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火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是對大清帝國的致命一擊，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水嶺，在這場戰爭中，清軍一敗塗地，三十多年洋務運動成果毀於一旦。自此，中國開始了艱難曲折的制度現代化進程。但在僅僅十年前（1884），清政府在朝鮮半島上曾取得過巨大的政治優勢，不僅控制了朝鮮的內政外交，而且得到了列強的支持。

形勢何以在短短十年間發生根本性逆轉，以致清廷最終戰敗？

一種流行觀點認爲，洋務運動的不徹底性導致大清外強中乾，在現代化程度上落後於日本，最終導致戰敗。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戰爭前朝鮮半島的局勢，我們就會發現，清政府對朝干涉政策的嚴重失誤也是誘因之一，值得引以爲鑑。

韓國第一國寶“崇禮門”

公元14世紀，高麗大將李成桂政變開國，奏請明太祖朱元璋賜以“朝鮮”國號。此後，中國和朝鮮形成宗藩體制，綿延六百餘年。大明王朝期望朝鮮能像箕子屏藩周王室一樣作爲帝國的外部防線，朝鮮王朝則通過宣揚“親明事大”，確立與大明帝國的君臣名分，從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

在實際操作中，中國作爲宗主國，除了按期接受朝貢，冊封屬國新王外，在政治上並不干涉屬國的內政，在經濟上也不鼓勵通商、移民。只要求屬邦按期朝貢，以“禮法”羈縻屬邦，即可相安無事。

明亡清興後，大清帝國和朝鮮李氏王朝基本上延續了之前的宗藩體制，僅在細枝末節上有所修改。宗藩體制作爲前現代世界中一種低成本，低迴報的一種外交體制，成功保障了中朝之間長期的良好關係。

進入19世紀後，帝國主義不僅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的國門，也在不斷嘗試打開朝鮮的國門。

圍繞是否對外開放，朝鮮統治階層出現明顯分化，展開了劇烈的政治鬥爭。從最高層看，朝鮮國王李熙軟弱無能，其父親大院君李罡應與皇后閔妃反覆爭奪最高統治權；士大夫階層也分裂爲依靠日本，主張獨立自主，對外開放的“開化派”與依靠中國，主張維持宗藩關係，繼續閉關鎖國的“事大派”，兩派之間持續產生激烈的衝突。

從外部關係上看，宗主國清政府在嚐到了被殖民的苦果後試圖在屬國身上照貓畫虎，攫取實際利益，朝鮮自然首當其衝。一旁的日本在明治維新的同時拋出“大陸政策”，視朝鮮半島爲必爭的戰略要地。此外，英國、俄國在朝鮮均有重大利益關切。在19世紀後半期，朝鮮半島成爲東亞地區國際政治衝突的焦點。

萬邦來朝的勝景一去不復返了

1882年7月，漢城士兵因長期欠餉而發起大規模兵變，史稱“壬午兵變”。大量手工業者、小商人、城市貧民等漢城普通市民加入了這次起義，使“兵變”迅速轉化爲社會矛盾總爆發的“民變”。雖然導火索是士兵待遇問題，但根源在於朝鮮朝野對於皇后閔妃外戚集團在內政上倒行逆施，在外交上施行親日政策的不滿。

壬午兵變期間，大院君李罡應利用民意，極力打壓閔妃外戚集團，殺死多名要員，並派暴動士兵包圍日本駐朝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質義被迫帶領使館人員連夜逃離漢城，倉促回國。

此後，日本和中國均動用武力在朝鮮半島相互威懾，最後雙方妥協。日方獲得了在朝駐軍保衛日本使館的權利。中方則藉此機會對中朝關係做了初步調整，如與朝鮮簽訂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並幫助朝鮮改革軍制，建立新軍等，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加強了與朝鮮的聯繫。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晚清時期簽訂的中外條約中少有的對華有利條約

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爲首的開化派在駐朝日軍的支持下，發動了旨在剷除事大黨勢力，蕩除閔氏政權的甲申政變，但隨即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所撲滅。開化黨領袖流亡海外，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擴張遭到挫折。袁世凱和事大派在朝鮮政府內部佔據優勢地位，清政府取得了對朝鮮內政的實際控制權力。

當時，東亞的國際局勢對中國同樣十分有利。19世紀末，俄國開始向中亞-遠東地區大舉擴張，在侵略中國的同時，對英國等列強在印度、遠東的利益構成巨大挑戰。因此，西方列強願意讓清政府向朝鮮半島投放力量，以抵禦俄國勢力入侵，默認了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日本剛剛開始明治維新，羽翼未豐，因此決定暫時妥協，一方面仍然謀求在朝鮮駐軍、通商等實際利益，另一方面釋放善意，在表面上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表示無意發動戰爭。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在亞洲大舉擴張，在中亞、東北等地的擴張不僅侵害了中國的利益，也引起了英國的警惕上圖爲英國和俄羅斯激烈爭奪的阿富汗，下圖爲俄羅斯在中國東北規劃建設的中東鐵路：

自以爲既控制了朝鮮內政，又在外交上佔據優勢，清政府決定大幅度調整對朝政策。

袁世凱在跟李鴻章的信中說，“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內治外交，均爲代理，則此機不可失也。”把空洞的“宗藩關係”落實，以“宗主國”的身份從朝鮮半島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成爲清政府對朝政策的新基調。

