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全球化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因爲中國來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旅美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確診81475053例，死亡1798050例。

這是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留給世界的數據，來自世界衛生組織12月31日的統計。

如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疫情更爲嚴峻，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超過180萬。

2020年這場罕見的疫情，在爆發三個多月後蔓延至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種病毒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把過去存在多年的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基本矛盾前所未有地彰顯出來，給原本就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帶來了極大衝擊。

一場新冠，改變了世界發展格局。圖片來源：霍布斯金大學網站截圖

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的人員與物資的密切交流已經成爲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常態，幾乎所有國家都無法徹底切斷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這種各國在經濟生活中的深度交融，使得新冠病毒以人員與物資爲載體在世界上迅速蔓延。人們走過2020年後清楚地意識到，世界真的回不到過去了。在這個扁平的世界中（托馬斯·弗裏德曼：《世界是平的》），只要有一個國家的疫情尚存，整個世界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另一方面，2020年人類社會抵抗新冠疫情的實踐表明，民族國家仍然是世界上各民族最爲重要的組織形式和最根本的安全屏障。從新冠病毒爆發伊始，世界各國政府都先後啓動了防控疫情的各種措施，也對邊境和海關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鎖。儘管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全球抵抗新冠疫情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在這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病毒的瘟疫中，獨立的民族國家仍然是全球化時代最根本的安全屏障，國家主權的行使和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治理是防止、治療和控制新冠病毒最根本的力量。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發後，各個民族國家的不同表現，各國政府對防控疫情的不同態度和採取的不同措施，使得新冠疫情在各國的表現有很大不同。走過了2020年，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在全球化進程中告別民族國家只是一種浪漫的幻想，主權國家仍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治理社會的組織形式。

鑑於此，本文對2020年的回顧不再聚焦於這場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疫情，而是把2020年的新冠疫情作爲一個切入點，來考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的矛盾運動，展望未來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2020年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發生激烈衝突的一年。美國在疫情大爆發時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把美國政府在世界組織中的“退羣”和“逆全球化”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峯。在2020年的美國大選中，民衆形成了涇渭分明兩大陣營，雙方都黨同伐異，極盡妖魔化對方之能事，而在雙方衝突的背後，則是美國社會對全球化的兩極看法；在大西洋另一邊，英國在2016年6月23日舉行脫歐公投的1318天后，在2020年1月正式脫離歐盟，結束了47年的歐盟成員國身份，並在2020年結束前6天與歐盟最終達成了歷史性的脫歐貿易協定。

2020年所發生的這些的現象表明，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正在發生深刻改變，英美等國拒斥全球化的偏激聲音越來越大。但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率先走出疫情和恢復經濟發展，隨着RCEP在2020年11月15日的誕生，一種新的全球化正在逐步形成。

一、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歷史發展趨勢

一般說來，人們使用的全球化有兩個含義：一個是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廣義全球化。這個廣義全球化的時間很長，大約有四百多年，可以稱之爲殖民全球化和貿易全球化的時期；全球化的另一個含義則是特指最近幾十年形成的生產全球化。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冷戰結束後，以全球分工爲基礎的產業鏈形成了生產的全球化。廣義的全球化和狹義的全球化之間存在着一種先後的繼承關係，在時間上也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西方國家以先發優勢對外擴張和殖民，在工業化國家與落後國家和地區之間強力推行嚴重不對等的貿易，“自由貿易”成爲這個時期貿易全球化最響亮的口號。正如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的，15世紀的航海大發現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西方人從它獲得了好運，獲得了比其他文明更爲優先的發展，並迫使其他文明統一於真正單一的世界範圍的社會中。”

相關資料顯示，“到1914年時，英、法、德、比、葡、荷、意大利七國的海外殖民地在數目上達到115個，面積達20，453，757平方英里，是其領土的20多倍，人口達530，493，654，是其人口的近三倍。這些國家把殖民地既當作提供豐富資源的產生，又把它作爲銷售產品的市場。到了19世紀末，移民浪潮已達前所未有之勢。在軍事武力的支持下，人員、物質以及信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世界範圍的流動。”（楊雪冬：《全球化理論：對現代性的反思和超越》）

