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規範用藥和治療，活着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自由呢？

文 |南都週刊記者 胡雯雯 實習生陳捷開

人物攝影 |孫海 編輯 |楊文瑾

在廣州車水馬龍的東風東路上，有座不太起眼的兩層門診小樓。門口沉默地坐着排隊等待掛號的病人，他們大多單獨前來，拿了號便安靜地坐在一旁。

這兒就是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門診，也是全國名列前茅的艾滋病專科門診。作爲主任醫師的蔡衛平，從業30多年來一直與同事和病人並肩攜手，對抗着這種特殊的病毒：

它本身基本上不直接引起疾病，卻會在人體內悄悄地不斷複製，將免疫系統攻擊得千瘡百孔、全線崩潰。這時，人體就成了一個不設防的活體培養皿，任何病毒、細菌都可以肆無忌憚地生長：喫壞一次肚子可能腹瀉三星期，一次角膜炎就足以讓你失明，一次感冒就可能讓你喪命；直到最後，你的中樞神經系統損害，意識模糊，肢體癱瘓，奄奄一息……它的名字，叫做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20全球艾滋病防治進展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共有3800萬HIV感染者，其中有2540萬人在接受治療，而2019年的新發感染者有170萬，是全球目標值的三倍多，預防工作任重道遠。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國報告存活感染者95.8萬，其中86.6%已在接受治療，治療成功率爲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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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行

其實，成爲一名傳染科醫生並不是蔡衛平的理想，他甚至曾經千方百計想調離這個崗位。“我父母都在中山醫工作。從小我在醫院裏長大，就喜歡趴在牆上偷看人家解剖屍體，對手術刀再熟悉不過了。實習時，我去的第一個科室就是一家醫院的外科，雙方都覺得很滿意，以爲從此我就能當個外科醫生了。”

蔡衛平個性爽直，覺得外科更適合自己，夠乾脆。“用句玩笑話來說就是：有什麼毛病，劏開來看下不就知道咯。”結果陰差陽錯，畢業分配時，他被分到了廣州市傳染病醫院（現在的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下文簡稱市八院），一家沒有外科的專科醫院。

對很多畢業生來說，傳染病醫院並不是個好選擇，有門路的都會想辦法避開。“開頭幾年，我還沒有放棄外科醫生夢想，一直在申請調動，但最終還是沒走成，只好留下來了。”

漸漸地，蔡衛平發現這個專業也挺適合自己。當時的傳染病，大多發病急且兇險，比如流腦、白喉、傷寒、狂犬病之類。無法挽救的病人，很快就離世了，而判斷和治療準確的話，一條生命就被迅速地從鬼門關撈了回來。並且治療好一個傳染病人全社會都能受益，特別有成就感。

然而，醫院接收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時的震撼，令他至今難忘。1995年，一位患艾滋病晚期的緬甸船員，在海上出現了嚴重的肺部感染，船一靠岸，病人就被立刻送到市八院。

全體醫護人員嚴陣以待，將能找到的防護行頭都穿上了，甚至還套上了水鞋。當時，距1985年中國宣佈第一例艾滋病死亡案例，只過去了不到十年；中國派出第一個代表團參加國際艾滋病會議，並證實中國有11個艾滋病病人，是在1992年；而直到1996年，治療艾滋病的“雞尾酒療法”纔在美國投入使用，全球推廣使用是在1998年以後。

由於缺乏艾滋病藥物，這位緬甸船員只能用普通肺炎的方式治療。他被安排在了原本是收治狂犬病人的7號房。7號房的特殊之處在於有兩扇門：一扇通往醫院走廊，另一扇則通往太平間。狂犬病的死亡率100%，因此在大家的印象中，7號房意味着“有去無回”。

然而，這位艾滋病患者卻被救了回來。十多天後，他從入院時的奄奄一息，恢復到了可以走路的狀態。

緬甸船員離開醫院的背影，給蔡衛平和同事帶來了很大的觸動：“原來艾滋病並沒有那麼可怕，他們雖然免疫系統遭到了破壞，但依然有活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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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露

