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火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是对大清帝国的致命一击，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水岭，在这场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三十多年洋务运动成果毁于一旦。自此，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制度现代化进程。但在仅仅十年前（1884），清政府在朝鲜半岛上曾取得过巨大的政治优势，不仅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而且得到了列强的支持。

形势何以在短短十年间发生根本性逆转，以致清廷最终战败？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不彻底性导致大清外强中干，在现代化程度上落后于日本，最终导致战败。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战争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就会发现，清政府对朝干涉政策的严重失误也是诱因之一，值得引以为鉴。

韩国第一国宝“崇礼门”

公元14世纪，高丽大将李成桂政变开国，奏请明太祖朱元璋赐以“朝鲜”国号。此后，中国和朝鲜形成宗藩体制，绵延六百余年。大明王朝期望朝鲜能像箕子屏藩周王室一样作为帝国的外部防线，朝鲜王朝则通过宣扬“亲明事大”，确立与大明帝国的君臣名分，从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作为宗主国，除了按期接受朝贡，册封属国新王外，在政治上并不干涉属国的内政，在经济上也不鼓励通商、移民。只要求属邦按期朝贡，以“礼法”羁縻属邦，即可相安无事。

明亡清兴后，大清帝国和朝鲜李氏王朝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宗藩体制，仅在细枝末节上有所修改。宗藩体制作为前现代世界中一种低成本，低回报的一种外交体制，成功保障了中朝之间长期的良好关系。

进入19世纪后，帝国主义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也在不断尝试打开朝鲜的国门。

围绕是否对外开放，朝鲜统治阶层出现明显分化，展开了剧烈的政治斗争。从最高层看，朝鲜国王李熙软弱无能，其父亲大院君李罡应与皇后闵妃反复争夺最高统治权；士大夫阶层也分裂为依靠日本，主张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开化派”与依靠中国，主张维持宗藩关系，继续闭关锁国的“事大派”，两派之间持续产生激烈的冲突。

从外部关系上看，宗主国清政府在尝到了被殖民的苦果后试图在属国身上照猫画虎，攫取实际利益，朝鲜自然首当其冲。一旁的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抛出“大陆政策”，视朝鲜半岛为必争的战略要地。此外，英国、俄国在朝鲜均有重大利益关切。在19世纪后半期，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冲突的焦点。

万邦来朝的胜景一去不复返了

1882年7月，汉城士兵因长期欠饷而发起大规模兵变，史称“壬午兵变”。大量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虽然导火索是士兵待遇问题，但根源在于朝鲜朝野对于皇后闵妃外戚集团在内政上倒行逆施，在外交上施行亲日政策的不满。

壬午兵变期间，大院君李罡应利用民意，极力打压闵妃外戚集团，杀死多名要员，并派暴动士兵包围日本驻朝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质义被迫带领使馆人员连夜逃离汉城，仓促回国。

此后，日本和中国均动用武力在朝鲜半岛相互威慑，最后双方妥协。日方获得了在朝驻军保卫日本使馆的权利。中方则借此机会对中朝关系做了初步调整，如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并帮助朝鲜改革军制，建立新军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加强了与朝鲜的联系。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晚清时期签订的中外条约中少有的对华有利条约

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派在驻朝日军的支持下，发动了旨在铲除事大党势力，荡除闵氏政权的甲申政变，但随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所扑灭。开化党领袖流亡海外，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遭到挫折。袁世凯和事大派在朝鲜政府内部占据优势地位，清政府取得了对朝鲜内政的实际控制权力。

当时，东亚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同样十分有利。19世纪末，俄国开始向中亚-远东地区大举扩张，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对英国等列强在印度、远东的利益构成巨大挑战。因此，西方列强愿意让清政府向朝鲜半岛投放力量，以抵御俄国势力入侵，默认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羽翼未丰，因此决定暂时妥协，一方面仍然谋求在朝鲜驻军、通商等实际利益，另一方面释放善意，在表面上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表示无意发动战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在亚洲大举扩张，在中亚、东北等地的扩张不仅侵害了中国的利益，也引起了英国的警惕上图为英国和俄罗斯激烈争夺的阿富汗，下图为俄罗斯在中国东北规划建设的中东铁路：

自以为既控制了朝鲜内政，又在外交上占据优势，清政府决定大幅度调整对朝政策。

袁世凯在跟李鸿章的信中说，“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把空洞的“宗藩关系”落实，以“宗主国”的身份从朝鲜半岛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新基调。

此后不久，李鸿章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给予袁世凯参与朝鲜“内治外交”各项事宜的极大权力，袁世凯成为这一政策的实际执行者。