在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西方率先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從而使資本主義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能夠有效整合，並依靠民族國家的強大力量去海外拓展殖民地和市場。因此，在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西方的民族國家和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相互促進的關係。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內在地要求統一的民族國家市場的出現，而民族國家掌握的壟斷性、暴力性權力，也爲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提供了強大後盾。所以，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首次確立以平等主權國家爲單位的國際秩序開始，到法國大革命，再到一戰爆發，民族國家逐漸成爲了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政治組織形態。

在西方話語敘述中，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勇氣和財富的象徵。但真實情況可能是這樣的↓（資料圖）

西方先發國家以殖民的方式推行貿易全球化的過程，也是世界各國相繼被捲入現代化的過程。全球化縮短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原來的歷史發展進程，加速步入了現代化進程。這是西方先發國家沒有意識到的客觀後果。到了二十世紀，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被拉進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但是，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西方先發國家在以武力推行殖民和貿易全球化的同時，同時也催生出了一個西方國家並不樂見的抵抗全球化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全球衆多新興民族國家的獨立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出現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歷史潮流，是西方先發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客觀後果，而並非西方國家的初衷。全球化也因此埋下了與西方發達國家衝突的矛盾根源。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時間，到二戰結束後的五六十年代，西方在全球建立的殖民體系相繼崩潰，而西方資本推動的貿易全球化，或者說“自由貿易”到二戰後纔算基本實現。但是，由於戰後世界形成了東西兩大敵對陣營，全球“自由貿易”的形成嚴重受限。西方形成了以關稅總同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基本框架的全球化經濟體系；而蘇東集團的經互會則自成體系而與西方對立。與此同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在經濟上則與這兩大經濟體系都保持一定的距離，保持自己在經濟領域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當世界進入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發生了一個重大飛躍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全球化不再僅僅是商品貿易的全球化，而是生產的全球化，是全球分工和全球產業鏈的形成。這主要表現爲跨國公司成爲全球化的主體力量。在計算機、通訊技術、網絡科技和交通日漸便利的情況下，國際交往日漸加深，國際分工不斷擴大，以至於跨國公司可以在全球範圍尋求資源、資金、人力等生產要素，並在世界各地分工設廠，以降低生產成本，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和利潤的最大化。

不同於此前以“自由貿易”爲口號的貿易全球化，大約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全球產業出現轉移和重組的明顯趨勢。許多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轉型升級以後，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並在那裏投資設廠，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積極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發展出口導向性經濟。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製造業從歐美轉移到日本，再轉移到亞洲，新的產業鏈在全球開始形成。

1978年底，中國發生了一件對世界來講產生深刻影響的事件，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式揭開帷幕。1979年，中國頒佈了第一個利用外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同一年，泰國正大集團投資1500萬美元，拿到了深圳市0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成爲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在華投資的外商集團。從此，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開始參與到生產全球化的大潮中。

推動全球產業鏈形成的基本動力是區域分工和比較優勢。經過幾十年的全球化生產，全球生產形成了一個相互協作、相互依賴的鏈條。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生產出所有的產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脫離全球經濟體系獨立發展。衆所周知，中國的中興、華爲等高科技企業需要採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核心部件。同樣，每一個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幾乎所有的高科技產品的生產也同樣需要採購其它國家的重要部件。

以美國的蘋果公司爲例：蘋果公司的所有產品及其零部件均由第三方企業製造，關鍵部件製造和供應分佈在美國、中國、德國、愛爾蘭、以色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荷蘭、菲律賓、中國臺灣、泰國和新加坡，其中蘋果計算機、iPhones、iPads和iPods裝配在中國完成。

再看美國引以爲傲的航空製造業：波音公司商用飛機制造已經放棄完全自主投資方式，不再獨立承擔新型客機的設計和製造，而是根據新型飛機和零部件的複雜程度，在全球範圍選擇風險共享夥伴，採取與風險共享合作者共同承擔研發和生產成本的方式減少投資。波音787飛機的零部件和子系統依靠全球採購。787新型發動機既有來自美國通用電氣的發動機，也有來自羅爾斯·羅伊斯遄達（Trent）發動機。如果按價值計算，波音787飛機90%的設計和子系統依靠外購，按部件計算，進口比重大約到70%。

從以上對全球化進程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從殖民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到生產全球化是一個邏輯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推動了工業化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也使世界在經濟上逐漸融爲一體。在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爲了一個普遍現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遺世而獨立。

