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問題在全世界爭議不斷。

一些宗教典籍明確禁止墮胎，還有一些雖未明說，卻被後人解讀發展出類似觀點；

各國法律爲了胎兒能否算作一個獨立的人，享受相應的生命權，

而母親的權利又置於何地，爭執不休。

哪怕是被強姦而懷孕的婦女，在一些地區也無法合法墮胎。

電影中，墮胎的故事因爲這些爭議而抹上了更加殘酷的色彩。

當人們爲胎兒能否享有生命權而相執不下，一些已經經歷過十幾年或幾十年人生，毫無疑問應該有權掌握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命運的女性，卻發現自己不得不爲非自願的懷孕單方面付出代價。

[四月三週兩天]與[從不，很少，有時，總是]都講述墮胎，也都是女性故事。

她們拒絕爲此付出人生永久改變的代價，卻發現，墮胎也阻力重重。

[四月三週兩天]發生在1980年代的羅馬尼亞。

當時的執政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認爲：

如果羅馬尼亞的人口更多，農業乃至經濟發展都將會更快。

在這個邏輯下，墮胎是被法律禁止的。

意外懷孕而又不想爲此失去人生的女性，只能尋求非法渠道墮胎。

[四月三週兩天]足夠大膽，沒有交代時代背景，便開始了墮胎的故事。

相比之下，[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躊躇片刻，以一個女孩成長過程中常遭受的惡意橋段開場——

女孩奧秋在臺上唱歌，那種掙扎着尋求自我的歌，

而臺下，一個男孩壞笑着，當着衆人的面大叫“蕩婦”。

女性所遭受的細小惡意，先於墮胎這個更大的苦難事件呈現在觀衆眼前，

女性生存困難的社會土壤，先露出一角。

這個故事發生在現代美國。

美國各州的法律，對墮胎的規定並不相同。

影片中對這個背景也先進行了交代。

奧秋搜索“賓夕法尼亞州18歲以下墮胎”，得知未成年必須經由家長同意，才能墮胎。

爲了不驚動家人，她只能前往紐約。

旅程就此開始。

01

女性共情故事

這兩段旅程，都是女性互相陪伴。

女性共情，也因此成了故事的主題之一。

女性共情，這幾乎是在訴說這樣的性別問題、身體問題、墮胎問題時，不得不涉及的領域。

即便人類拼了命地相互理解，一個殘酷的事實是：

只有需要承擔相同的風險，付出相同的代價，纔有可能對女性處境“感同身受”。

希特曼([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導演)做前期調查時，在一些互助機構聽到這樣的問題：

伴侶曾違揹你的意願發生性關係嗎？

伴侶曾經要求不做避孕措施發生性關係嗎？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選一個作回答吧。

不必感受心跳在腹腔，不必承受身體乃至人生永遠發生改變的恐懼，不必離那種血肉分離那麼直接那麼近，便有輕飄的僥倖心理滋生的餘地。

而在懷孕風險、墮胎危機面前，幾乎只有女性間共命運般的理解，是不需任何複雜思考過程，不需任何後天教育，也沒有任何門檻的。

近乎一種動人的身體反射。

在兩部影片中，兩個姑娘都結成了緊密的聯盟。

只有女伴，在墮胎手術結束後，關心的問題是，你感覺還好嗎？她們看重對方的感覺。

毫不誇張地講，影片在她們周遭建立了一個理解空間上的結界。

其他一切人，都無法進入。

外人因爲不能體察她們的處境或至少不能深切地感同身受。

隨之的所作所爲，都顯得殘酷、蠻橫、或愚蠢。

[四月三週兩天]裏，奧蒂莉亞訂酒店而屢屢受挫。

前臺只是冷臉表示，沒有預訂記錄，沒有房間了。

甚至懷疑她們根本沒有預訂，可轉而對同事說話便堆起曖昧的笑容。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裏，則是本地的醫護援助人員。