護士長劉聰是2004年到感染科工作的。她最開始對病人的印象是：“很兇，不好說話，經常帶些社會上的朋友聚在這裏，挺可怕的。”那時的艾滋病患者，很多是通過吸毒感染的，他們甚至會在門診部互相打起來。醫護人員在勸阻時，難免會受傷流血，面臨病毒感染的風險。

“對於這種風險，我們有個專業術語叫‘職業暴露’。”劉聰回憶，儘管入職時已經受過嚴格訓練，但年輕些的同事總會擔憂，“晚上時不時做噩夢，每次體檢時都有些提心吊膽。”

其實，只要在第一時間給傷口消毒、評估危險、服用阻斷藥物的話，醫護人員的感染幾率是極低的。根據美國的調查數據，HIV 職業暴露的危險概率約爲 0.064%，遠低於醫務人員暴露於乙型肝炎病毒針刺傷 19% 的感染概率。

2015 年發表於《英國醫學雜誌》（BMJ）的一篇文章中，研究學者對近 30 年 pubmed 數據庫和 cochrane 圖書館相關文獻進行回顧後發現，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和 HIV 經銳器傷傳播的風險，常被引用爲 1:3，1:30 和 1:300。

後來，隨着宣傳教育的推廣,國家對救治投入的增加，病人的素質也越來越高，很少再出現“髒亂差”現象。“病人在外面再怎麼鬧事，在我們面前也是比較安分的。人心都是肉長的，醫護人員對病人的尊重，他們也能感受到吧。”

副主任護師徐國紅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跟蔡衛平共事，中間去外科工作過幾年，後來捨棄了當護士長的機會，申請調回了感染科。“以前，我們都不太敢跟朋友說自己是感染科的，但現在，就連外院同事都對我們科和蔡主任很敬仰，稱他爲‘男神’。我覺得在這裏真的能體現作爲護士的價值感。”

“蔡主任的業務水平確實高，而且對病人非常尊重，病人都願意找他聊天。” 劉聰回憶，“他每次查房時，沒有特別情況都是不戴手套的，跟病人也會有肢體上的接觸，跟他們聊天、開玩笑，還帶頭跟病人和家屬一起喫飯，打消他們的顧慮。久而久之，我們也就慢慢學習到了。”

對於許多艾滋病患者來說，輾轉求醫之後，市八院的感染科可能是人生的最後一站。儘管《艾滋病防治條例》（2019 年修訂）第四十一條規定，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但醫療過程的防護、器械的消毒、醫務人員的培訓，並不是每家醫院都能做到位，所以許多HIV感染者在因爲其他病情求診時，經常會被拒診。

“目前，大家對艾滋病的重視程度還是不夠，主動檢測比例偏低，大概70%都是由於醫療機構被動檢測時發現的。”2020年，蔡衛平參與了一部名爲《生無畏》的艾滋病公益短片的攝製。他在片中坦言：“如果他/她能及早發現，在出現機會性感染前就去治療，就可能不會進展到艾滋病期，隨着終身的抗病毒治療的開展，有可能終身都不會發病。”

在蔡衛平看來，“如果社會對於艾滋病患者更包容，讓他們可以像高血壓、糖尿病病人一樣公開疾病，對所有人都會更安全些，包括對於醫療工作者本身。”

他提起這樣一個案例。曾有位股動脈破裂的病人去醫院求助，但因爲艾滋病而被拒診。病人每天徘徊在醫院門口，腿部血管鼓包越來越大，最後當場破裂，血濺四周。不明就裏的醫護人員將他推進急診室時，根本來不及做任何防護，只能暴露於感染危險之中。“如果儘早收治或轉診，採用安全的手術措施，這種事故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根據中國紅絲帶網的數據，如果得到及時規範的治療，絕大多數HIV感染者半年後血液中就可以查不到病毒，病毒對其壽命也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即實現“帶毒生存”。然而，要保證終身“及時、規範”的用藥和隨訪，本身就是一個巨大挑戰。

