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曾随母亲去湖北随县探望在部队工作的父亲。由此在当地的县中学借读了一学年。由于我在上海有过参加文艺小分队的经历，很快就加入了这里的文艺宣传队。不得不说，虽然是一所县立中学，但排练节目和对演员的要求却丝毫不逊色。唯一让人吐槽的是道具和戏服的简陋，因此而出的洋相，常常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跳民族舞通常需要一件小马甲，我们都是自己带一条黑色的长裤，演出时将裤腰挂在背后，再将两条裤腿搭在胸前，然后系上围裙，瞬间裤子就变成统一的黑色小马甲。我头一次穿这样的“大兴马甲”跳舞，偏偏一只裤脚管就露出来了。听到台下有人大声笑说，哈，原来是裤子冒充的呀！面孔便涨得通红，撒腿跑回后台。老师帮我塞好裤腿重新系紧围裙，说，没事，上台吧！下场后，我还在为自己出了洋相而耿耿于怀，不想，后面的演出中，演铁梅的小姑娘比我还搞笑。她唱那段“仇恨入心要发芽”时，要表现铁梅愤怒仇恨的情绪，因过于投入，竟一把将那条大辫子扯了下来。那时没有头套，这条假辫子是用头绳接在演员发尾上的。于是，观众们哄堂大笑，好在“小铁梅”久经沙场，任凭场下哄笑、喝倒彩，并不受干扰，手里抓着辫子，照样完成了这段唱腔。

那时候，学校文艺队常常要送戏到村里，有一次去一个生产队演出，布置舞台时，发现漏带了一块“智取威虎山”的背景板。有位男生多才多艺，立马找了一块板子，拿油漆又重新刷了一块。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把这块新道具板放到台上去，不料，新画上的油漆尚未干，演栾平的演员在背景板前面摇头晃脑说台词的时候，脑袋往后一仰，突然，头上的帽子便粘在画板上了。就在他愣神之际，台下村民凑趣了，有人居然将一顶帽子扔上台来，说，算了吧，那个黏糊糊的，就用我这个吧。“栾平”也不客气，拾起帽子扣在头上，继续演得有板有眼。

一个村一个村的轮番演出，便有村民跟着追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粉丝”。有一回，演一出《重逢》的戏，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来村子里抓了一个劳工，老母亲拼命要夺回儿子，拉扯中母亲拽下了儿子的一截衣袖，多年后母子俩便是凭衣服与衣袖拼接相认了。这出戏里，衣服和衣袖自然是需要反复使用的重要道具，所以袖管与肩的拼接部位是用胶带粘上的。但不知怎么搞的，那次演出中，老母亲还没来得及上来扯，儿子与日本兵在推推搡搡中衣袖已经掉下来了。然而，“老母亲”到底老到，她上场来，捡起衣袖，道，儿呀，你就穿这样的破衣服离开家了，为娘的对不住你呀！于是，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粉丝”们对我们的几出戏早已耳熟能详，当然知道“老母亲”即兴改了台词。说来好笑，通常我们在台上出了洋相，台下的掌声比我们正常的演出还要鼓得热烈。有观众竟然说，你们出洋相也是节目，而且是挺逗乐子的节目。

当年的文艺队里不过都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之所以能在台上镇定自若，发挥出色，或许正是道具的简陋锻炼了他们的临场应变能力。当然，更没想到的是还会成为观众期待的逗乐子节目。至今想起，依然忍俊不禁。（周珂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