在得知奧秋有墮胎的念頭時，便皮笑肉不笑地說着“很多夫妻想有孩子卻不能生育”、“墮胎便是殺死了一個孩子”之類的話。

甚至放出類似的聳動教育片，不啻爲恐嚇。

而兩個女孩，彼此有不必說的默契。

奧蒂莉亞爲了嘉碧塔能順利做成墮胎手術，雖憤怒但無奈接受了醫生的性要求；

在與男友的對話中，奧蒂莉亞質問，如果懷孕的是我，你會怎麼辦？

她得出的結論是，至少嘉碧塔會在。

這份因同理心而生的信任感，在[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裏，

表現爲斯蓋拉在得知奧秋懷孕後，

沒有開口問任何詳細情況，也不問孩子的生父是誰，只是立刻決定湊錢、

向老闆請假，一起去紐約打胎。

這份共情已經足夠令一個女性，尤其是奧秋的表親意識到：

那顆小小的精子來自於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奧秋這個“人”，是奧秋的未來。

另一個與奧蒂莉亞付出身體堪稱平行的設計，是爲了籌得路費，斯蓋拉打電話，約出路上對自己示好的陌生男孩。

一個是付出身體，一個是付出吻。

而被男孩有意支開的奧秋，慌張喫力地找到角落裏的他們，在男孩忘情的吻中，悄悄把手伸上前，抓住斯蓋拉的手，繼而勾住她的小指。

沒有人說話，鏡頭在斯蓋拉不敢輕舉妄動的表情、女孩們無言卻悄悄相牽的手中切換。

並不是很有力而難以分開的牽手，但已經是一句“別怕，我在”。

這句無聲宣言，脆弱得經不起現實任何粗暴對待。

如果男孩和[四月三週兩天]裏的男醫生一樣，善於利用女孩們的困境，強硬地爲自己謀得身體上的好處，女孩聯盟又哪裏有一點反抗的餘地呢？

但陪着對方一起的決心，卻又是此刻最強大的東西。02

受害者與倖存者

儘管都是兩個女孩啓程的故事，但兩部電影，關注的對象並不同。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的主角是奧秋。

意外懷孕的少女，這個墮胎故事的第一當事人。

而懷孕的嘉碧塔在另一個故事中，只是第二主角。

四處奔忙的主角，是她的室友奧蒂莉亞。

嘉碧塔本人，在影片的大半程裏，幾乎完全是一個亂了方寸，柔弱無助的形象。

她似乎比奧秋，更符合人們對“受害者”的慣常想象。

墮胎醫生要求她親自出面，她卻畏縮，讓奧蒂莉亞代她去，並要她謊稱是親戚；

奧蒂莉亞被迫出賣身體，她慌得躲到門外抽菸；

當流產完成，血淋淋的胚胎落在地上，她又是崩潰地要奧蒂莉亞幫自己處理這個胎兒。

奧蒂莉亞成了被全身心依賴的那個，成了在第一線直面所有問題的人。

作爲一個還不需直接承受流產之痛，卻又必須解決所有問題的女性。

她的視角，既現實，又有隔着一層的冷靜。

奧秋還是未成年人，她的應對，卻比嘉碧塔成熟得多。

儘管一定程度上也因爲，她只能靠自己。

她不僅主動做出墮胎的決定，也主動選擇去紐約州。

從頭到尾，“拿回身體主導權”，是她在影片裏行動的最好詮釋。

在檢測確認自己懷孕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

用別針給自己穿了一個鼻環。

在男孩親吻斯蓋拉時，她伸出手握住斯蓋拉的手。

同樣是用這種觸碰，宣告女性掌控自己的身體。

這種對身體的掌控願望，奧蒂莉亞表現得同樣強烈。

在[四月三週兩天]裏，她被醫生性侵後，來到浴室沖洗下身，不言不語，拿一種被狗咬了的態度面對這一切。

鏡頭長久對準她的背影，這具身體凝滯住，思考着，自我淨化着。

奧秋的舉動，具象化了那一句口號：

“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倖存者。”

