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貧富差距，正在撕裂這個世界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窮人成爲了右翼政黨上臺的槓桿。
爲了博取鐵鏽地帶的工人支持，特朗普承諾將製造就業崗位帶回美國，不惜與中國發動貿易戰。
奧巴馬拍了個《美國工廠》更加直觀地反應了美國製造業的現實問題，當然也折射了中國的內在問題。
爲了博取亞馬遜農民的支持，巴西右翼領袖、網紅總統博索納羅，默許農民縱火焚燒原始森林，以“退林還耕”。
法國總統馬克龍及國際人士紛紛發推特譴責巴西燒燬了“地球之肺”，暴露出窮人爭奪生存空間與富人呼吸新鮮空氣之間的矛盾。
不管是鐵鏽地帶的工人，還是巴西原始森林的農民，反應出當今世界的核心問題：
貧富差距正在撕裂這個世界。
圖：美國人均財富的分佈情況，來源：橋水基金，智本社
自1980年裏根政府執政以來，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最近40年時間，美國工人家庭實際收入增長緩慢。1980年，美國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後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兩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如今，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的財富總量，大約等於最貧窮的90%的人擁有的財富總量。這一財富分配狀況與1935至1940年的情況類似【1】。
美國並不是個例。如今，世界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危險線。
二戰後西方世界努力致力於公共福利建設，窮人的生活質量大幅度提升。如今，爲了維持高福利，美國、歐洲各國政府已負債累累。
爲什麼在公共福利建設方面的努力，無法阻止貧富差距的擴大？
貧富差距，並不支持政治口號、剝削理論以及“我窮我有理”的邏輯；其背後蘊含着深刻的經濟規律。
按照新古典主義的邏輯，窮人賺得少，富人賺得多，都是由市場競爭決定的，不能怨天尤人，因爲市場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當今世界，貨幣、勞動力及土地市場，這三大重要的市場都不是充分競爭的市場。按照市場的邏輯，論述貧富差距存在前提性缺失。
這三大市場，都存在天然、制度及國家三重障礙，導致要素無法全球自由流通，其結果都是不利於窮人的財富增加。
本文邏輯：
貨幣非市場化：富人靠近貨幣，窮人依靠勞動
勞動非市場化：資本全球配置，勞動囿於本土
土地非市場化：城市房產增值，農村土地貶值
1
貨幣非市場化
富人靠近貨幣，窮人依靠勞動
貨幣，是一個無比深奧的經濟學問題。
貨幣，也是當今世界經濟問題的核心所在。
自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及信用貨幣時代，國際貨幣市場逐漸走向自由化。
如今，國際外匯市場已經實現了市場化交易，資本管制被打破，國際資本在西方國家自由流通。
但是，貨幣依然是一個由國家壟斷的市場。政府或貨幣當局，始終壟斷着國家貨幣發行權。這就決定了貨幣並不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貨幣資源的配置受到人爲的干預。
當貨幣超發時，越接近貨幣發行權的人，越可能獲得財富；遠離貨幣發行權的人，財富則縮水。
如此，貨幣富餘者與貨幣貧乏者之間的貧富差距，隨着貨幣超發而擴大。這成爲了最近四十年富人與窮人拉開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是改變世界格局的十年。這十年的變化，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
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浮動匯率誘發了國際外匯套利空間，投資銀行由此興起。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時期，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採取了極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將肆虐了近10年的通脹給打下去了，美元重回強勢軌道。
沃爾克卸任後，里根政府加快了金融混業及自由化改革，打造了所謂的里根大循環，美國從產業資本逐漸走向了金融資本之路——強美元、強金融、弱製造、高赤字、高負債。
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貨幣體系從金本位轉向信用本位，美聯儲發行美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無需剛性兌付黃金，可透支國家信用超發貨幣。
藉着強勢美元浪潮、信息技術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浪潮，美國金融持續繁榮，房地產、股票、信託、債券、基金、期貨迎來了史詩級的大牛市。
