比如中國人和日本人，今天來簡單談一談。

首先談談日本人的“虛榮心”。一般，“虛榮”和“炫耀”在某種程度上，一個是心理，一個是心理外露的行爲表現。不過，當今的日本人，普遍似乎對“炫耀”都相當牴觸。

在當今的日本社會，如果一個人大咧咧地炫耀他“很有錢”，一定會被社會排斥和孤立，我從我身邊的日本朋友那，以及日本社會，感受到了這樣的氛圍。

炫耀財富——比如開着大奔，手提lv，烈焰紅脣在日本被視爲“貧窮”和“粗俗”的象徵。筆者身邊一位日本知識分子這樣跟我說。他這樣說的時候，其實骨子裏是有點嘲諷時下中國人的意思。

當然，筆者知道，日本人不是天生就這樣風輕雲淡。

在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泡沫經濟登峯造極的時候，據說東京的街頭，滿大街都是靠着炒房炒股，一夜暴富的日本人。

女性們各個挎着lv的包，男人們則在夜總會里一擲千金，摸着不穿內褲的媽媽桑。晚上回家，手上即使拿着1萬日元（合時下的500人民幣），也難以打得到出租車，因爲街邊一定會有拿着更多錢對出租車招手的人。

只是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人才從醉生夢死中醒悟了過來。經濟由熱轉冷，熱錢過後，留下一地雞毛，日本人迎來了“失去的20年”。

不過，“弔詭”抑或符合某種規律那樣，經濟的崩潰，讓日本人終於有時間開始重新審視生活，反省自己。

在這樣的集團氛圍下，日本似乎反而迎來了“文藝的繁榮”。據說，好的文藝一般都誕生在人類痛苦的時代。日本似乎也不例外。

你看，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音樂，電視，電影全面繁榮。甚至連AV，據說也是泡沫破滅最嚴重的那幾年，拍的格外有靈魂，誕生了飯島愛這樣的“大人物”。

經過20多年的反思，自省，以及客觀狀況上的整個島國集體鬱悶，看不到前景，日本人也賺不了那麼多錢了，於是日本人開始更加追求簡樸，比如優衣庫這種原本誕生於日本偏門小地方的小品牌，也開始取代奢侈品店，進軍東京銀座。

又比如日本滿大街，500日元（合30人民幣）的便當也開始着急賣不出去，450元，480元等能讓消費者產生“獲得感”的便當或者快餐開始流行。穿着普通衣服，只要會打扮，也能很時尚的“新風尚”開始流行。

日本人也開始不怎麼願意加班了，晚上6點下班成爲日本上班族的新習慣，爸爸下廚帶孩子，被認爲很“酷”。

日本人把能炫耀的東西，由物質變成了“精神式的東西”。

比如可能一個外貌十分樸素的日本人，突然有一天你發現“他竟然身體結實，甚至有六塊腹肌”，然後你才發現“原來他喜歡衝浪，且不定期地去全球各大海灘衝浪”，日本人現在似乎更愛這樣的“炫耀”。

又比如一個家庭主婦，她竟然有着天才般的做出美麗便當的方法，然後你又是在“極不注意”的情況發現她的才華，日本人想要和享受的，似乎是這樣“炫耀”。不過，自己的才華被發現，獲得如潮般的讚美，日本人不但不會來勁，反而似乎會先紅起臉來，就像犯了錯一般，這一點，中國人聽了，估計難以理解。

與日本人的炫耀或者虛榮不同的是，中國人的“炫耀”基於目前快速發展的經濟，處於“露骨”的階段。這可能也和中國人大大咧咧，粗糙的民族性格有關。

原本筆者一度認爲“赤裸裸炫富的中國人大概只停留在電視劇上或者日本充滿嘲諷的新聞”裏時，事實證明筆者錯了。“我最近買了一個什麼牌子的包”，“我認識什麼人”，“我家誰誰”。

說着這樣話的人，在筆者身邊不止一個。如果在日本說這樣的話，可能會在第一天，就會被孤立吧，筆者這樣想。

面對“虛榮炫耀”爆棚的中國人，日本人一方面心裏難掩喜歡，一方面也感到害怕和不公。爲什麼“這樣的中國，竟然還能夠發展，還不喫虧，還比較一路順風。”

“爲什麼這麼禮儀正正，溫和善良的日本，卻這麼倒黴，經濟不振，社會看不到明天？”

這是許多日本人的心聲吧。

現在，日本的知識界，正在呼籲日本人重新找回“虛榮心”，要重新振作起來，爲了日本的驕傲而奮鬥。在中國呢？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自己那份還在不斷膨脹中的“炫耀”呢？

