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週刊：“腳部主播”的新年願望

作者楊海

見到英姐之前，我很難把她和“主播”這個職業聯繫起來。這個50歲的農婦，曾經以賣烤紅薯爲生。也許是常年在外擺攤的原因，她的皮膚粗糙，頭髮隨意地攏到耳後。她身材瘦小，又總是穿着一件肥大的舊T恤，上面滿是污漬。

她和老伴在2020年4月份從老家吉林省吉林市南下來到義烏北下朱村，成爲一名帶貨主播。北下朱村不大，但足夠包容。這裏吸引着各種背景的創業者，有“顏值主播”，也有“才藝達人”，但更多的還是普通人，他們可能是農民、小商販，或者畢業不久的大學生。

換句話說，北下朱是個草根創業者聚集的地方。那些受疫情影響，陷入困境的人們，被北下朱的造富神話吸引，希望能在這裏完成鹹魚翻生，或者底層逆襲的故事。從這一點看，英姐和北下朱的其他創業者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她更偏執。

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年，“直播帶貨”是個絕對的熱詞。上半年，不斷刷新的成交量、明星和商業領袖的試水，似乎都在回應“萬物可播”“全民可播”的口號，很多人都相信，一個現象級的商業模式又出現了。

那時的義烏，受疫情重創的國際商貿城比往常冷清不少，但僅相隔3公里的北下朱村卻被一種熱烈，甚至瘋癲的氣氛籠罩——每天下午，北下朱主街十字路口的主播們都會進入亢奮的狀態，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誇張的表演，直到拍出一條滿意的段子。接着往下走，你隨便拐進一條巷子，都有可能遇到正舉着商品，對着手機大聲介紹的主播。

到了下半年，人們發現那些驚人的數據堆造出來的，可能是個泡沫。明星帶貨頻頻“翻車”，粉絲的消費熱情開始降溫，都讓這個一路狂飆的行業逐漸迴歸正常。

英姐沒工夫瞭解這些，她像臺沒有停止鍵的機器，不斷運轉。她總是很匆忙的樣子，接受採訪期間，有時碰面，她會一邊快走一邊打招呼，似乎沒有什麼能讓她停下來。

有時分不清，她到底是精力充沛，還是在硬扛。她眼泡浮腫，大多時候聲音都是沙啞的。她通常會直播到深夜1點左右，有時也會持續到凌晨三四點。最長的一次，她連續直播了18個小時。無論多晚休息，她一定會在早上7點起牀，然後開始重複一天的工作——拍段子、剪視頻、直播……

半年前，她在快手每天能賣出十幾單商品，大概收入20元。這種狀態持續幾個月後，她加入了一個小型的MCN團隊，換了直播平臺，在抖音“二次創業”。

這次艱難的轉向並沒有給她帶來太多變化，除了兩次“一兩千元”的“爆單”外，3個月來，她每天的出單量反而降到了個位數，“一般都到不了5單”。

“不到山窮水盡，我絕不回頭。”她帶着哭腔說。

可什麼纔是山窮水盡呢？英姐說，比起以往，北下朱也冷清了不少。熟人不斷離開，十字路口也沒以往那麼熱鬧了。

兩個月前，她的老伴去了江蘇一家工廠，成了流水線工人。他和那些短暫落腳，又匆匆離開北下朱的創業者一樣，被慘淡的業績打敗，對直播帶貨徹底失望，最後放棄“幻想”，回到了靠出賣體力喫飯的生活。

她把開支降到最低。每天22元的房租，2元電費，3元的共享單車車費，她一天只喫兩頓飯——團隊免費提供中午和晚上兩頓盒飯。即便如此，她每天依舊入不敷出。

她終於相信了這個行業的邏輯，“不花錢買流量，就別想爆單”。現在，她指望着自己的某條視頻忽然竄上熱門，團隊老闆承諾過幫她“買流量”。

在北下朱就要一年了，英姐把心得、經驗記滿了快30個筆記本。但直到現在，她的作品很難稱得上優秀。她雖然努力在介紹商品時加入一些故事，但看起來依然乾癟。

在一個抖音視頻裏，她講述了自己初來北下朱時的經歷。和那時相比，現在她還是原來的衣服，一樣的表情，甚至連發型都沒變。她就像一頭倔強的驢子，無論如何努力，都是在原地繞圈。而在北下朱，沒有變化是最可怕的事。

在這場商業遊戲裏，“頭部主播、腰部主播”纔有資格出現在各種行業報告和新聞報道中，這些像英姐一樣的“腳部主播”甚至不值得一提。他們進場或者離開，成功或者失敗，對行業都微不足道。

元旦那晚，英姐一個人在出租屋裏大哭了一場。離家快一年了，她最擔心自己的父母。兩位老人都已經80多歲，父親說過最大的願望是看一眼西湖，她想在開春時賺夠錢，幫父親了卻這個心願——這是個不小的計劃，她眼下的願望是回東北老家過年，但還在爲路費發愁。

支撐她繼續留在北下朱的，還是對“爆單”的期望——那是指某條短視頻或者某場直播忽然大火，帶動商品衝到幾萬甚至幾十萬單的銷量。英姐相信，她的尷尬和困境在這個機會到來時都會迎刃而解。她照常出現在北下朱的街道上，像鬧鐘一樣準時，不管身邊人來人往，或者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她把未來都押注在這個最大的新年願望上，儘管她也不能確信它是否會真正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