人在感染了HIV病毒後不一定會馬上發病，會經過0.5～20年（平均7～10年）的潛伏期，這段時間被稱爲HIV感染者；只有在發病之後，這個人才能被稱爲艾滋病患者。

佔據了整層樓的市八院感染三科，收治着近50牀住院病人。在這裏工作了15年的副主任醫師陳醫生，見過太多危急病例。“艾滋病患者幾乎都是緊急發作，而且治療難度非常大，一臺手術往往需要多科室醫生協同作業。他們不但冒着職業暴露的風險，也要處理各種複雜的情況，真的非常強大。”

“病毒摧毀了人體的免疫系統後，發病可能是從頭到腳的，比如腦，肺部，腎臟，處理起來非常複雜。而且由於免疫力低下，術後產生感染和各種併發症的幾率也更高。”主管護師譚護士介紹。她的微信步數，幾乎每天都在2萬步以上，全是奔走於不同病房之間跑出來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市八院感染科抽調了一半人手前去隔離病區支援。蔡衛平在抗疫前線奮戰之餘，也不斷往來於艾滋病診室，確保兩個院區都正常運轉。

“當時，很多醫院的感染科都轉爲收治新冠，蔡主任堅持一定要維持艾滋病門診，怕病人沒有地方拿藥和救治。”護士長劉聰記得，蔡衛平反覆強調的一句話是：救命藥不能停，這是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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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命 藥

病人阿齊的揹包裏，永遠放着一個9格藥盒。每天三次，他會和全世界超過2330萬名HIV感染者一樣，準時服下幾片藥，前後誤差不超過10分鐘。他知道，十年如一日的規律服藥，是他至今保持着健康狀態的關鍵，而一旦漏服或延時太長，就可能造成病毒的反彈、發生耐藥性變異，導致控制失效。

這種被稱爲“雞尾酒療法”的艾滋病治療方法，是由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於1996年提出的，指通過三種或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來抑制病毒複製、恢復被破壞的機體免疫功能，從而延長患者生命。

（圖片來源於《艾滋病AIDS的發生原理與HIV病毒感染的過程》）

自2003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四免一關懷政策”，爲所有HIV感染者提供免費的抗病毒治療，這在全球都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免費的特性就是廣覆蓋、低保障。“我國現在使用的，很多還是十幾年前的老藥，用藥水平甚至還不如一些非洲國家。之所以有超過90%的高控制率，全是靠病人忍受着毒副作用、多年如一日準時用藥的依從性，才得以保證的。”蔡衛平嘆息。

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已經不符合許多國際組織的藥物捐獻標準；但引進進口新藥的費用，免費體制又難以承受。

“我們也鼓勵過自費藥市場。但是，一種是喫了不頭暈不起皮疹、每個月3000多元的自費進口新藥，一種是副作用比較大但免費的藥，你會選哪個？絕大部分的患者都選擇了用免費藥。”

2013-2018年我國抗HIV病毒藥物市場。（圖源：火石創造《hiv病毒 2019年全球艾滋病（HIV）現狀及競爭格局分析》）

2018年，蔡衛平當上全國人大代表時的第一份議案，便是建議將艾滋病治療納入醫保。“醫保報銷只是一個方面，更大的好處是，靠國家批量採購把藥價壓下來，以前3000多元一個月的藥，現在可能只要一千多元，能負擔的患者就多了，從此就有更多的選擇。”

他欣喜地看見，在2019年開始實施的新醫保目錄裏面，出現了單一複合片劑-艾考恩丙替片，如今廣東省職工/居民可享受60%-90%的門診報銷。“以前的藥，有些一天喫三次，有些一天兩次，很容易弄錯。另外，病人在外面工作或應酬時不方便的話，也可能延誤喫藥時間。這種一天只需服一片的藥，會更有利於病毒控制。”

“複合片劑並不是單純把三種藥壓成一片那麼簡單。就像你把三種顏料倒進一杯水裏，它們肯定會融合在一起發生變性，所以要做到合而爲一又不相互影響，藥物研發者們是下了功夫的，他們爲簡化病人的服藥方式花費了很大心血。”

