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海报新闻讯 近日，北京市公布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详细的流调信息，流调内容引发广泛关注。

34岁的付某一边工作一边考研，临考前3天还被单位派出差；31岁的王某白天上班，晚上兼职，期间还要去医院陪护妻子；40岁李某网约车平台司机，平均工作时长17小时。

网友将北京与成都公布的流调信息做对比，戏谑调侃“北京疫情透露着世艰，成都疫情透露着灯红酒绿。”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有2153.6万的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4.6%。

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打工人”成了辛苦的代名词，除了背负沉重的工作压力，还有诸多生活的心酸，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群体也被称为“北漂”。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采访了不同年龄段的3名“北漂”，他们分别是23岁的应届毕业生，35岁的国企员工，和45岁的个体户。

在京4年、10年、20多年……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高于小城市的平均薪酬，更大的平台开阔的眼界、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每个人的答案或不尽相同，但透过他们的“打工”轨迹，你是否能从中看到另一个自己？

不堪工作重压，应届毕业生入职半月火速离职

何沐，23岁，来京4年，记者

只做了半个月的“北京打工人”，大学刚毕业的何沐就选择了离职。

何沐今年23岁，山东女孩，2020年北京某高校新闻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受疫情影响，她没有在毕业后马上找工作，而是选择一边投简历，一边继续在北京一家知名新闻单位做实习生。

5个月后，她终于等到了那份让自己憧憬的工作机会。那是一家在业内很有知名度的媒体单位，入职后她可以继续做自己感兴趣的社会新闻。在和单位签合同时，她以为自己离理想又近了一步。

但和此前实习的节奏不同，何沐“第一天来就感受到了疲惫”。单位需要全能型人才，何沐实习阶段学会的采写能力只是基础，往后找热点、做快讯、剪视频，通通都得会。作为职场新人，何沐得更加努力才能跟上记者老师们的脚步。

新闻人加班是常态。每一天，何沐是办公室来的最早的那个。但实际上，早上5点、6点、8点，只要摸得到手机，她找选题的步伐就没有停下来过。“我真的挺菜的，找不到选题。找到选题跟不上节奏，写出来也不合格，三番两次地改。”她向记者老师坦言，但老师希望她快速成长起来，因为这不再是实习，而是工作。

另一边，何沐的父亲来北京了。他的眼睛出了毛病，在老家医院没法确诊。第一次去同仁医院那次，何沐因为上班没能陪在父亲身边。她不知道父亲在医院挂号顺不顺利，就诊情况如何。可当天自己的工作偏又不太顺利。虽然傍晚6点左右已经完成了文字稿后，但为了等视频剪辑完成一同发稿，何沐在自己的座位上干坐着，一直待到晚上10点才离开。

何沐的弦绷得太紧了。白天，她趁父亲休息的时候出门采访；晚上10点、11点收工回家，父亲已经睡觉了。她带着困意再坚持工作一会儿，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早上5点多，又起身继续工作......

入职半个月，何沐离职了。她去了趟门头沟的潭柘寺，“11月7日，天还没有特别的凉，一大早我就出门了。”何沐记得那个秋天，空气中充斥着很重的香火味。两株唐朝栽植的千年银杏前，有很多香客在礼佛。何沐捡起银杏的叶子，把它折成蝴蝶的样子。一边折，一边默默许下自己的心愿。

两个月过去了，父亲的病情已相对稳定，何沐仍在北京找工作。对她而言，2020年自己的关键词是“成长”。从大学步入社会，她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毕业之后，半年时间她就换过三间出租屋。从一个人住1800元/月的青年公寓，到和朋友合租3000元/月的上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对于现阶段的何沐而言，养活自己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实习期间，何沐曾接触过不少国内重大的社会新闻，但现在她把工作期望降低了，小范围的社区报道她也能愿意尝试。

2021年，何沐说，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比较开心的工作。

每日通勤4小时 早5点半赶公交

郑微，35岁，来京10年，公司品牌宣传

“从家到单位30公里，每天通勤时间近4个小时。”

早上5点30，郑微睁开眼从床上爬起来。冬季这个时间点天还没亮。20分钟洗漱完毕，背着双肩包出门，不出意外应该能赶上第一班公交车。这个时间赶公交的人不是很多，起早贪黑，在北京这个城市是常见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郑微找到位子坐下开始闭目休息。

每天8点30赶到单位上班，5点30下班，刨去待在家里和单位的时间，郑微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将近4个小时。“早几年喜欢带本书车上看，现在车上补觉成为习惯，没办法，太困了。”

大学毕业后，2010年郑微选择来北京发展，至今已有10年。在昌平某小区租的房子，距离妻子工作的地方更近一点，但最重要的是房租便宜，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大概3千多元。