里根大循環推動了美國經濟持續增長，但是這是一個全球化經濟結構失衡的增長。
受特里芬難題的制約，美國在強美元的推動下，金融異常繁榮，而製造業則日漸衰落，這造成金融及跨國公司富豪及高級人才，與藍領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
更大的問題還在於，美國這輪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貨幣增長。
圖：1980-2018年美國GDP增長率及M2增長率，智本社
1946-2006年，M2年均增速6.5%，與名義GDP增速基本相當，比實際GDP增速高出3.4個百分點。從1980年到2018年，大部分年份M2增速都高於GDP增速。
貨幣總量，大幅度覆蓋了經濟總量。這輪經濟增長，存在不少貨幣泡沫。
在沃爾克執掌美聯儲之後，受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影響，美聯儲逐漸以控制通脹爲主要目標。
因此，從1983年開始，美國一直保持低通脹狀態。
圖：1960-2018年美國通脹率，智本社
換言之，美國多發的貨幣沒有流向消費領域。
貨幣流到哪裏去了？
房地產及金融市場。
圖：1980-2019年美國納斯達克指數，智本社
美國金融市場迎來了歷史罕見的大牛市，房地產及金融資產價格大幅度攀升。房地產、金融及跨國公司富豪及從業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而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
2000年到2005年，美國的經濟增長了1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但普通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僅增長了3%。
高管和普通工人的報酬之比從1965年的20比1增長到2000年最高時的400比1。即使是次貸危機期間，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也高達1500萬美元，貝爾斯登的CEO凱恩在倒閉前賺取了1100萬美元。
這就是“誰接近鑄幣權誰更富有”的道理。
金融過度繁榮，滋生了一羣“食利者”。
過去幾十年，美國主權債務、企業債務規模大幅度膨脹，投資銀行是債務市場的主要得利者。
投資銀行將債券、房屋抵押合同等打包做出金融衍生品獲利。
跨國公司則拿着大把美元在全球從事資金販賣工作，將美元轉手販賣給新興國家的投資者。
另外，大批中產階級揹負着房貸爲銀行打工，大批低收入者繳納昂貴的房租爲房東打工。
這是一條金融套利鏈。
表面上看，信貸市場是一個自由市場，金融機構與借貸者互利共贏。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爲貨幣的供給端並不是自由市場。
貨幣的供給由美聯儲控制。美聯儲給金融機構發放廉價貨幣，金融機構轉手販賣即可獲利。
美聯儲雖然無法控制市場利率，但可以通過調整市場基金利率及公開市場操作，很大程度上影響利率走勢。
從1980年代開始，美聯儲的聯邦基金利率越來越低。受投資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支配，收益率持續走低，槓桿率持續走高，每次加息的力度都小於降息的力度。
圖：1971-2019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來源：興業證券
受到白宮及華爾街金融機構的壓力，美聯儲有時無法堅守發幣紀律，開啓寬鬆閘門，釋放貨幣刺激經濟增長和金融繁榮。
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聯儲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任由資本市場借貸。
但是，這時市場陷入了流動性陷阱。銀行爲了規避風險，採取逆向選擇，減少信貸發放。
不過，美聯儲以量化寬鬆的方式，直接購買了幾萬億美債，釋放了巨大的流動性到債券市場上，刺激股市快速反彈。
美聯儲還以最後貸款人的身份，爲花旗、高盛等金融巨頭提供貸款，助長了“大而不倒”的道德風險。
換言之，金融巨頭及富豪無需爲自己的錯誤決策徹底買單，沒有完全受到市場的懲罰，而中產、窮人該破產還是得破產。
即使危機爆發，富人可分攤風險，而窮人和中產則很難規避。
富人的資金大部分配置在全球的房地產及股票、信託等金融資產上；而窮人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工資，中產的資產基本配置在房子裏。
富人有條件規避外匯風險，而普通人只能將財富寄託於本幣命運。
當金融危機到來時，富人更能夠規避風險，而窮人、中產面臨失業，收入全無，揹負房貸的中產還可能失去房子。
房子，是富人的財富，卻是中產的債務。
所以，釋放越多的貨幣，越有利於金融及房地產資產膨脹，越有利於富人的財富增值；窮人的財富反而縮水。遠離資本市場的製造業工人以及設計師、律師、創業者、小企業主，都是貨幣潮水的受害者。
表面上看，貨幣超發沒有引發物價上漲，但是房地產價格上漲，極大地抬高了窮人的住房成本，以及中產階級的貸款成本。
