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環城市教育帶興起背後：流動兒童讀書“離城不回鄉”

今年12歲的小慧祖籍安徽，生在北京，如今是河北涿州戶籍。涿州在北京正南方向50公里之外。

她的父母都是在北京打工的農民工，父親從事空調維修，母親則是家政鐘點工。小慧曾在北京一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然而，這所學校在2016年整頓城鄉結合處時被拆除。

女兒面臨無學可上，小慧父親在河北涿州通過買房的方式在當地落戶，這樣小慧進入了當地一所公辦學校，小慧母親則在涿州陪讀照顧。每逢週末，小慧父親開車前往涿州接她們回北京團聚，週日下午再將她們送回涿州。

2014年“嚴格控制人口500萬以上超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政策實施後，大量流動兒童從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流出，但其中相當部分並未選擇回鄉，而是留在大城市周邊，或進入家鄉附近的大中城市就讀。

近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寫的《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9~2020）》（下稱《報告》）發佈。《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下中小城市落戶政策與面向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產業，爲流動家庭的子女教育提供了新選擇，產生再遷兒童“離城不回鄉”與迴流兒童“迴流不返鄉”現象。

這種現象對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提出了新的機會和挑戰。

回不去的故鄉

近年來，大量流動兒童在流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

數據顯示，2013年，北京市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學生人數爲47.31萬，2014年後逐年下降，2018年只有34.26萬，減少了13萬人之多。

這是因爲，2014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將超大城市人口政策明確爲嚴格控制。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問題採取的是“兩爲主”的政策，即以流入地爲主，以公辦學校爲主。

但此前，北京、上海有大量流動兒童就讀於打工子弟學校。上海市教委數據顯示，2008年上海將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納入政府管理並實施改造後，上海的打工子弟學校一直穩定在152-162所。2013年實施人口疏解政策之後逐年下降，2020年只剩下48所，就讀人數2019年只有4.9萬人。

然而，對於未能符合入讀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公辦學校的流動兒童來說，回鄉就讀也存在着諸多困難。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講座教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韓嘉玲團隊2018年-2019年調研發現，一些從上海迴流到安徽老家的孩子出現了“水土不服”問題。這些回鄉兒童超過一半在上海出生，還有很多很小時就到上海生活，對老家安徽的記憶是陌生的。

《報告》顯示，這些回鄉兒童面臨着學業轉換的適應難題。上海的義務教育實行“五四制”，即五年小學，四年初中，而安徽實行“六三制”。爲了提早適應安徽的學制，很多孩子會在四年級時從上海轉學回安徽，在安徽讀到六年級升入初中，這樣，三年中至少會換三所學校。

更嚴峻的挑戰來自心理層面，從大城市到小城市、鄉鎮的巨大落差，以及氣候、飲食的差異，他們離開家人，被迫獨立。

調研發現，同父母的分離及對父母的思念，使很多回流兒童產生了負面情緒。一個獨特的心理現象是，從大城市回鄉就讀的兒童，往往把苦讀、高考作爲擺脫依靠體力勞動生存的途徑，加上較爲嚴格的學校管理環境，主動或被動地進入應試教育的模板中開始新的學習生活。

學校專車送孩子進城

隨着農民工羣體經濟實力和教育意願的提升，出現了類似小慧一家的新型流動形式：在流入地就近進城落戶。

小慧落戶涿州前後，正是當地房價飆升的時期。在環北京的燕郊、涿州、霸州等地，房價一度高至每平米二萬多，但隨後，這些地區先後出臺了限制購房落戶政策。

201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的實施意見》提出，京冀交界地區的三河市、大廠回族自治縣、香河縣、廊坊市廣陽區、固安縣、永清縣、涿州市和其他特定地區，嚴格戶籍管理，合理確定落戶條件。

在大城市周邊小城市入讀公辦學校的門檻抬高，又催生了一批專門面向再次流動兒童的民辦寄宿制學校，也帶動了相應民辦教育產業的發展。韓嘉玲指出，例如在北京周邊，形成了以河北的燕郊、廊坊（三河、香河、大廠等）及保定涿州爲中心的“環城市教育帶”。

有的民辦學校在網站上寫道：經社會調研瞭解到來京務工子女上學難，辦理“五證”存在一定的困難，爲解決家長的後顧之憂，特面向北京市各區招收學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一所位於涿州的十二年制民辦學校在小學、初中、高中招生簡章中，均在開頭明確標明“不限戶籍”。

相比於回鄉兒童，這些就讀於超大城市周邊學校的流動兒童，可以享受到經常與父母團聚。“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有的安徽的民辦寄宿學校，學生連續上學1個月，然後連續放假10天，放假期間，學校有專門的大巴，把他們送回上海與父母團聚。”韓嘉玲說，上課前1天下午，學校會再派車將學生接回學校，避免了學生自發回家的舟車勞頓。

在寄宿制學校，校方承擔的責任除了教育，還有監管或保姆角色。《報告》指出，甚至在一些學校，學生出門，感應器就會發送短信到父母手機，孩子於幾點幾分離開學校等，甚至全學期監管。

一些學校內會出現極具特色的標語，比如：“老師如同父母親，同學相敬兄弟妹”，“選擇某某中學，父母安心創業，子女開心上學”等。

催生區域發展新路徑

新的流動兒童教育模式帶來了新的區域發展路徑的可能性。

“正是看到了迴流兒童的社會需求，市場主動形成了一條滿足需求的供應鏈，也許這個供應鏈還沒有太規範化，或者規劃化，但是似乎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問題。所謂就近城鎮化和教育市場化是自發形成的，而不是政策設計出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楊團告訴記者。

楊團認爲，其意義在於，“一個區域能夠不以土地財政、產業集中的方式去發展，而是以教育、醫療、城鄉融合的公共服務的提供帶動區域向上攀升，讓社會的發展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實際上這種攀升也是可以帶動經濟的”。

她認爲，應該對這種就近城鎮化和教育市場化進行深入調查，以探討和當地政府共同開發新型社會政策的可能性。

但就近城鎮化的民辦教育對流動兒童家庭來說有不小的經濟壓力。上述涿州那所十二年制民辦寄宿制學校小、初、高每學期的收費分別爲8185元、8425元、10710元。

韓嘉玲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應該對教育產業化保持警惕，流動兒童應該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不能因爲其流動而不得不承擔過重的經濟負擔。”

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在2018年全國“兩會”曾建議，制定全國性的實施細則，確保《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中要求的義務教育“經費基準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政策真正落實到每一個孩子身上。

貴州省決定從今年起建立規範優質特色民辦學校項目庫。每年將從項目庫中遴選一批條件好、質量優、管理規範、特色突出的民辦學校進行集中幫扶及財政扶持。

廣州、深圳等對流動人口政策友好的城市，更是採取了政府向民辦學校購買服務的辦法。深圳市政府2019年購買了30萬個學位，比2017年、2018年增加了9萬個學位，此外，深圳學位補貼的最高標準已達到小學每人每年7000元、初中每人每年9000元。

但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告訴記者，目前義務教育階段還難以按照生均經費模式劃撥教育經費，自然也難以實現義務教育生均經費的“錢隨人走”。“有的地方政府會給民辦學校一些補貼，或者一筆專項經費，但數量相對有限。”

（作者：王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