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授衔时，原红二方面军的将领为何偏少

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首次对全体有军职的军队干部进行授衔，史称“五五授衔”。其中此次授衔，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中将177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少将806名（含1956年和1958年补授）。

其中，出身红一方面军的将领占大多数。举个例子，红一军团长征前有三个师，师长加政委有六名主官，除了陈光外均获得了上将军衔。

比较而言，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开国将帅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元帅只有贺老总一人，大将中装甲兵总司令许光达出身原红二军团。57名上将中只有肖克、甘泗淇、贺炳炎、李达四人。177名中将中有廖汉生、黄新廷、郭鹏、王尚荣、杨秀山等24人。

在长征会师时，红二方面军有一万三千多人，占陕北红军总数的差不多三分之一。为何五五授衔时将帅比例差距那么大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四。

第一个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二军团多能征善战的将领，诸如洪湖苏区的创始人段德昌，红三军七师前后两任师长——王一鸣、叶光吉，两任政委朱勉之、盛联均，教导一师师长董朗等英年早逝。如果段德昌去世得不那么晚，还是有机会竞争大将的，保底也会获得上将军衔。

加上国军对洪湖和湘鄂西苏区进行疯狂围剿，红3军最开始有三个师差不多两万人，最后和红六军团会师时只剩四千。全军上下只有四名党员，即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

据廖汉生将军回忆，到1933年9月，红二军团300多人里只有不到300人是党员。大批团长、师长及团、师两级政委过早离世，给红二军团带来了巨大损失。

第二个原因就跟抗战有关了。

抗战期间，上级给120师358旅主要任务是发展晋绥和大青山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359旅在东进雁北几年后也奉命调回陕北。

晋西北经济状况相对而言不算太好，而且人口也有十分有限，雁北和大青山地区地广人稀，发展限制相对较大。

抗战时期120师358旅最佳的发展机会其实是1939年挺进冀中。在冀中，贺老总指挥120师首秀就打了抗战期间对日军规模较大的围歼战——河间齐会战斗，歼灭日军七百余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陈庄战斗，以3个主力团歼灭了日军独混八旅团第31大队，歼敌1400人。

两战大胜，许多老百姓纷纷要求加入八路军。120师和358旅由最初的六千多人发展到差不多五万人。比较惋惜的是，八个月后，为了保卫河防，上级要求120师离开冀中回师晋绥。如果714或者715团这两个红军团之一能留在冀中发展，那么结局肯定大不一样。

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区部队转移到晋察冀一分区准备反攻。到1943年，国军妄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上级命令吕正操率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六个团到晋绥根据地，与120师部队合编。合并了吕正操部后，到1945年，晋绥野战军也才发展了4个旅，即358旅和独1、2、3旅共12个团。

359旅的经历就比较曲折一些。抗战初期在五台、平山一带发动群众、打击日军、收复失地，干得有声有色，部队从五千人发展到一点五万人。后为保卫边区，359旅奉命回军绥德。又开赴南泥湾，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保卫边区和发展边区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部队在4年时间里几乎没怎么发展，反而还因为精兵简政被削减到八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