同時，房地產及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窮人無法參與獲利，工資增長又緩慢，如此貧富差距更加擴大。
所以，超發的貨幣，是富人的甜甜圈，中產的苦咖啡，窮人的魚骨頭【2】。（詳見《馬爾薩斯陷阱3.0|世界正滑向危險邊緣》）
貨幣超發，加劇了貧富差距、經濟結構及社會失衡。
只有堅守貨幣中性，貨幣當局依據貨幣紀律及科學原則，執行貨幣政策，該緊縮時緊縮，該寬鬆時寬鬆，避免貨幣超發，才能降低社會的裂痕。
不過，當前最完善的央行制度，也很難做到。
或許，讓貨幣掌控在人手上，是上帝最大的失誤。
2
勞動非市場化
資本全球配置，勞動囿於本土
很多中國人看到了《美國工廠》中工會的難纏，慶幸中國有一批任勞任怨的工人。但其實工會是矯正勞動力市場失靈的重要組織。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爲，勞動者能否找到工作，拿多少工資，完全取決於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競爭。他們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剝削理論。
高管、高級技術人才，往往是勞動力市場的稀缺人才，容易獲得高薪。即使是普通工人，在用工荒時，也具備更強的議價能力。
但是，勞動市場終歸不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
資本是天然的生產要素，但是勞動者不是天然的生產要素。
工人，首先是一個人，然後纔是勞動者。
人，本質是社會人，而不是經濟人。
人擁有多重屬性，除了勞動者，還是社會人、家庭成員以及自我個體。
勞動力的價格機制容易失靈。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預測，工資上漲，人們會增加人口生育。
但現實中，勞動力價格上漲，人們不一定會因此多生孩子。西方國家勞動力價格相對高，但是生育率卻極低。
原因是，人們並不會將孩子或個人界定爲勞動者，根據勞動力的價格來決定生育。生育，本質上是一個社會行爲，而不是市場行爲。
事實上，勞動的供給，並不是人口數量，而是勞動產出能力。
二戰後，人們將人口數量轉化爲人口素質，作爲勞動供給的主流方向。人們會根據職業收入高低學習相應的專業，培養相應的技能。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學習知識及技能，也不完全服務於勞動市場，不完全受價格支配。
一個孩子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週期，傾注了父母的心血。今日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對孩子20年的成長生涯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這依然是一個問號。或許，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孩子的天賦及偶然因素，有時起到更爲重要的作用。
另外，勞動力的供給，受到一個國家的生育政策、生育習俗、氣候環境、避孕技術、城市化進程、醫療衛生條件、勞工法律、國籍戶籍限制等影響。
比如，國家在五六十年代大力鼓勵生育，在八九十年又執行嚴格的生育政策，這就人爲地製造了一股龐大的勞動力供給洪流——年輕人多、老人小孩少。同時，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也極大地製造了勞動力供給。
這股洪流形成了製造業的人口紅利——工資低、產品價格低。
又如，醫療及避孕技術落後時代，人口數量並不由人爲控制，更不受市場支配。勞動力數量，取決於人類的情慾常數，以及不確定的嬰兒死亡率。
社會穩定，經濟恢復時，人口出生率上升，勞動供給增加；但人口無序出生，常常將社會推入人多地少的“馬爾薩斯陷阱”之中。
在古代，勞動力供給，完全由人類的原始情慾及叢林法則決定。只有在醫療及避孕技術發達的今天，人口生育才擺脫情慾束縛，逐漸遵循市場法則，但並不充分。
所以，僱主在勞資談判中居於優勢地位。
僱主是按照市場原則行事，而勞動者往往受到衆多非市場因素的制約。如果工資太高，僱主可以解僱工人，甚至關閉企業，但是工人因生存問題卻不敢隨意放棄工作。
當人口大規模生育，或大規模遷移到城市，或不重視勞動保護，勞動工資會被壓得很低，勞動者很難通過努力來提高收益。
19世紀歐洲，大量人口遷移到城市，政府奉行自由主義思想，不注重勞工保護，工人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工資收入低，加班時間長。
反過來，資本具有密集性，勞動則是分散，資方與勞方是一對多的關係，僱主擁有更強的主動性和議價能力。
比如，一家公司可以僱傭1萬人，但是一個工人只能給一家公司打工。僱主面對1萬工人，可以設定統一的規則和標準，在勞資談判中佔據優勢。
若與資本的靈活性比較起來，勞動者就顯得更加弱勢。
資本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獲取利潤。但是，勞動者由於受到國籍的限制，無法在全球自由配置。