從完全免費，到自己承擔一部分藥費，也是一種責任感的增加。“以前有的病人會在領完藥和交通補貼後，會轉身偷偷把藥扔掉。他覺得我又沒有症狀，爲什麼要忍着副作用、爲了完成你們的控制指標而去喫它？”

在蔡衛平看來，糾正患者的觀念，讓他們有主動求醫的意識，是廣東省這些年治療成功率如此高的關鍵之一。他們甚至曾頂住壓力，將國家發放的交通補貼原路退回，並堅持收取掛號費。“我們希望每個病人都能爲自己負責，爲自己來看病，而不是爲了政府或者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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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療 ”

在市八院艾滋病門診的資料庫裏，有三排放滿了病例檔案的鐵皮櫃，櫃頂也排着密密麻麻的檔案袋。辦公桌旁的地上，擺着三四箱藍色文件夾，這些全都是艾滋病患者的檔案。

根據國家衛健委疾控局的數據，截至2019 年10月底，我國報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95.8 萬，相較於2012年的數據翻了兩番。“在我們門診登記的病人，如今應該超過2萬了。”蔡衛平回憶，醫院最初是不保存病歷檔案的，但病人們經常弄丟病歷，或是藏得太隱蔽，連自己都找不到，所以纔有了這個做法。“這些檔案中，有的人剛開始治療，有些從孩子長成了家長、已經結婚生子，還有些則去世了，但所有檔案我們都保存着，永遠不會丟棄。”

許多患者的人生，也就通過這份保存多年的病歷檔案，和醫護人員們永遠聯繫在一起。

病人高揚是8年前開始來門診的，每3個月一次，非常規律。“其實我每次來，也沒什麼特別情況，就是想跟蔡醫生聊一聊，確認自己一切正常。”第一次得知自己HIV呈陽性時，高揚和許多病友一樣，處於震驚和自卑中。但接診他的蔡衛平卻非常平和，言語絲毫不帶評判，就像叮囑感冒病人一樣，指導他如何定時服藥和檢查，這給了他很大的信心和安全感。

美國公共健康先驅愛德華·特魯多醫生有句著名的墓誌銘：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時治癒，經常關懷，總是安慰。）這也符合感染科醫生們的準則。

“廣東人把去醫院看病叫做‘睇醫生’，後來我才發現，很多人真的是來‘看醫生’的。”蔡衛平笑着說，很多患者其實已經很穩定，但就是不放心，一定要聽到你親口說“沒問題”才心安。

副主任護師徐國紅透露，考慮到蔡主任年近退休年齡，門診每天給他限號30個。但每次遇到需要開導的患者，他總會聊上二三十分鐘，有外地病人專門趕來看他，他也會爽快加號。南都週刊記者第一次採訪時，正好是他的出診日，徐國紅指着顯示11點的鐘說：“還有十來個號呢，蔡主任每次工作到下午一兩點才喫飯，是常有的事。”

對於HIV感染者來說，病毒摧毀的不僅是身體，常常還有他的整個社會圈子。被拋棄、背叛、誤解、孤立……這都讓病人無比孤獨，艾滋病門診便成了他們爲數不多的，可以放心吐露心聲的地方，有醫生、護士、個案管理師爲他們疏導心理問題。

“這個病，往往連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說。雖然你自己注意的話，是不會威脅到他人健康的，但可能說完以後，你從此就沒有朋友了。感染病毒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而看着最親近的人一個個離自己而去，會更難受。”

（圖源：視覺中國）

在蔡衛平看來，病人與醫生坦誠交流，本身就是治療的一部分，“會說自己想去死的人，往往是沒有下定決心的，你多拉他幾次，他就從懸崖邊回來了。”

對於生死一線的掙扎，他自己也深有體會。

作爲一名傳染科醫生，2003年抗擊SARS期間，蔡衛平責無旁貸，衝鋒在前。當時的醫療防護措施遠沒有如今齊全，連口罩都還是棉紗的。他在工作半個月後，突然出現了低燒和咳嗽症狀。剛開始他還心存僥倖，希望是感冒，但在強撐幾天後，肺部CT的陰影明確顯示：他感染上了SARS病毒。

