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教育於2002年從精英化階段進入大衆化階段，2019年開始從精英化階段邁入普及化階段。加上疫情衝擊，2020年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背後，全社會對文憑學歷的認知也處於調整重塑之中

2020年12月26日，江蘇省南京市，2021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南京林業大學考點，考生等候進入考場。圖/IC

文 | 《財經》雜誌記者 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2020年12月27日，2021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初試落下帷幕，報考人數達到377萬人，創下歷史新高。這距離2017年中國考研報名人數首次突破200萬人大關，僅僅過去5年時間，而報考人數已經翻了將近一番。

“本科畢業以前還好找工作，現在就不行。研究生都競爭很厲害，本科生更難了。”三年前，劉佳源作爲應屆研究生入職位於深圳的德恆律師事務所。她近日告訴《財經》記者，大型律所對新員工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現在進入她們律所的大多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英美名校畢業的研究生，本科生已經很難跨越紅圈律所的門檻。

同一份工作尤其高精尖崗位對文憑的要求越來越高，《財經》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類似現象也在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上演。五年前，張巖從四川大學本科畢業，和他同期入職成都一家招商銀行的新同事，大多是來自211高校的本科生。五年後，張巖告訴《財經》記者，該銀行招聘的硬性門檻沒有提高，但篩選進來的新人卻幾乎都變成了研究生，尤以海歸居多。

2020年，北大清華學生入職杭州餘杭區街道辦，非211、985高校出身的碩士求職難，諸多高學歷就業下沉的現象引發關注，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在《文憑社會》書中提出的“文憑通貨膨脹”現象是否正在中國重現？

11月，浙江大學三位作者發表的一篇論文利用2017年智聯招聘網站上約2萬份簡歷和同期1.6萬個招聘崗位作爲樣本進行研究，認爲過度教育普遍存在，並且帶來了薪酬懲罰。約一半的求職者學歷相對工作要求高出兩年或以上，他們獲得的薪酬比與自身水平相符崗位的薪酬低5.1%。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嶽昌君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獨生子女家庭，家長普遍重視教育。中國家庭的收入在2001年以來快速增長，從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攀升至超過1萬美元，家庭財富的迅速累積也帶來教育支付能力逐漸增強，高等教育的競爭由此加劇。

2020年，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總共874萬人。教育部發布的《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002萬人，在學研究生286.37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6%。中國的高等教育是否已經過度？

《財經》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提醒，中國高等教育於2002年從精英化階段進入大衆化階段，於2019年從精英化階段邁入普及化階段，大學生“天之驕子”的地位逐漸褪色，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從提升社會整體人力資源素質的角度來看，未來高等教育還需要繼續提高普及率，爲推動國家經濟轉型升級蓄積人才動能。

高等教育回報率爲10%，就業難源於結構性錯配

“學歷的含金量大不如前的感覺。”四年前，趙晨在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攻讀商科並獲得了研究生學歷，回國後輾轉進入四川大學MBA教育中心工作。她告訴《財經》記者，自己現在領取的工資算“普通能喫飽飯的水平”，事業單位晉升薪資存在侷限，但他們部門現在普遍要求新入職的員工必須是碩士加海歸。

前段日子，袁慧從英國愛丁堡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希望在南寧覓得一份大中專的教職工作，但當地的大中專學校基本要求博士學位，碩士則需要發表論文。袁慧沒有在國內發表過論文，暫時在培訓機構找到一份工作，正尋思着騎驢找馬，進入當地的基礎教育行業工作。

爲什麼高校畢業生找到一份好工作似乎變得更難？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曉宇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傳統就重視教育，人們增長能力、知識，獲取競爭優勢的需求，催生了對更高層次教育的追求。獲得同樣資歷的人越來越多，資歷背後的競爭優勢就會被削弱。2019年全國在學碩士生243.95萬人，上世紀90年代在校大學生才200萬人出頭，現在碩士生地位與當年的大學生類似，還面臨着本科生在勞動力市場的擠壓，比如清華北大等名校本科的競爭力可能高於普通學校的碩士學位。

