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绥远方式”。

毛泽东在分析了国内三大战役胜利后的军事形势后,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方式有三种:即天津方式,用战斗消灭敌人;北平方式,实行和平改编;绥远方式则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种新的斗争方式,概括起来就是:放宽政策,和平共处,给以时间等待觉悟,举起义旗,投向人民怀抱。

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于3月间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等人时,商定了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双方代表: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二人;绥远方面傅作义派周北峰、阎又文二人。

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进行第一次商谈。先就划定绥蒙解放军部队与国民党绥远部队停火线问题进行商谈。而后,就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双方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兑换、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等问题又进行了反复商谈。

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傅作义也应邀参加了检阅仪式。

当傅作义看到用战场上缴获的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将士英武地站立在机场上时,非常激动,深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是顶天立地站起来了!

几天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

毛泽东问:“傅将军,建国后您愿意干些什么呢?”

傅作义回答:“我想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这时,邓宝珊插话:“宜生从小就立志要为民众做些实事。他在绥远主政的时候,还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啊。”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傅作义补充说。

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宜生对水利感兴趣。不过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么!那不是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嘛。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我们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等,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也是很出名的,现在不都是我们最优秀的指挥员吗?这主要是思想和立场问题。将来我们还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

毛泽东没有食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发布公告,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1日,傅作义发表了和平通电。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遭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放,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的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毛泽东先生所提出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四月一日

第二天,毛泽东欣然命笔,复电傅作义。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傅作义的通电和毛泽东的复电,经报刊登载、电台广播,广为传播,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此时,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已进入实质性阶段。4月1日,绥远方面代表提出了《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当月下旬,傅作义派原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等人携带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来绥,让董其武审阅。并向董其武传达了傅作义的一段话:“要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傅作义的话,使董其武觉得共产党对绥远的政策确实是伟大英明。于是,他及时召集军政人员讨论了协议草案,传达了傅作义的意见。讨论中,大部分人赞成,有的人不表态,极个别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

董其武认为,有分歧是自然现象,但决不能动摇走人民的道路和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于是他一方面做个别人的工作,一方面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赴北平,向傅作义报告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并履行签字手续。

康保安到北平后,经双方协商,同意董其武的修改意见,并在傅作义的指导下,于6月8日双方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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