從正常工作到移動幾步路都艱難，似乎是一瞬間的事。當他上了呼吸機，被推到鍾南山所在的廣州市呼研所住院時，感覺每一口空氣都吸不進肺部，無比艱難。

“在最難熬的那個晚上，我對妻子說，想看一看女兒。”他的妻子同樣是傳染科的醫護人員，疫情一開始，女兒就被送回了湖南的學校。“如果沒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希望她回廣東的，太危險了。但當時，真的感覺可能再也見不到了。”

幸運的是，他撐過來了。

“住院的那段日子，連走廊都出不去，每天只能看着窗外居民樓的燈光，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出去走走。”出院當天，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奔向樓下，點了一碗牛腩粉。看着人來人往的街道，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他的眼淚突然就掉了下來，“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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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自由地活着，也是所有艾滋病患者最大的願望。根據衛健委的數據，我國符合治療條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療比例爲86.6%，治療成功率爲93.5%。只要規範用藥和治療，活着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自由呢？

當HIV病毒在1986年被定義時，它不過是衆多人類感染病毒中的一種。然而，當人們漸漸發現，它好像在“某種人羣”中發生率更高時，大家的關注點轉向了。人們開始躲避、疏遠、甚至譴責艾滋病患者，將他們打上“吸毒者”“性濫交”“同性戀”等各種標籤。

然而，這種分化並沒能阻止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更無助於它的防控。2001年，全世界感染HIV的人數爲500萬，2018年，這個人數上升到了3790萬。

“我感覺，對於艾滋病患者最大的歧視，並不只是來自對疾病的恐懼，後面夾雜着更多複雜因素。”蔡衛平見過有些患者的父母，在知道兒子染上HIV病毒時，只罵了句：“衰仔，都叫你不要亂搞啦！”，但在得知兒子是同性戀後，卻崩潰大哭，無法接受。

吸毒、男男同性戀、商業性行爲、婚外性行爲……這些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爲，都是“主流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然而，也有許多本該令人同情的患者，比如早年因賣血而患病的貧困人羣、因患血友病等在輸血時意外染病的羣體、遭受性暴力而被感染的婦女、一出生便感染的無辜兒童……他們都落入了被歧視的羣體中。

電影《最愛》（2011）拍攝中。這部顧長衛導演的電影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一個偏僻山村的村民因爲賣血而感染上艾滋病後的故事。

艾滋病門診經常接到這樣的諮詢：跟艾滋病患者一起喫飯時，如果我有口腔潰瘍，甚至他也有的話，會不會感染？要是他們用過的鍵盤沾了血或體液，我手指上又有倒刺的話，會不會感染？叮了他的蚊子再來叮我的話，會不會感染？走在路上眼睛忽然痛，會不會是有別人的血液進入眼睛裏？

其實，離開了血液和體液的HIV病毒是無法長期存活的，生活中能接觸到的病毒濃度也相當低，難以達到感染的程度。但是，這種草木皆兵的社會氛圍，只會讓艾滋病的傳播更加隱蔽，造成更大影響。

“比如，有些人爲了掩蓋性取向，就娶了同妻，甚至導致對方感染；有些人本來可以穩定控制，但因爲顧忌社會眼光而躲躲藏藏，延誤了診斷或服藥，結果治療失敗，從此產生耐藥性，甚至還把耐藥病毒傳染給別人。”

艾滋病患者因爲病情而失業後，會爲社會帶來更大的經濟負擔；當他們的合法權利得不到尊重時，埋下的社會隱患可能更大；再往遠了說，假如有一天，艾滋病有了疫苗，也能治癒了，這種人與人的分化就結束了嗎？也許它只會換一種病毒作爲載體，繼續存在？但是那時，被歧視的人又會是誰呢？

“許多病人，即使曾被人看成是爛仔、白粉仔，只要你給他機會，也有重新開始的可能。”說着，蔡醫生站起來，往辦公室的窗外望去。窗外是醫院大門，門口一棵大樹，枝繁葉茂。“阿康就整天坐在那棵樹下等病人，當成自己上班的地方一樣。”