此後不久，李鴻章任命袁世凱爲“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給予袁世凱參與朝鮮“內治外交”各項事宜的極大權力，袁世凱成爲這一政策的實際執行者。

清政府首先大量干涉了朝鮮的外交事務。此前，李鴻章原本想在朝鮮施行“以夷制夷”之策，要求朝鮮與各列強開港通商，建立外交關係。通過建立列強在朝鮮半島的均勢格局，以保全中朝宗藩關係，維護自身安全。因此於1882年5月勸說朝鮮王朝與美國簽訂了《朝美通商條約》，之後又與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簽訂了通商條約。但在甲申政變後，李鴻章、袁世凱等人轉而加強對朝鮮外交的控制，多次干預朝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朝鮮先後於1885年，1886年嘗試與俄國簽訂祕密協定，在袁世凱的高壓干涉政策下全部失敗。

袁世凱甚至計劃通過光緒皇帝頒發詔書，廢除朝鮮國王李熙的王位，另立國王，以維護中朝宗藩關係，最後因李鴻章不同意才作罷。朝鮮君臣事後表現出對華謙恭的假象，但內心憤恨不已，反華意識日趨強烈。本來反對朝俄密結，站在清政府一邊的英、美、日三國也對此頗爲不滿。清政府在朝鮮的威望受到嚴重損害，中朝宗藩關係走向惡化。

清政府也曾嘗試過控制朝鮮王朝的財政。當時，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朝鮮王朝，財政均十分窘迫，不得不以海關收入爲抵押，靠借外債勉強維持。早在1885年，朝鮮王朝就試圖通過向法國借款來緩解財政壓力，因袁世凱干預作罷。1890年4月，朝鮮王朝委派黎仙得到日本、香港、上海等地出售債券，發給政府文憑，貸款洋銀150萬元，以朝鮮海關收入做抵押。清政府對朝鮮王朝借債行爲非常不滿，命令中國駐各國公使照會所在各國政府，勸各國不要向朝鮮貸款。由於清政府的反對，朝鮮王朝大規模借債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不過，清政府在阻止朝鮮王朝借外債的同時，也在通過向其借款來更有效地加強對朝鮮財政，特別是朝鮮海關收入的控制。1892年，在李鴻章的支持下，袁世凱等人起草了貸款合同，約定以仁川海關和釜山海關的收入做抵押，向朝鮮王朝先後放款總計二十萬兩，以彌補其財政缺口。事後，清政府對這次政治性貸款非常滿意，認爲可以起到“保護屬藩大局”的作用。但從長遠眼光來看，清政府對朝鮮王朝借外債的干預，實際上淡化了朝鮮與各列強之間的聯繫，使得列強對朝鮮事務日趨冷漠，原本在朝鮮半島以“大國均勢”穩定大局的設想漸漸落空。

除了外交、財政兩項外，清政府還竭力通過禮法約束朝鮮王朝。1890 年 6 月 ，朝鮮趙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鮮王朝必須派遣訃使到北京，向禮部告訃，清政府須派出正副使各一人，前往賜祭，並賜諡號，以正名分。不過，朝鮮王朝此次卻以“血緣太遠，喪事不宜大辦”爲藉口，向袁世凱表示取消“大喪禮”的想法，這樣朝鮮國王就沒必要出迎敕使，以此彰顯朝鮮王朝的獨立自主。

朝鮮王朝的舉動，讓清政府認識到宗藩關係岌岌可危。爲了壓制朝鮮的自主運動，清政府不但沒有同意這一訴求，反而根據“名分秩序論”，從禮儀儀式上極力強調君臣名分，強化宗主權，彰顯宗藩體制。清政府派駐在朝鮮的袁世凱更是試圖通過此事，重置朝鮮王朝的權力分配，扶植事大派勢力，並藉由禮儀的舉行，向歐美列強表明中朝兩國的君臣名分與權利位階，打消朝鮮王朝君臣追求獨立的念頭。最後，在清政府遣使派兵的壓力下，朝鮮國王只能親自出迎敕使，中朝宗藩關係在表面上得到了維護。但是，朝鮮君臣顏面掃地，對華畏威而不懷德，這次事件又埋下了一根中朝宗藩關係破裂的導火線。

從壬午兵變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在李鴻章、袁世凱等人的努力下，朝鮮王朝君臣對華謙恭事大，日本和西方列強也似乎承認了中國對朝鮮的特殊權益，中國佔盡優勢，派駐朝鮮商務委員袁世凱幾乎成了朝鮮王朝的“太上皇”。但在繁榮表象之下，清政府對朝鮮王朝的強勢干預，讓相當一部分朝鮮官紳失望乃至於絕望。親華事大勢力越來越力不從心，而反華親日、反華親俄的勢力在暗自增長，獨立自主意識在朝鮮朝野蔚然成風。一旦遇到重大突發事件，朝鮮究竟站不站在中國一遍，其實在悄然間成了一個未知數。

中國古代沒有過建設殖民地的經驗，晚清政府更沒有殖民的力量。既想維護傳統宗藩體制，又想享受如西方列強一樣的殖民權益，這在近代歷史條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傳統宗藩體制又是清政府和大清皇室的一根支柱，若廢除宗藩體制，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勢必導致清政府權威受損。因此，它不得不用朝鮮王朝虛僞的賀表來爲自己塗上一些“天朝上國”的色彩，粉飾出一幅太平象。

後來，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在這場突發事變中措手不及，一敗塗地，禍根早在清政府對朝實行粗暴干涉政策之初就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