2021年，中國錄取的研究生將擴招至110萬人，這是否會造成高等學歷貶值、教育回報率下降？陳曉宇、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實向《財經》記者介紹，教育回報率是指就業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獲得的收入增長率。改革開放後90年代以來教育收益率快速上升，2006年後出現小幅下降，2010年後保持在10%左右。

李實解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變化取決於供求關係。如果經濟能夠保持正常增速，對勞動力需求有所增加，部分人工資增長快，部分人工資增長慢，屬於正常的結構性變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有所減少。同時，許多原本打算出國留學的學生臨時轉爲在國內就業，人力供給增加，導致就業壓力增大，這是暫時性的現象。許多高校生去基層工作，可能更多是一種過渡性的選擇。

在嶽昌君看來，中國高等教育的收入回報依然可觀。他帶領的團隊對201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進行實證研究，在東中西部17個省區市的32所高校開展抽樣調查，回收16571份有效問卷發現：學歷越高起薪越高。從算術平均值來看，專科生爲3548元，本科生爲5417元，碩士生爲8778元，博士生爲13849元。從中位數來看，專科生爲3000元，本科生爲5000元，碩士生爲8000元，博士生爲12000元。此外，學生們的薪資收入根據畢業學校、就業地區、行業、工作單位及職業類型等不同也存在差距。

實際上，中國國民的整體學歷水平並不高，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擁有者在人羣中依然處於優勢競爭地位。12月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 2020》顯示，1985至2018年，全國勞動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從11.8%上升至39.8%，其中城鎮從26.1%上升至52.7%，鄉村從7.2%升至20.7%。由此可證，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算高。

嶽昌君分析，儘管基於網絡樣本的研究顯示，高學歷者面臨薪酬懲罰。但2019年僅有五分之一的學生通過網絡渠道找到工作，許多優秀學生與優質職業的匹配在線下達成，網絡樣本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從大趨勢看，高學歷者的長期收入還是增長更快。2019年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顯示，許多高校畢業生尤其是研究生畢業後進入教育、科技、IT、金融業以及政府部門工作。不同學歷畢業生的去向結構差異顯著，相對而言，高學歷畢業生的去向更好一些。

多位專家指出，近年來“高能低配”現象之所以出現，並非是由於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擴大所致，深層原因在於學校教育與就業市場的結構性錯配。李實認爲，不是應該減少高校數量或大學生培養數量，而是應當優化專業結構與教學內容，通過促進學以致用來提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匹配度。

中國勞動力市場今後面臨的挑戰並非供過於求。2019年初，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李希如撰文提醒，中國人口發展正處於重大轉折期。自2012年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2600餘萬人。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嶽昌君指出，社會對年輕人特別是高素質年輕人的需求仍存在缺口。

目前，高學歷人才的就業地區呈現出不均衡特點。《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2019）》顯示，已確定單位的畢業生前往北上廣、東部（非北上廣）、中部和西部地區就業的比例分別爲 25.6%、31.1%、17.5%和 25.8%。嶽昌君指出，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的經濟實力強勁，對人才的吸引力大，而中西部地區缺優秀人才的現象較爲突出。

偏遠的、基層的、私營的部門想要吸引高學歷學生較爲困難。《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2019）》顯示，2019 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主要去向單位分別爲民營企業（35.4%）、國有企業（28.5%）、其他企業（7.2%）、中小學（5.8%）、黨政機關（5.7%）。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學生在黨政機關就業的比例擴大，國營企業就業比重超過民營企業。

陳曉宇觀察，近年來，越來越多學生傾向於進入國企、機關等公共部門工作，穩定的工作環境、較高的職業地位與良好的社會聲譽是其主要的吸引力。“高能低配”現象往往更容易在公共部門發生，但長期來看，學歷是在公共部門晉升發展的一項有利資產。相對而言，私營部門更看重個人能力與價值回報，學歷對於升職的影響將隨着工作年限增加被逐漸淡化。

