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组织人事报》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5日

邓小平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中强调，“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首次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对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干部交流等进行了系统而有针对性的阐述。

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要逐步解决

新中国成立时，党和政府的绝大部分干部都很年轻。到20世纪60年代，干部年轻化问题、干部退休问题尚不迫切，干部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军队干部转业、提拔新的干部等“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我们党长期以来对干部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这有特定历史原因。党执政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干部数量多的问题日益凸显。邓小平指出：“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他提出，首先是思想上要弄通，“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他指出：“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

基层可先行先试。为稳妥推进干部“能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的思路。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

干部“能下”意义重大。邓小平认为，干部“能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干部数量多的问题，它对干部是一个锻炼。干部“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

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重视党内监督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于1949年11月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强化了监察委员会在党内监督上的职责权限；但就党内监督的形式而言，这一时期党内监督更多采取“运动”的形式。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有针对性地就加强干部监督作了阐述。

干部监督要多渠道进行。邓小平指出，对干部的监督包括党的生活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他特别强调党的生活的监督，指出高级干部要过党的生活，结合讨论工作，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对于一般党员、干部，则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

干部监督要经常抓，不能单靠运动。邓小平指出：“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从管长远管根本的角度，他强调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鉴定制度恢复起来。

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

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干部交流。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谈了干部交流的目的和意义。

邓小平指出，“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邓小平站在关心爱护干部、支持干部担当作为的立场，对干部交流的意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从干部成长角度，他指出，“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他还从干部管理角度提出，对于一些单位和地方干部“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的现象，可通过干部交流的办法来解决，一则“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二则也可以搞清楚合作不好是谁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