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育看北京，北京教育看海淀，海淀的媽媽拼了老命，下了血本地雞娃，卻依然無法確保孩子“上岸”（考上目標重點學校）。

最近一本名爲《上岸：一個海淀媽媽的重點學校闖關記》的書出版，又一次引起了教育界的震動。書中說：

小孩一年補習班，夠買10個愛馬仕；養孩子就像開公司，當媽就是當孩子的CEO；娃上小學四年級是個坎，很多職場精英女性在這個節點紛紛迴歸家庭，“上岸”——考進重點學校的過程已經是團隊作戰，“要有個教練，有個營養師，有個規劃師，人家都是一家人出來競爭的，你讓小孩兒孤零零一個人，你怎麼搞得定別人？”

有意思的是，這次連年薪百萬，剛下飛機，人在紐約的某乎都不買這個賬，他們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花掉10個愛馬仕都還在焦慮，這種故事無法引起我們的共鳴”。

真的嗎？

不要忽視環境的影響

人類是羣居動物，很難不受環境影響。在教育孩子上同樣如此。

舉個例子，女兒要穿露小腿的連衣裙，媽媽一定不會有什麼意見，可如果這家人座標伊朗首都德黑蘭，那這個媽媽肯定不能答應，因爲女兒敢這麼穿會被抓起來。

這當然是比較極端的情況。但其實我們的教育環境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改變了很多。

二十年前兩個媽媽閒聊，A發現B的孩子在補課，一定在心裏暗暗鄙視，他家娃一定成績不好，不然爲什麼要花那個冤枉錢？

二十年後兩個媽媽閒聊，A發現B的孩子沒有在補課，同樣在心裏暗暗鄙視：是高端班沒考上？還是家裏經濟條件不好，補習班都不上，好好的娃都給耽誤了。

環境變了啊，同志們！

不要覺得海淀那幫媽媽與我們無關，教育的影響力向來是一層層向外輻射的。海淀媽媽報15個培訓班，花10個愛馬仕，孩子小學就考過了託福，可能上海媽媽報10個培訓班，花7個愛馬仕，孩子小學考過了KET……以此類推。

如今，就連我那些在18線小城的朋友也都給孩子報了班，琴棋書畫學起來。

海淀媽媽的焦慮真的和我們無關嗎？未必。

時尚圈最潮的那幫人，改變了流行。雞娃屆最頂尖的那幫父母，改變了教育的氛圍。

就像一個佛系媽媽說的，我最開始很佛系，不報班，不買學區房。可是自打認識了一個牛娃爸爸，他也不是勸我雞血，他只是每次都跟我講：如果你佛系，一定要佛繫到底，千萬不要中途變卦。我本來不焦慮的，終究還是聽進去了。

別看他們年薪百萬，本質上大家都一樣

大家只看到海淀媽媽高收入，海淀的孩子資源多，其實海淀家庭也不好過。他們就算年薪百萬，錢也是全花在房子和孩子上面，和大多數城市普通家庭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別，他們甚至可能還不如18八線小城的人活得安逸。

首先北京的學區房，上千萬也只能買一套七八十平的老破小。你說他們住得有多舒服？未必。可該花的錢一分也不會少。

百萬年薪，房子上就花去了將近一半。剩下的算算去掉10個愛馬仕還剩多少啊？就算最便宜那款，好像也不夠。

想想看這一家子，現金流極不健康，自住房，投資在娃身上的錢都是看不見回報的。掙多少錢都扛不住嘩嘩的往外淌。

爸爸一個人掙錢幾個人花。萬一被裁員，全家都傻眼。這壓力得多大？

媽媽放着高薪工作不做，自廢武功，回家“雞”娃，收入銳減。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一天就是馬不停蹄地接送娃，督促娃，教娃。KPI完全不取決於自己，比催客戶要賬都難。