4.9%高校生爲過度教育，教育先行適應經濟發展

美國教育社會學家馬丁·特羅將高等教育的發展劃分爲“精英化、大衆化和普及化”三階段：高等教育發展規模超過適齡人口的比重小於15%，爲精英化階段；15%至50%，轉向大衆化；超過50%則預示着邁向普及化階段。精英化階段，接受高等教育是少數人享有的權利。1978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爲1.55%，2002年這一數字變爲15%，中國跨入大衆化階段，具備一定資質的人就能上大學。

“要特別警惕我們的身子進入了普及化，腦子還在大衆化，習慣還在精英化。”今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在廈門大學演講時指出，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19年達到51.6%，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10月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也將“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階段”列爲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成就之一。

“現在不是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就必然從事高大上的工作，坐在辦公室做高級管理人員或高層次科研人員。”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家勇對《財經》記者指出，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不能再固守精英時代觀念擇業。社會熱議的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生下到街道辦事處工作，不能簡單地解讀爲人才“高消費”或學歷貶值，往往看似簡單的基層工作更具有挑戰性。更何況，基層經驗對於公務員成長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歷練，職業生涯的起點並不意味着事業的終點。

“表面上好像大學生、碩士生找工作的門檻或求職壓力的確增加了，但是他們進入大學的困難程度也大大下降了。”在浙江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吳寒天看來，部分高校畢業生從事高精尖工作，也不妨礙部分學生從事基礎教育、基層公務員等工作。清華北大碩士生應聘一線城市中小學教師等現象引發關注，也說明社會認知與現實變化存在差距。他舉例，芬蘭的中學教育從業者已經大多是擁有碩士文憑的高學歷羣體，這對提升社會教育水平也是好事一件。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是否已經出現高等教育過度的問題？吳寒天分析，中國的產業結構門類與經濟發展階段大體適配，容納高素質勞動力基本沒問題。嶽昌君指出，關於過度教育有不同的測量方法，有客觀方法、主觀方法，但都不是絕對的。從邏輯上講，總是會同時存在適度教育、過度教育、教育不足三種情況。從201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看，73.1%的學生爲適度教育，4.9%的學生爲過度教育，比例低於15%，現在中國的過度教育現象其實並不嚴重。

“不能說經濟現在需要多少人，就培養多少人。”李實認爲，爲了適應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未來工作需要的變化，高等教育必須具備一定超前性。吳寒天也指出，許多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的經驗表明，教育先行將爲經濟內生增長提供重要動力，中國未來的產業升級也需要做好人才儲備工作。

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在其著作《論人力資本投資》中指出，各國間的經濟競爭實質上是人力資本及其投資的競爭。多位專家提醒，儘管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增量很大，但全社會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相對於歐美等發達國家仍然偏低。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與質量都應當繼續提升，努力向發達國家的教育水平看齊。

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佈的《教育概覽2020》顯示，2019年國民受教育度最高的OCED國家是韓國、愛爾蘭，擁有學士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爲70%，瑞士、立陶宛、加拿大、俄羅斯聯邦、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盧森堡等國家緊隨其後。中國排名靠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佔比略低於20%。

另據《2018人力資源強國報告》，中國人力資源競爭力排名從2000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15年的第13位，接近人力資源強國行列。但人均受教育年限、預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公共教育經費、勞動生產率等6項指標均排名在40位之後。