清政府首先大量干涉了朝鲜的外交事务。此前，李鸿章原本想在朝鲜施行“以夷制夷”之策，要求朝鲜与各列强开港通商，建立外交关系。通过建立列强在朝鲜半岛的均势格局，以保全中朝宗藩关系，维护自身安全。因此于1882年5月劝说朝鲜王朝与美国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之后又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但在甲申政变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转而加强对朝鲜外交的控制，多次干预朝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朝鲜先后于1885年，1886年尝试与俄国签订秘密协定，在袁世凯的高压干涉政策下全部失败。

袁世凯甚至计划通过光绪皇帝颁发诏书，废除朝鲜国王李熙的王位，另立国王，以维护中朝宗藩关系，最后因李鸿章不同意才作罢。朝鲜君臣事后表现出对华谦恭的假象，但内心愤恨不已，反华意识日趋强烈。本来反对朝俄密结，站在清政府一边的英、美、日三国也对此颇为不满。清政府在朝鲜的威望受到严重损害，中朝宗藩关系走向恶化。

清政府也曾尝试过控制朝鲜王朝的财政。当时，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朝鲜王朝，财政均十分窘迫，不得不以海关收入为抵押，靠借外债勉强维持。早在1885年，朝鲜王朝就试图通过向法国借款来缓解财政压力，因袁世凯干预作罢。1890年4月，朝鲜王朝委派黎仙得到日本、香港、上海等地出售债券，发给政府文凭，贷款洋银150万元，以朝鲜海关收入做抵押。清政府对朝鲜王朝借债行为非常不满，命令中国驻各国公使照会所在各国政府，劝各国不要向朝鲜贷款。由于清政府的反对，朝鲜王朝大规模借债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不过，清政府在阻止朝鲜王朝借外债的同时，也在通过向其借款来更有效地加强对朝鲜财政，特别是朝鲜海关收入的控制。1892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等人起草了贷款合同，约定以仁川海关和釜山海关的收入做抵押，向朝鲜王朝先后放款总计二十万两，以弥补其财政缺口。事后，清政府对这次政治性贷款非常满意，认为可以起到“保护属藩大局”的作用。但从长远眼光来看，清政府对朝鲜王朝借外债的干预，实际上淡化了朝鲜与各列强之间的联系，使得列强对朝鲜事务日趋冷漠，原本在朝鲜半岛以“大国均势”稳定大局的设想渐渐落空。

除了外交、财政两项外，清政府还竭力通过礼法约束朝鲜王朝。1890 年 6 月 ，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王朝必须派遣讣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清政府须派出正副使各一人，前往赐祭，并赐谥号，以正名分。不过，朝鲜王朝此次却以“血缘太远，丧事不宜大办”为借口，向袁世凯表示取消“大丧礼”的想法，这样朝鲜国王就没必要出迎敕使，以此彰显朝鲜王朝的独立自主。

朝鲜王朝的举动，让清政府认识到宗藩关系岌岌可危。为了压制朝鲜的自主运动，清政府不但没有同意这一诉求，反而根据“名分秩序论”，从礼仪仪式上极力强调君臣名分，强化宗主权，彰显宗藩体制。清政府派驻在朝鲜的袁世凯更是试图通过此事，重置朝鲜王朝的权力分配，扶植事大派势力，并藉由礼仪的举行，向欧美列强表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与权利位阶，打消朝鲜王朝君臣追求独立的念头。最后，在清政府遣使派兵的压力下，朝鲜国王只能亲自出迎敕使，中朝宗藩关系在表面上得到了维护。但是，朝鲜君臣颜面扫地，对华畏威而不怀德，这次事件又埋下了一根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从壬午兵变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在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朝鲜王朝君臣对华谦恭事大，日本和西方列强也似乎承认了中国对朝鲜的特殊权益，中国占尽优势，派驻朝鲜商务委员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王朝的“太上皇”。但在繁荣表象之下，清政府对朝鲜王朝的强势干预，让相当一部分朝鲜官绅失望乃至于绝望。亲华事大势力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反华亲日、反华亲俄的势力在暗自增长，独立自主意识在朝鲜朝野蔚然成风。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朝鲜究竟站不站在中国一遍，其实在悄然间成了一个未知数。

中国古代没有过建设殖民地的经验，晚清政府更没有殖民的力量。既想维护传统宗藩体制，又想享受如西方列强一样的殖民权益，这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传统宗藩体制又是清政府和大清皇室的一根支柱，若废除宗藩体制，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势必导致清政府权威受损。因此，它不得不用朝鲜王朝虚伪的贺表来为自己涂上一些“天朝上国”的色彩，粉饰出一幅太平象。

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措手不及，一败涂地，祸根早在清政府对朝实行粗暴干涉政策之初就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