郑微每月工资1万元，妻子在超市做导购员每月有4000元，“刨去在北京的生活费、给老家父母的钱、孩子的教育费用、水电燃气、通勤等费用，每个月能剩下几千元。”疫情期间，郑微和妻子的薪水都打了折扣，家里收入明显减少。郑微有些焦虑，但于事无补，只能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郑微老家在河北定州，地处保定和石家庄中间的位置。“回老家收入会更低。”他了解，回老家工作每月收入也只能在3000元上下浮动，收入不高花销不少，整体算下来，在北京尚能有几万元存款，但在老家几乎没有盈余。对于回老家，郑微并非没有考虑，他希望“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的落地实施能为家乡带来新发展，“现在看回老家的时机并不成熟，我这样的工作，在老家很难找到。”

郑微的儿子今年8岁，目前在老家给父母照看。“当时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公办幼儿园一个月2000到3000元，私立的更贵，一个月6000多元。”经济条件让郑微打消了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想法。

来北京之初，郑微对未来抱有憧憬，“想着要努力一些，在北京买房、买车、落户。”但随着时间推移，郑微发现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奢侈的。“优秀的人太多，轮也轮不上我。”

买房、买车、落户是奢侈的，更奢侈的还有理想。“年轻的时候也想创业，但现在觉得这个做法太冒险，理想现在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是郑微维持家庭周转的必要条件，“我必须保证家庭稳定运转，年轻时的锐气早被生活磨平了，就希望生活稳定一些。”

“活着本来就是件辛苦的事情”，郑微把这句话作为生活的真谛来理解，这也许让他更乐于接受目前生活的现状。

“痛并快乐着。”留在北京的郑微是矛盾的，“节奏太快，人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可能就落伍了。但另一方面因为一直在奔跑中，这让人有希望和力量，哪怕以后留不下来。”

这个城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总是车水马龙。彻夜长明的街灯，喧嚣的人声，很难让人将其与孤独寂寞相连，但身处于这个喧嚣城市的异乡人似乎从未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有时候会很孤独，漂泊感很强烈，这个城市的一切似乎和我都没有关系。”但郑微仍然选择留在这里，除了高于家乡的薪酬待遇，城市的人文素养、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环境，同样是他留下来的原因。

2021年，郑微还会留在这里，“我要在这干满15年，干满15年才能在北京退休，这是硬性条件。”对郑微而言，拿到北京户口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但能在北京退休只需要坚持再坚持。“未来谁说得准呢，都是走一步看一步。”郑微很迷茫，感觉像人在水中，看不清脚下的路，却不得不被水流乌泱地推着向前。

为孩子留北京 开店一年疫情期间倒闭

孙晶燕，45岁，来京20多年，凉皮卖家

“其实我对北京没什么好感，要不是为了孩子，我真的很想回老家。”

孙晶燕今年45岁，20多年前到了北京，做过销售，卖过凉皮。经人介绍，30多岁认识了一个山东烟台的老乡。老乡比她大6岁，IT行业，收入稳定，在通州有房。

孙晶燕说，当时这样条件的男人对她来说已经很好，所以两人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但是婚后，她发现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话题，生活在一起并不快乐。如今两人分开生活已经七八年，孩子由她自己带。最初因为老公有北京户口，孩子出生后落户到了北京，现在孩子成为孙晶燕想要离开北京最难割舍的。

2020年，孙晶燕的关键词是“困难”。受疫情影响，她在市场经营了一年有余的凉皮店于11月底关门了。她没有仔细算过这一年的流水，“但肯定是赔钱了”。这家由孙晶燕一人经营的五谷凉皮店，在当地小有名气。孙晶燕感叹，吃凉皮的时候只觉得好吃，哪知道真正做起来这么麻烦。她强调，自己卖的凉皮真材实料，五颜六色用的都是纯天然食材，如假包换；凉皮和蘸料必须当天现做，她每天早上4点就得起床去市场购买配料。市场傍晚7点关门，收拾回家之后，还得准备第二天的辅料。

孙晶燕说，她也不是没请人帮过忙。但她很快意识到，三四千元的工资一付，自己一个月就真的挣不到多少钱了。

做生意每天都很忙，没时间管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成绩一落千丈，孙晶燕后悔给儿子报英语班的时间太晚。反倒是儿子的厨艺见长，经由自己简单点拨一下，就能上手，有时还能给自己带饭。

把凉皮店转让他人之后，孙晶燕总算有了自己的时间。眼下，她手里还有一份帮超市送货的活儿，靠这个挣点零花。她说，现在自己就等着儿子放假，回老家过年。婆婆身体不好，听说最近又摔了一跤。虽说自己和老公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总归是夫妻，过年还是得回去照应照应。至于年后什么时候返京，找什么工作，她暂时没有想好。

孙晶燕叹了口气。她说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2021年她希望能找到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你们年轻女孩儿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吧？”她补充说道，自己年轻时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