英國經濟學家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的經濟邏輯，資方可以將資本、半成品、原材料、設備在全球自由流通，配置效率高、效益高【3】。
比如，美國的企業因本土工資高，將資本、設備、工廠轉移到工資更低的中國，然後賺取利潤。但是，美國和中國的工人卻無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國的工人，無法到美國就業賺取高工資；美國鐵鏽地帶的工人無法到中國來就業，只能處於失業狀態。
一旦這個國家的產業及工廠都遷移到海外，而這些工人又無法到他國就業，那麼他們將面臨失業。工人重新培訓再就業的門檻往往很高，轉業的成本阻礙了勞動力在不同行業間流通。
圖：1980-2018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智本社
受特里芬難題制約，美元強勢無法與製造業出口強勢並存。美國締造了強勢美元，出口製造業定然受到打擊。這是美國製造業整體規模下降及貿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自1997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下滑了大約30%，美國製造業中產受到沉重的打擊。
反過來，埃克森美孚、蘋果、摩根大通、高盛、伯克希爾－哈撒韋等跨國公司在全球獲利豐厚。
這樣的結果是歐美國家的資本獲取的利潤很大，而美國製造業工人收入提高慢，新興國家的勞動力獲得的工資收入很低——全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誠然資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但是，勞動力的限制性流通，極大地導致價格失靈，勞動者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所以，斯拉法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將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下降，工資與利潤之比朝着不利於工資的方向變化。
怎麼辦呢？
斯拉法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他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政府幹預，規範勞動力市場，加強勞工保護。
事實上，世界主要國家都制定了勞工保護法，對工人的人權、最低工資標準、勞動履約、法定假期、工時、禁止童工、婦女勞動者保護、勞動環境等都有嚴格的法律規定。
政府幹預，尤其是法治干預，促進勞動市場自由配置，本質上是降低市場的外部性，促進庇古的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均等化。
資方不可以隨意排污，隨意丟棄機器設備，會造成環境污染。這就是外部性。
同樣，資方也不可以隨意解僱工人，會增加貧困、社會不穩定等外部成本。
所以，政府必須出臺法律，約束勞資雙方履約，對合法僱傭、解僱、違約等作出明確的規定，以降低勞動力市場的外部性。
經濟學家科斯並不認可庇古和斯拉法的政府之手。他認爲，在交易費用爲零時，只要明確產權，市場交易即可實現帕累托最優。
但是，勞動力市場的交易費用極高，密集的資本對鬆散的勞動構成降維打擊。經濟學家布坎南就提出，當一對多發生交易時，交易成本極高。資方與勞方就是這種情況，勞動者居於被動地位。
這時，工會的作用就顯得極爲重要。勞動者聯合形成工會，與資方談判，以平衡勞資雙方的對等地位，降低交易費用。
工會，是彌補勞動力市場失靈，促進勞資雙方有效博弈的一種重要組織。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反對工會組織，他們認爲工人聯合起來罷工、要求加工資等一致行動，是一種價格聯盟行爲，破壞了市場競爭。
在美國反壟斷法推行初期，工會組織被認爲是壟斷組織。1894年普爾曼罷工拒絕運輸郵件，司法部以“限制貿易罪”將罷工領袖尤金·德布斯起訴到最高法院，結果法官依據反托拉斯法判處德布斯有罪。
從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個被認定爲違反《謝爾曼法》的案件中，有12個是針對勞工組織的。
不過，191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克萊頓法》糾正了這一錯誤。該法特別規定了工會組織可以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約束。
工會與資方博弈，有利於市場修正，促進資源充分配置。
看了《美國工廠》的人感覺，美國的企業被強大的工會搞死了。如果企業被工會拖死了，工人也得失業。
我們不需要站在任何一方，因爲這就是市場博弈的常態。
這裏的問題，不在於美國工會，而是勞動力無法在全球充分流通和配置。
如果中國的工人可以到美國工廠工作，可以增加美國工人的供給，降低勞方及工會的議價能力。如此，中國工人的供給減少，可以降低中國資方的議價能力。