更可怕的是，“雞”娃屆競爭慘烈，即便all in，也不能保證孩子一定可以上岸。這壓力得多大？

最倒黴的還是那個娃，銜着金湯匙，投胎到地獄模式。面對一個焦慮的媽和一個亞歷山大的爸，最終必須揹負來自父母雙方的壓力和焦慮，快樂地做自己是一種奢望，每一次考試，筆下都捆綁着父母殷切的期望和那10個愛馬仕。

這樣的孩子不抑鬱簡直就是人間奇蹟啊。

別笑話海淀父母，別譏笑他們想不開，對他們來說，“雞娃”是剛需。想象一下週圍人家都西裝筆挺，你好不好意思穿着衛衣人字拖？你不好意思，他們也不好意思。

再說，普通人又好到哪裏去？一樣地背房貸，一樣地從牙縫裏省錢給孩子報班。大家大舅不要笑二舅，五十步不要笑話一百步。

教育問題，事實上已經成了世界性的問題。全世界都面臨着相同的問題：教育時間和成本的大幅度增加。

經濟學家統計了美國、加拿大、荷蘭、西班牙、英國的父母每週在教育孩子上所花費的小時數。他們發現幾乎所有國家的爹媽，帶娃時間都在不斷上升。區別只是有的國家直線上升，有的國家曲線上升。哪怕在我們印象裏很佛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爹媽花在娃身上的時間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

從1975年到2005年這30年間，荷蘭媽媽每週多花4小時跟孩子相處，爸爸則多花3小時。美國漲幅更兇，爹和媽跟娃相處的時間，每人都增加了6個小時。摺合下來一天增加了快2小時，這還不算生育率下降，平均到每個娃頭上的時間更高。

當然，用腳趾頭想也知道，父母花那麼多時間在孩子身上，不可能是陪孩子玩過家家，而是盯着他們寫作業呢。

總之一句話：全世界的父母都變得越來越“雞”。所以這不單單是中國人這樣，更不單單是海淀父母這樣。我們要有兔死狐悲的精神。

教育焦慮來自哪裏？

我們對孩子的焦慮本質上來源於兩點。

第一、教育的收益太高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教育進入高焦慮，高投入時代了呢？

從受教育和不受教育收入差距變大開始的。

早些年一箇中專生或者高中生，進了國企，他的收入雖然不如大學生，但差距沒那麼大。大家都有房子住，都一樣窮，日子一樣過。

所以當時的新華字典上有句例句：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考上北大和當售貨員的前途一樣？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這兩者之間的差距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已經大到馬裏亞納海溝那麼大了。

假如今天售貨員和北大畢業生的收入還是差不多，你猜父母還會不會如此賣力地雞娃？

不可能嘛。

正是因爲用人單位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高考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教育才會走上了這麼一條充滿火藥味的“不歸路”。

第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另外一個讓父母不得不花大力氣“雞”娃的點，在於時代變化太快了，快到讓人心慌。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現在卻是什麼什麼都快，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快。海淀的父母是走在技術前沿的一批人，他們更能感受到時代的列車已經由鐵皮車換成了和諧號。

AI這雙靴子，已經落下了一隻，大家都知道另一隻遲早要掉下來。只是不知道掉下來的時候到底會砸到多少人，消滅多少行業罷了。

你讓父母們怎麼辦？他們只能讓孩子多學一點，再多學一點。

但是真的把孩子的時間排的滿滿的，讓他們在學業上一騎絕塵就保險了嗎？

也未必啊！人畢竟不是電腦，不是程序輸進去就能自己運行的。

孩子壓得狠了，一定會出問題。

我雖然能理解父母的焦慮，甚至同情他們的焦慮。但《上岸》裏最讓我揪心的，是這麼一句話：

“嘟嘟跟我說，媽媽，那些孩子是騙你的，因爲他根本就沒有真正地玩過，他都不知道玩有多好玩，他以爲只有培訓班那種玩是玩。”

這麼一羣不會玩的孩子，將來真的會成爲精英和領袖嗎？那人類該變得多無趣啊！

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