阿康以前是個混混小頭目，吸毒、鬥毆都是常事，還曾幾進監獄。在多年的治療後，他病情已經穩定，也開始走上正路，自己做些小生意。“有些外地來的患者要掛號、加號或者住院，找不到我，就會求助於阿康。”蔡醫生笑着說，“他會熟練地幫人家掛號、辦理出入院的手續。所以他總說自己是我的經紀人。”

在蔡醫生的電腦裏，有個龐大的文件夾，裏面是從醫30多年來，他跟患者的合影。裏面有一個女孩的生日會，他至今記得，她的出生時間是10月1日的早上10點多。

“爲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因爲當時正好是國慶閱兵。她媽媽的產程卻提前了。”女孩的母親發現自己感染上病毒時，已經懷孕了，在她和朋友的再三懇求下，醫院同意幫她做擇期剖腹產，以縮短產程，最大程度降低孩子的感染風險。

但突然提前的分娩，讓醫護人員非常緊張。幸運的是，在緊張有序的配合下，孩子順利出生了，第一時間做了清洗、檢查：是個健康的寶寶。如今，母女倆依然平靜而幸福地生活着，女孩的生日，也是大家慶祝母嬰阻斷的紀念日。

母嬰傳染是兒童艾滋病感染的最重要途徑，但如果從孕前至產後，每個節點都做好阻斷，即使夫妻雙方都是感染者，新生兒的感染風險可以降低到1%以下。據感染三科的陳醫生估算，從設立感染婦產科至今，廣東省已經有400多例成功阻斷的艾滋病患者生育案例了。

還有許多患者，至今活躍在蔡衛平的微信朋友圈裏。阿華是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治療的，“以前坑蒙拐騙沒少幹”。有一天，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問蔡衛平，自己想成個家，能不能幫忙介紹對象。“我就在查房時留意了一下，後來發現病人中有個單身的女孩子，兩人挺合適的，就幫他們拉了紅線，後來兩人真的就結婚了。”

蔡衛平笑呵呵地翻出阿華的朋友圈：“他的生活現在看起來挺滋潤，做做生意，曬曬美酒、美食，有時也曬娃。”阿華和妻子通過母嬰阻斷，成功地生育了一個健康的女兒。照片上的小女孩，活潑可愛，在灑滿陽光的遊樂園裏甜甜地笑着，那個笑容，能讓人記一輩子。

（文中患者姓名均爲化名。）

參考資料：

1.中國政府網：2006年11月30日《中國艾滋病大事記》

http://www.gov.cn/ztzl/yfazb/content_458178.htm

2. Kuhar DT, Henderson DK, Struble KA, et al. Updated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s to HIV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Atlanta, G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DC; 2013. Available at http://stacks.cdc.gov/view/cdc/20711.

3. Management of sharps injuries in the healthcare setting, BMJ 2015; 351 doi:https:// doi.org/10.1136/bmj.h3733(Published 29 july 2015)

4. 國務院辦公廳 《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

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1日：《我國報告存活感染者95.8萬 艾滋病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1/content_5457448.htm

6. 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聯合規劃署：《2001年艾滋病狀況》

7. 中國疾控艾防中心2019-07-17：《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發佈全球艾滋病最新情況報告》 http://www.chain.net.cn/info_view/13215/

8. http://m.chinacdc.cn/jkzt/crb/yl/azb/kyjz/201911/t20191114_206831.html

9. https://www.who.int/features/qa/71/zh/

10.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艾滋病丙型肝炎學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艾滋病診療指南(2018版)[J].中華臨牀感染病雜誌,2018,11(6):411-432.DOI:10.3760/cma.j.issn.1674-2397.2018.06.002

11. http://www.nhc.gov.cn/jkj/s3586/201911/c2388ce70bdd404ea6dfcd886591784d.shtml

12. UNAIDS CHINA：《2020全球艾滋病防治進展報告》發佈：2020年抗艾目標將無法實現

http://www.unaids.org.cn/page122?article_id=1200

來源｜南都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