李實指出，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離不開人力資本的積累，必須以高等教育的普及作爲支撐。吳寒天以美國爲例介紹，二戰結束後美國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復員接受高等教育的時間，與上世紀50年代起美國州立大學本科培養規模大幅擴張的階段相吻合。美國年輕人提升學歷、綜合素質後進入勞動力市場，也爲美國二戰後的經濟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對於2021年研究生的大規模擴招，陳曉宇指出，教育是一個反週期行業，經濟不景氣時勞動力市場求職難，找到好工作的機會減少，相當於教育的機會成本降低，會導致求學需求大幅增加。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僅有二三十年曆史，招生規模還無法滿足大學生的讀研需求。吳寒天則分析，擴招的深層原因在於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要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相適應。譬如汽車製造產業從業者素質肯定會和過去不一樣。產業實現轉型升級，也對一線勞動者的素質、學歷提出了更高要求

“20世紀90年代碩士博士加起來每年招生不到6萬人，2020年研究生招生超過110萬人，人才市場供求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研究生教育大規模擴招，畢業生就業面也大大拓寬了，但這並不代表選擇讀研就是過度教育。”張家勇強調，對個人而言，研究生教育帶來的不僅是工資待遇、社會地位等顯性回報，也會帶來視野提升、精神愉悅和自我實現等隱性回報。對於女性而言，高學歷還會給子女和家庭帶來更多社會資本。

嶽昌君特別指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回報率顯著高於男性，學歷越高，基於男女性別的工資收入差距越小。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對於下一代的培養也能帶來明顯的積極作用。相較母親學歷在高中及以下的碩士生，母親學歷在大學及以上的碩士生起薪也會更高。

搭建終身教育“立交橋”，強化製造業人才供給

不可否認，伴隨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整體提升，學歷競爭白熱化在2020年觸動了更大的社會焦慮。

趙晨觀察，來攻讀MBA非全日制碩士學位的人呈現出年輕化趨勢，平均年齡在35歲左右，人脈資源、提升自我以及四川大學的研究生文憑，成爲吸引該羣體繼續深造的主要因素。張巖在工作之餘也去四川大學攻讀了MBA非全日制碩士學位。儘管目前工資沒有上漲、職位也沒有上升，但“讀了以後職業發展好一點吧，萬一以後會用到呢？”

吳寒天認爲，個人衡量要不要選擇讀研讀博深造，一要考慮經濟基礎，即家庭背景、收入水平，是否有儘早自食其力、給予原生家庭經濟支持的迫切需要；二要考慮個人的興趣與追求。陳曉宇建議，可以根據從事的工作與行業進行抉擇，例如醫生、科研人員對資質要求相對更高。但如果繼續攻讀學位的未來收益尚不明確，也可以不直接讀研，先工作再作出選擇判斷。

陳曉宇、張家勇等專家指出，中國學生更傾向本科畢業後立即攻讀碩士學位，本碩連讀的比例顯著高於部分發達國家。吳寒天介紹，從校門到校門攻讀碩士學位的情況來看，西方國家理工科的學生佔比也不低，但商科、國際政治、公共管理等人文社科專業對工作經驗有一定要求，國外多數大學生會優先選擇就業，工作一段時間後再回校深造。

“這一方面跟社會發展階段有關，另一方面可能也與招生政策不同有關。”吳寒天指出，西方國家的全日制學術型碩士項目多采用提交材料、推薦信等申請考覈制，有利於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獲得教育深造的機會。中國在推免保研的基礎上，通過統考、複試、面試等方式進行招錄以大學生爲主的羣體，更多是出於兼顧研究生教育公平及報考規模的考慮。

如何引導讀研需求理性增長、避免學歷內卷？多位專家指出，應當從社會層面改變唯學歷論的用人評價體系。張家勇指出，許多家長高度重視高考前孩子的考試分數，但對高考後孩子所在大學的教育質量漠不關心。從本質上說，這些家長關心的不是教育自身價值，而是關心教育附加的社會分層功能。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張力近日在《中國教育報》撰文指出，圍繞普通高中、普通本科、學術型研究生的升學競爭依然激烈，部分地區以學歷學位層次來判定教育質量的慣性還很明顯。

