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中等收入陷阱”之困

本文转自《中国组织人事报》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3日

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在墨西哥墨西哥城，无家可归者排队领食物。

墨西哥自从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40多年时间里一直挣扎、徘徊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迟迟不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陷入典型的经济学上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战略失误导致扭曲的发展。墨西哥国民经济发展最初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为了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逐渐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国有化浪潮来生产本土工业制成品以满足国内需求。当时，国内工业发展借助政府的干预和保护，减小了外部市场的冲击，并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国土资源发挥本国优势、大胆利用外资并适当限制外国专利等方式，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以上，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7.2%以上，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阶段，经济发展依靠高投资率和高物质消耗，国内工业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墨西哥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框架已无法继续适应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市场化的新要求，没有及时转向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反而通过高估本币、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影响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导致国内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低下。其本质是一种以计划机制代替市场机制的经济赶超式增长，造成市场扭曲和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留有后遗症。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开始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墨西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88年，墨西哥开放了本国市场，并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并没有使墨西哥摆脱困境，反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一是没有应对好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些国外资本大举进军墨西哥国内市场，导致很多本土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二是过度的私有化改革。1990年，墨西哥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实施私有化改革，外国资本大肆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转移和大量流失，同时也降低了墨西哥政府对经济命脉和国家资源的掌控能力，影响民生领域的投资。

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匮乏。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素。由于墨西哥科技研发支出偏少、科研人员比例偏低、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等原因，导致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有限，缺乏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使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下降。比如，1989年，墨西哥高技术产品出口只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10.10%，2011年才达到16.51%，仅仅增加了6.41个百分点。2014年，墨西哥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0.64%，影响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

过快城镇化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1950年至1980年，墨西哥的城镇化率从42.6%提高到66.3%，2008年的城镇化率更是达到77.2%，赶超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墨西哥的过快城镇化导致城乡关系失衡并激化社会矛盾：一是超前的人口集聚和城市的承载能力失衡。二是“城市病”的广泛存在。超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快速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仅首都墨西哥城就承载了全国大约20%的人口，由此产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社会问题。而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又给经济发展带来掣肘。

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社会失衡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突出方面，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阶段。截至2012年底，墨西哥全国贫困人口为5330万，占人口总数的45%。另外，墨西哥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基尼系数由0.67上升到0.78，已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维护社会稳定、缩小贫富差距，墨西哥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又出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福利赶超”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再加上利益集团博弈、社会治理能力不强等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出现公共服务短缺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是国家的协调发展问题。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需要实施积极的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转型、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推动技术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国家内部结构性要素的均衡发展，还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消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