另外，全球各國共同致力於勞動保護極爲重要。低尊嚴、低人權、勞動保護薄弱的國家，更易吸引全球資本投資。如此會導致全球勞方的議價能力下降，拉低全球工人的收入水平。
3
土地非市場化
城市房產增值，農村土地貶值
土地及房產，是當今世界的核心資產。
在很多國家及城市，房產，已成爲貧富分水嶺。有產者希望房子上漲，無產者希望房價下跌。二者矛盾不可小覷。
有無能力買房，表面上看是市場行爲，其實非完全市場行爲。房價的漲跌，由三大非常重要的因素決定——人口、貨幣及土地政策。
這三大因素，都不是完全市場因素。房地產市場，並不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
人口，受國家生育政策、戶籍制度、國籍制度及人口流動政策影響。當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時，城市化加速，房地產需求增加，房價快速上漲。
在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中，房子的價值，不僅等於居住價值、投資價值，還包括城市門票的價值。
爭奪城市門票，是城市化進程中房價上漲的內在動因【4】（詳見《房子，無奈的代際選擇，昂貴的城市門票》）。
貨幣供給，掌控在央行貨幣當局手中。過去十年，美國、英國、澳洲、中國香港及內地的房價大幅度上漲，都與貨幣大規模發行直接相關。
土地政策，尤其是土地產權制度，對房價的影響或許更爲根本。
美國在建國初期，戰爭債務堆積如山，聯邦財政陷入困境。美國國會在1785 年和1787 年，先後出臺了《關於西部土地測量和出售法令》和《西北法令》，目的是出售公共土地，“用於償還債務或者履行償債業務”。
這就是美國土地財政的開端。（詳見《房地產稅 | 中國經濟的驚險一躍》）
後來，美國從法國手上以白菜價買下了路易斯安那21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加上西部擴張吞併了大量土地。
聯邦政府獲取大量領土支配權，並通過拍賣土地獲得鉅額出讓金。土地出售收入佔聯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達到48%。
最終，美國通過出售土地還清了債務。
但是，美國這輪瘋狂的土地財政，直接導致房地產價格暴漲，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最終引發了“1837年美國大恐慌”。
“1832年僅有5900萬美元，到1836年已經瘋漲到了14億美元——僅僅4年的時間竟然大幅上漲了23倍……大量的流動性是由那些新開的銀行創造出來的……這些錢並沒有投資到新興產業，其中大部分都流進房地產業用於投機。【5】”
1837年底，全美所有銀行都停止了金幣兌付，股票市場大跌，全美90%工廠停工和大量工人失業。
在大恐慌之前，美國聯邦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相當於土地供給被政府壟斷。這極大地阻礙了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
聯邦政府拍賣土地，大量金融及地產投機者購買大片土地，炒高地價、房價，製造了嚴重的金融泡沫。
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第二年正當戰爭打得難分難解之時，林肯總統頒佈了《宅地法》。這部法律的出臺，標誌着美國的土地制度從國有化轉向私有化。
在土地私有制中，土地被大大小小的私人持有，不利於大地產商集中炒賣土地，可以促進土地資源的充分配置。
如今，美國土地以私人所有爲主，居民住宅用地供給充足。
2017年，美國60%的土地爲私人所有，38%爲政府所有，2%爲印第安人保留地，人均私有土地達3萬平。全國居住用地共56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比重達6.2%，人均居住用地面積高達1728平。
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就實現套戶比超1.1、住房自有率超60%，至今保持在1.15和64%左右；60%的住房爲擁有3個甚至更多臥室的大戶型，擁擠程度很低；62%的住房爲獨立式單戶住房，新建單戶住房平均建築面積近250平，人均近100平【6】。
土地私有化，分散了土地供給，促進土地自由交易，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房屋自給率。這就是美國在高房價下，依然存有大量的別墅、大房子居住的重要原因。
當然，美國房價還受到貨幣泡沫的衝擊。德國是土地私有化制度極爲成功的國家。
這個國家抑制金融泡沫，鼓勵土地私有者自建房或聯合建房，打擊土地集中及房地產炒賣。德國的房價一直非常平穩，價格相對低，居住矛盾小。
香港是土地國有化的失敗案例。
很多人將香港的高房價及社會矛盾，歸爲香港的保障房政策、金融炒作及李嘉誠。
其實，香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國有化。
香港房價從1985年開始起飛，一口氣上漲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圖：1982-2012年香港房價走勢，智本社
爲什麼從1985年開始上漲？