影片開頭她對嘲笑她“蕩婦”的男孩，也毫不客氣，一杯涼水澆頭，惡狠狠地回擊。

當然，受害者和倖存者，都只是相對而言。

奧秋和嘉碧塔，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倖存者。

在很長時間裏，美國電影將墮胎者描繪爲惡棍，或是讓墮胎無法成功。

如1916年的[吾孩何方？]，1934年的[白衣人]。

到21世紀，[朱諾]、[一夜大肚]雖觀念進步，卻也把意外懷孕與墮胎，美化爲不現實的童話。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從[四月三週兩天]裏沿襲的，是把關注點重新移回到這些真實的女性身上，還原她們受害者與倖存者的雙重身份。

她們不好不壞，受了傷害，但多少也有些勇敢。03

瑣碎的困境

女性故事難拍。

因爲要用現實主義手法表現任何“女性”的話，幾乎沒有“故事”可言。

且看[讓娜·迪爾曼]，漫長的三小時裏，她機械地操持家務。

用彷彿到要削到天荒地老的土豆，折磨觀衆的神經。

以期能讓感受到一點點她難耐的平庸、痛苦的枯燥。

“女性故事”或“墮胎故事”，都是僞命題。

墮胎又會有多麼驚天動地風起雲湧的故事呢？

[四月三週兩天]或[從不，很少，有時，總是]，都是將這段墮胎旅程上一切雞零狗碎的繁瑣，所有令人失了方寸的碰壁，一一記錄下來。

無論從現實還是藝術而論，這是必然的選擇——

只有那種瑣碎，才足夠接近當事者的焦灼與痛苦。

於是觀衆可以看到，墮胎並非一個行雲流水的標準化醫療過程。

而是無數一地雞毛的手續，是在各方來回打轉，似乎永遠難以推進的程序。

奧蒂莉亞從牙膏、肥皂、衛生巾開始準備，一場兩天的旅程好像要一去不回；

她在不同的酒店裏穿梭，來回說着車軲轆話，小心隱瞞目的，又苦苦哀求着。

來回打電話、湊錢，找一間可以用來墮胎的房間；

與墮胎醫生的討價還價，更是令人難以喘息的膠着。

處於優勢一方的男醫生抓住了她們預算有限又境況難堪的弱點。

房錢已付，無力找另一個時間另一個人來進行手術。

這個男人扮做自己最爲難、無端冒着法律風險的樣子，來回以語言施壓。

在困境中的兩個姑娘，根本難以招架。

至於奧秋，一位未成年少女，更是因墮胎提前面對了成人世界種種折磨人的程序。

在本地醫護援助機構裏，工作人員露出親切友好的笑容，

卻播放着墮胎即殺人的影像，整個過程宛若一部恐怖電影。

而在紐約的奔走，更是無頭蒼蠅般的打轉。

手持鏡頭跟隨她們，不厭其煩地來回播放着兩人提着大行李箱，在陌生街頭喫力而又茫然地走着。

不知哪裏是方向，哪裏是終點，每一次安檢，每一次合力抬起箱子，費勁上下臺階，都沒被遺漏。

而終於不再動盪的固定鏡頭裏，她們得到的是醫護人員雖耐心卻並不令人鼓舞的回答：

必須重新檢測，手術只能明天安排。

最不堪忍受卻又必經的流程，被用作了[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的標題。

如同導演希特曼在現實中所見，醫護人員詢問着奧秋關於性經驗的問題：

從曾有過的性伴侶數量，到“你的性伴侶是否打過你或扇你耳光，或有過其他任何身體上的傷害”、“你的性伴侶是否強迫你發生過性行爲”，如同法庭問答，奧秋只能以“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四個選項作答。