19世紀末，制度經濟學鼻祖維布侖在目睹了“先富階層”大肆構築豪宅、瘋狂追逐奢侈品、遊手好閒、鄙視勞動等言行後，揮筆寫就《有閒階級論》一書，痛批“炫耀性消費”的動機和慾望如同原始野蠻人搶奪女人，他預言“有閒階級”將加重社會兩極分化，從而成爲整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他們瘋狂地追求消閒、享樂，將摧毀健康社會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勞動不再是爲人讚美的美德，而成爲遭人唾棄的對象。

放眼今日之中國，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歷經30年改革開放，確實已今非昔比。黃金宴、人乳宴、天價奢侈品、砸汽車、扔鈔票的行爲層出不窮，而法國人頭馬在中國的銷量更是超過在世界其他地區銷量的總和。

在日本，“爆買”成爲媒體熱議的話題。在東京銀座狂購奢侈品的中國遊客隨處可見，他們有意無意地脫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讓日本人瞠目結舌，但這換來的往往不是日本社會的尊重，而是發自內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犯過諸如此類的“暴發戶式的愚蠢”。對中國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稱是“過來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歐美豪華汽車、大排量越野車和多用途汽車（MPV），受寵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車及環保動力車。日本人已不將汽車等當作判斷人是否事業成功的標誌，汽車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慮的是安全節能環保，豐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車則主要面向中國市場。

可以說，經歷了“失去的十年”，當年狂熱的“浮躁心理”已從日本社會基本褪去，理性消費的迴歸恰是一個國家成熟的表現。在傳統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國影響。但在引進儒家思想時，日本過濾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張，使得“天皇”有別於中國的“皇帝”，得以萬世一系。

同樣地，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爲富不仁”和“均貧富”的觀念，日本也只繼承和踐行了“均貧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爲富不仁”的觀念。

島國文化決定了國民的隨衆性和集體意識，要保證集體良性運轉，相對的“平均主義”成爲不可或缺的條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義，並能從中獲得安全感。

日本1.3億人口，卻公認是“一億中流社會”，典型的橄欖型社會架構，中流階層比例非常高，社會保障健全，且社會貧富差距極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階層的5至10倍。

富人住宅設計風格簡單，昂貴的名牌傢俱擺滿屋子被視爲是“俗氣的事”。

在日本富人之間，流行“三不擁有哲學”，即“不擁有存款（注：辭世前最多留2000萬日元）、不擁有房子、不擁有頭銜”。

戈爾巴喬夫曾感嘆：“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日本。”

單純地有錢有勢在日本很難贏得尊重，日本社會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麼了不起都堅持不奢華、堅持過平常生活的人。

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業帝國的締造者們之所以被譽爲“神”，自有其非凡商業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自身令人欽佩的人生哲學。

比如，松下幸之助對財富本身沒什麼興趣，他視權力爲“痛苦與責任”。當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1961年去採訪他時，發現在一座古樸的京都宅邸內，安靜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輕的研究員邊喝茶邊探討如何爲人類創造更大的繁榮與幸福，他窮其一生領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來水哲學”——“把大衆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

在幸之助看來，企業經營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將肩上的社會責任和大衆期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爲完成遠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爲一個階段，分10個階段完成。

在他1989年去世時，創業僅70年的松下電器利潤高達420億美元，幾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對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說：“我想探究人性，探詢人類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爲日本的財富追求者們樹立了榜樣。時任“日本財界首相”——經團連會長的土光敏光幾乎每天晚餐都是喫沙丁魚乾串，而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擔任伊藤忠商事會長期間，一直堅持坐電車上下班。

日本作爲高度均質化的中流社會，招搖的“炫富”本身是難以容忍的。筆者曾多次參加高層次的宴會，但菜式都很簡單，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沒有國內那種動輒一桌山珍海味、魚翅燕窩的“壯麗景觀”。

而筆者熟悉的幾位國會議員都奉行“十分鐘就餐”原則，不會將時間浪費在喫飯上，夠喫就行，不會過於講究，更不會鋪張浪費，“喫完道謝、喫剩道歉”是日本社會的常識。

在日本“恥文化”背景中，浪費是不被允許的“恥”，所以很少看見日本人浪費。

反觀中國的民間“鉅富”，正如吳敬璉所言，“絕大多數是來自‘裙帶資本主義’，是權力資本化的結果”。炫耀憑藉如此手段取得的財富，後果將比維布侖預測的更加危險。“社會公平正義是陽光，甚至比陽光更有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