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思园与明善化县知县唐源

寄思园系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善化县知县唐源所筑，园址位于善化县署西北角，即长沙市今天心区县正街中段。园林占地半亩，挖有人工池塘，取土堆成五尺高的小丘，植以奇花异木，中构竹亭，遂成佳境。

县正街新建街门

“寄思园”寄何思?唐源《寄思园记》共列举了10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竹、莲、葵、梅、桃李等园中之物以寄托其廉洁奉公、励精图治、矢志不渝的思想感情。记曰：

园有竹，池有莲，可以寄蓼莪之思。有葵，可以寄向日之思。有桃有李，可以寄公门树人之思。有梅有柳，可以寄向白杼丹之思。锦鳞游泳，白鹤翩翩，可以寄鸢飞鱼跃之思。其他杂卉奇葩，种种悦目，可以寄步武河阳之思。至春日舒迟，夭夭吐艳，则畅焉有万物同和之思。夏日可畏，清风徐来，则穆焉有扬仁慰庶之思。严霜著地，草木凄清，油然寓慈惠于刑法之思。冬日煦燠，孤标独秀，时或琼瑶缀骰树，则温焉皎焉有令人爱、令己洁之思。

明崇祯《长沙府志》载长沙府总属图，上标有善化县和南湖港

唐源，钱塘(今杭州)人，明万历间任善化县知县，在位六年，致力于开河通商，筹开拓南湖港, 以利舟楫，后病卒于任。唐源撰《开河通商议》一文，称开浚南湖港有“四利”：1、“港开成可客百船”，“柴米蔬菜称是”；2、“货物易售，不但利民，且利商”；3、安排众多“馀力”，为“贫民衣食之薮”；4、“以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转瘠为饶”。唐源动议启用长沙、善化两县“解银每年三十馀两，又每年登报赎银计五百五十两”，招募民工，疏浚南湖港。经过唐源等几任知县和知府的筹措，南湖港于天启六年(1626)动工开挖，惜工程未及全竣。

县正街即因善化县署位于此而得名。

县正街旧影

宋元符元年(1098)，析长沙县5乡、湘潭县2乡置善化县，县治设长沙城内，与长沙县同城而治。县名取“教化县民向善”之意。长沙城大致以今五一大道为界，农村大致以今319国道为界，北属长沙县，南属善化县，直至清末。善化县明代设永康、忠臣、长乐、兴化四乡和上、下、文德、上洲等五厢，编为11个里，城厢设14铺。4—9铺在城外，1—3铺和10—14铺在城内，以致长沙城内形成以“铺”为名的街道，如六铺街。明代县正街地区为善化县的三铺。

到清顺治年间，善化县的乡村地区开始划为十都。一都为黎圫、洞井、豹子岭一带；二都为干杉、仙人市、凉塘一带；三都为干杉、仙人市东南大部；四都为梅花、五美及干杉部分；五都为朱家桥、河西一部分；六都为坪塘、九江等地；七都为望城坡、白箬、卯田、碑头等地；八都为大圫、南圫、跳马、石门、暮云、石燕铺、关刀铺等地；九都为跳马及株洲云田、龙头铺一带；十都为浏阳柏加及株洲县樟树、黄塘一带。铺、都下设保、甲，嘉庆十九年(1814)每户安上门牌、成为当时举城欢庆的大事，时有联云：

宇宙日来成美睦；

华封时合会嘉康。

善化县署在明代以前设于南门外，元末毁于兵。明崇祯《长沙府志》载：明洪武初（1368）善化知县孟吉将其移到城内原茶课提举司旧址，十四年（1381）知县张居仁再移至南门外元湖南宣慰使赵淇（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赵葵之子）的宅地。明成化十六年(1480)善化知县盛时将其移驻此地。

当时官为侍讲的名士刘戬作有《善化迁县记》，记载了迁建县署的规制，记曰：“盛君相地于郡治之东，择吉日鸠工集材。君殚谋尽瘁，如治私第。中为治事厅，厅之后为退休堂。直厅而南，翼以两庑，而明分之为胥史治藏掌书之所。前列仪门三间，门之外建丽谯楼，以司更漏。缭以周垣，属之通市，而廨宇圜扉，无不完好。费皆出于区画，一毫不以弊民。役民之力，亦均且有限。民乐趋之，退无怨言。工始于成化己亥冬十月庚申，越一年告成。”

明万历中知县冯应鳌、陈一监先后修葺。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唐源出任善化县知县，进行大修，并撰善化县署门联，将“善化”二字嵌入联内，把善化比做春风化雨，很有要把善化县建成和谐之都的意味，联云：

春风善也；

时雨化之。

明末善化县署又毁于兵。清初顺治中知县孙国泰复建。清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踞城，将县署拆毁。康熙十八年修复。嘉庆元年（1796）知县张博因防苗警，在头门外各建“敌楼”一座，令捕快轮流值守。清光绪《善化县志》记载的最后一次修复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知县王光廷主持。修复后的县署由两个建筑群组成，南曰“抚循苍赤”，北曰“乐只堂”。两厢建筑，西有羁候厅、赞政公署、捕厅、鸣皋别署、玉心池、有斐堂等，原寄思园则改作西书房；东有谷仓、协理公署、寅宾馆、清军所等。

清代善化县署布局图

清代善化县署平面图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从石门县知县调任善化县代理知县加授长沙府同知衔的官员，上任伊始就在善化县署门外的县正街上立下了高达两米多的“整肃吏治”汉白玉石碑。碑文第二列的前五个字为正文标题“出示严禁事”,正文开篇第一句话为:“清讼必治其源,爱民必恤其隐；未有讼源不治而能清讼,民隐不恤而能爱民者。”大意为想要有良好的法治秩序，则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治理；要爱民，则必须体恤民情。碑文中心思想即吏治为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因此禁止书吏衙役与市井豪强相勾结，欺凌百姓；办案必须依照一定程序，不得私自羁押、拷打百姓等。种种情形均明令禁止，刻碑勒石，以召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