儘管不需要任何詳細的描述，但僅僅是這樣的問題，就足以喚起奧秋迴避的眼神，壓抑的啜泣。

或者更因爲這問答是封閉式的、不需提供任何細節的。

暴力就是暴力本身，這個最基本的事實，才脫下了厚厚的僞裝。

那些暴力畫面和感受只能夠被關在奧秋腦海中，又異常清晰。

能說出口的只有兩個字。

如果能辯解，她或許還能合理化一些細節，說服自己：

她不是受害者，當時或許也兩廂情願，或許有一些誤會。

可她只能給出定性的回答，這回答狠狠揭開她的傷口。

奧秋的特寫長久停留在畫面中，鏡頭像這問答本身一樣，避無可避。

這無法快進，必須直面的一道道流程令人難以忍受了嗎？

難耐本來就是墮胎故事的題中之義。04

密集的暴力

儘管兩部電影都以鉅細靡遺的瑣碎，模擬墮胎旅程漫長的折磨。

但瑣碎與日常感，不意味着其中沒有暴力。

暴力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充斥在女性生活中。

無論是當衆的一句“蕩婦”羞辱，還是空蕩地鐵裏男人曖昧不明地望着女孩，同時猥褻地將手伸進了褲襠的情景，都細細密密地編織成天羅地網，束縛、損毀着女性的自尊與人格。

那種玩味的眼神下，女性被矮化成了一種物，自我懷疑隨之而生，並被一次次地強化。

兩部電影都選擇了不迴避墮胎的過程。

儘管它們都沒有交代，孩子是怎麼來的。也沒有呈現性，更不用說直接出現性暴力畫面。

但作爲醫學程序的墮胎，卻在電影裏代替了性暴力、社會結構的暴力，無辜地成爲插入女性身體的異物。

嘉碧塔和奧秋，躺在牀或手術檯上，兩腿張開，動彈不得，

像個任人魚肉的食材。墮胎本身讓她們能夠重獲自由，但，畢竟是“重獲”。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的問答，也像這墮胎的程序一樣，平靜地、科學地復現着曾經發生過的暴力。

它們似乎都在表達，在談論墮胎問題時，即便人們可以迴避這胎兒是如何締結的前情，忽視這受孕過程中的女性意願。

她們所承受的痛苦，也真實存在，也總會以別的方式再現。

克里斯蒂安·蒙吉更是大膽地在[四月三週兩天]裏，呈現了被流產的胎兒。

雖然還是個四月三週兩天大的胚胎，

但已經有了人蔘娃娃一般隱約的人形。

他就那麼裹在帶血的毛巾裏，待在地上。

鏡頭無情地特寫着，女性所承受的暴力，

又通過這個血淋淋的胚胎，轉化成視覺暴力衝擊着觀衆。

有發行商要求蒙吉刪除墮胎和胚胎的畫面，卻被他斷然拒絕：“從剛開始創作時，這些畫面就必須在故事裏。”

而對於這個胚胎，墮胎醫生的意見是：

“別把胎兒扔在坐便器裏，會堵住下水道的，

不管是‘整塊’的還是‘碎塊’的，都不行；

也別埋在狗能聞到的地方；

我的建議是，仔細包好，坐公交車走，找一棟高樓，到十層樓，把它從垃圾口扔下去。”

這個胚胎在他眼中，儼然是一個非法墮胎的“證據”，需要被銷燬。

而不是被埋葬、被哀悼。

而把他當做生命去看待的，卻還是這兩個女人。

嘉碧塔死死地盯着包裹胎兒的奧蒂莉亞，懇求她：“你能不能把他埋在土裏？”

兩個墮胎故事，在經歷一系列瑣碎難耐的暴力後，最終都以復歸平靜作爲結局。

奧蒂莉亞和嘉碧塔坐在酒店餐廳裏喫飯，約定再也不提起這一回的遭遇。

而奧秋和斯蓋拉也簡單喫了點東西，坐上了回程的車。

一切彷彿都沒有改變，只有踏上旅途的姑娘們，會把這經歷銘記一生。

她們的人生已然無可避免地因爲這個胎兒改變了，身體、性別、生命的意義從此都不一樣了。

但至少，大難不死，人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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