今年10月出臺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提出，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要帶頭扭轉“唯名校”、“唯學歷”的用人導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爲導向、以崗位需求爲目標的人才使用機制。各級公務員招錄、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在招聘公告和實際操作中不得將畢業院校、國（境）外學習經歷、學習方式作爲限制性條件。

張家勇強調，企業家、藝術家、大國工匠等拔尖創新人才往往更適合通過“師徒制”的實踐學習。具備較高文稿寫作能力和社會服務精神的高中生、專科生一樣能夠適應部分公務員崗位的工作要求，國家公務員招考沒有必要設立過高的學歷門檻。從國家層面看，應該建立人人成才、人盡其才、各得其所的社會選人用人制度，加快建設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陳曉宇指出，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多樣性、靈活性仍然可以繼續提升。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是建立終身教育體系，讓不同年齡階段的人都能通往高等教育之路。

在12月3日教育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吳巖介紹，“十三五”期間，中國高等教育學習革命全面推進。上線慕課數量增至3.2萬門，學習人數達4.9億人次，中國的慕課數量和應用規模位居世界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間，108萬教師開出課程合計1719萬門次，在線學習學生共計35億人次。高等教育的普及也正通過線上化的方式加速拓展。

張力介紹，今後有條件的高校將試行寬進嚴出模式，容納不同年齡和職業的從業人員進修深造，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認可多種學習成果的終身學習“立交橋”。此外，高等教育將更加註重與職業技術教育、繼續教育融合協調發展，形成人才培養動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機制，積極促進就業創業。

實際上，優化高等教育的輸入、輸出，對於增強人才與就業市場的匹配度至關重要。李實表示，伴隨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不同行業對相關專業的需求也會變化，一份工作的薪酬持續上漲很難實現。如果崗位需求降低、專業人才供給仍然偏多，就會造成工資短期下降。但個人根據市場需求迅速做出調整，將有利於適應社會變化。比如掌握金融、計算機或其他門類知識的人才，在銀行部門工作機會減少的情況下，也能很快轉向其他部門求職。

作爲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頭戲，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變革已經在2020年邁出了關鍵一步。7月29日，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首次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分別針對中國研究生教育作出指示與批示，正式吹響了中國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號角。

9月，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印發《關於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提出面向世界科技競爭最前沿，面向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面向人民羣衆新需求，面向國家治理大戰略，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深入推進學科專業調整，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強國——這也被外界解讀爲是改革高等教育適應未來經濟社會需求的重要舉措。

在陳曉宇看來，未來的社會特別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層次來支撐經濟發展。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等科技創新領域越來越需要頂尖人才、專門人才。社會其他部門也需要不同層次、類別、專業的人才。譬如一線高級技術工人收入較高，但社會評價可能還比不上碩士博士，這類關鍵人才供給跟不上需求的現象亟待改變。

有考研機構分析，近年考研人數大增，工學類招生人數遠超過其他專業，但單科線、總分線相較文科、藝術類專業低很多。而未來的趨勢是，臨牀醫學、公共衛生、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與軟件、智能科技、新材料等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還將持續擴招。

“具備技術開發與應用的高技能人才其實還是很缺的，這些年人才都去了金融、教育、IT等第三產業，從事製造業的高校畢業生比例非常低，國家要打造中國製造2025，光靠專科肯定不夠。”嶽昌君分析，隨着高端製造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製造業的技術含量將越來越高。今後進入製造業就業、從事生產研發工作的高校畢業生髮展應該不會差。

2020年，在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背後，全社會對文憑學歷的認知也正處於急劇的調整重塑之中。吳寒天提醒，我們正在經歷的新科技革命已經對人才提出了新要求。進入工業4.0的時代，高等教育更需要大力發展交叉學科，着力培養人才跨學科的本領，爲中國的人力資本適應後工業化時代的要求做好準備。

（應採訪對象要求，劉佳源、張巖、趙晨、袁慧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