1984年12月19日，中國與英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爲了防止英國在迴歸之前，將香港的土地一售而空，該聲明附件第三款規定，“所批出的新的土地，每年限於50公頃”。
50公頃，什麼概念？
相當於深圳一個大型樓盤的面積。香港一年只供應這麼少土地及新房，市場嚴重供不應求，資金蜂擁而入，房價應聲上漲。
香港土地國有化，導致土地使用率極低，資源配置效率不合理，土地被集中控制，房價持續走高。富人出高價也只能購買到小房子，窮人住的公屋則更加袖珍。
房價高企後，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突顯，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受到挑戰。
雖然香港政府獲得大量土地財政後，也努力致力於公屋建設。
但是，由於大部分未開發土地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成了有產者與無產者鬥爭的焦點。香港公屋佔比達4成，跟新加坡比有距離，跟新興國家比則綽綽有餘。
但核心問題依然嚴峻，那就是土地使用率很低，居住面積太小，香港土地使用率只有23%。
董建華主導的“八萬五”建屋目標計劃以及林鄭月娥的大嶼山開發計劃都受阻擱淺。手握土地供給大權的港府，夾在中間、左右爲難。
問題不在有產者的反對或無產者的支持，而是這種高度集中、政府壟斷的土地所有權制度。
從美國、德國及中國香港的例子可以看出，土地國有化制度下的高房價，導致了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尖銳矛盾，擴大了貧富差距。
在中國，城市土地可流轉與農村土地不可流轉，造成了嚴重的城鄉割裂以及貧富差距。
中國城市的農民與農村的農民，完全是兩個世界的農民。這是由城鄉土地雙軌制決定的。
城市農民，可以出售土地獲利，坐享城市化紅利，坐等地價、房價大幅度上漲。
但是，農村土地不可以流轉，房屋無法對外銷售，農村農民最核心的資產無法流動，無法變現，嚴重抑制了農村致富。
比如，用30萬在農村建房，用60萬在縣城買房，這兩個決定帶來兩種完全不同的結局：
農村房產無法流轉、變現，升值空間被抑制；縣城房產可抵押貸款、可出售變現，用於做生意。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認爲，隨着農業人口不斷湧入城市，農民可以從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獲利，從而提高了低收入人羣的收入，縮小了貧富差距。
但是，城鄉土地雙軌制度反而加劇了財富失衡。農村土地無法變現，土地邊際遞減，中國農民只有進城打工這條路才能獲得收益，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城市房價高企，城市房子增值，進一步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
任志強直言：“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雙軌制，農民的宅基地做交換時，使用權哪兒有什麼權利？它不能作爲銀行的抵押資金，因爲不能交換。尤其是不能讓城裏人到農村去買宅基地。城市的資源和金錢如果不能進入農村，農村怎麼能富？”
從國際市場來看，受國土、領土限制，土地資源難以在全球流轉，加劇了農民的貧困。
正如亞馬遜的農民，無法到其它國家打工，也無法將耕地出售變現，只能火燒更多雨林，種植更多糧食餬口。
總之，市場資源配置越充分，越有利於創富。富人駕馭資本在全球暢通無阻，資源配置高效；而普通人的財富增長，受制於三大非充分競爭市場——法定貨幣、勞動及土地。
法定貨幣、國際限制、國土製約，正在阻礙全球化資源配置，擴大貧富差距。
這充分體現當今世界國家主義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愈深，愈不利於窮人。這也是當今很多人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很多時候，我們誤以爲，過度市場化導致了貧富差距；實際上，恰恰相反，不充分的市場化纔是問題所在。
更嚴重的問題還是，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不該市場化的反而充分市場化。
以制度重構市場化、全球化治理模式，纔是解決之道。
參考文獻：
【1】貧富差距：美國經濟背後的“幽靈”，張鵬，西澤研究院，編譯自橋水公司的報告《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 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
【2】馬爾薩斯陷阱3.0|世界正滑向危險邊緣，清和，智本社；
【3】用商品生產商品，斯拉法，商務印書館；
【4】房子，無奈的代際選擇，昂貴的城市門票，清和，智本社；
【5】逃不開的經濟週期，拉斯·特維德，中信出版社；
【6】美國房地產60年大牛市、次貸危機及背後的深層次住房制度，任澤平，澤平宏觀。
感謝閱讀，不吝“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