二、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

如果說早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關係形成有着密切關係，那麼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後，兩者的關係則不再像往常那樣清晰了。相反，產業鏈的全球化正在侵蝕和削弱着民族國家的主權。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摩擦，越來越多於他們之間的相互促進。那麼，這種情況是如何產生的呢？

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後，經濟全球化得到了深入發展，由它所帶動的國際性交往和聯繫急劇增加，全球性的瘟疫、跨國犯罪組織、全球生態、恐怖主義、核武器、移民和難民、金融危機等治理問題，遠遠超過了普通單一民族國家的能夠應對的能力。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世界各國應對2020年的新冠疫情，既需要主權國家內部的力量，也需要民族國家對外尋求全球性的協商和合作。爲了繼續維護國際秩序，諸如聯合國、歐盟、WTO、WHO等跨國性組織自然就在當中發揮重要影響。但這些國際性組織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意味着民族國家的權力將被制約。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的一系列“退羣”行爲，特別是2020年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都可以視作部分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一種反彈。

其次，跨國公司的大量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化的形態，對民族國家的傳統治理能力構成挑戰。根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公佈的數字：“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在1968年爲7276家，1973年有9481家，1987年爲10727家。自1960年開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子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長，從1969年的2.73萬家增加到1980年的9.8萬家。”據聯合國貿發組織《2009年全球投資報告》顯示，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有近8.2萬家跨國公司，其中國外分支機構達到了81萬家。

大量跨國公司出於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需要向勞動力價格低廉、稅收和投資市場較好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資本，客觀上減少了本國的就業機會。同時，由於投資和生產等環節都轉移到了國外，也壓低了本國政府應當收到的稅款，削弱了本國政府進行稅收再分配的能力，於是出現了經濟聯繫的全球性與社會福利的地區性之間的矛盾。

再者，全球性的經濟交往日益擴大，與之相伴隨的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潛在風險也在增多。在資本自由流動的背景下，各國防控金融風險、抑制投機性資本的壓力必然增大。資本沒有國界，具有很高度的流動性和強烈的投機性，但風險卻實實在在地強加給了特定區域範圍內的“國民”。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在《什麼是全球化》中說道，“全球化描述的是相應的一個發展過程，這種發展的結果是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主權被跨國活動主體，被它們的權力機會、方針取向、認同與網絡挖掉了基礎”。一些較爲極端的全球主義者甚至認爲，民族國家正在走向終結。美籍日裔學者大前研義所指出的“從經濟活動的真實流動角度，民族國家已經失去了它們作爲今天無國界的全球經濟中的有意義的參與單位的作用”。

第四，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劇了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

全球化對於不同的地區和羣體來說具有不同的影響，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全球化不僅突顯了國家間的差異和兩極分化，同時也在國家內部製造出了輸家和贏家。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是發達國家主導和引領。所以，無論是國際規則的制定，還是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着全球的高端產業鏈），西方發達國家往往佔據上風，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不得不接受全球化的過程。

另一方面，即使在發達國家內部，經濟全球化同樣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製造業的外移，導致中產階級的萎縮，以及勞工階層就業機會的減少。以美國爲例，從1895年到2009年，美國一直是世界製造業的領袖。但隨着全球化的發展，美國本土製造業不斷萎縮：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已從1957年的27%下降到2009年的11.2%；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也從1998年的1760萬減少到2010年的1150萬。隨着生產設施的外遷，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自1980年以來增長極爲有限。同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停滯對比鮮明的是美國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從二戰後至今，美國第三產業的規模由不到1500億美元增加到10萬多億美元，增長約70倍。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由不到60%增加到80%左右。

近幾十年來，美國的“產業空心化”現象不斷加劇。資本和產業鏈的外移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蘋果公司產品在全球博得暴利，就是美國海外收益的縮影。但是，海外財富流入並沒有使美國全體民衆受益，鉅額財富只是集中在少數精英人才手中。對於美國普通民衆來說，全球化的結果是美國中端工作機會（其中包括大量的技術工作職位）大量流失，原先的就業人員逐漸滑落到缺乏技術含量的低端服務業，國民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兩極分化，大大地加劇了美國的貧富懸殊。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2020年美國大選中社會呈現出高度的撕裂狀態，都跟美國過去幾十年“產業空心化”導致的社會問題密切相關。

從以上可以看出，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衝突已經逐漸成爲當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全球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對民族國家形成了衝擊，而不同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採取的不同政策又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問題。這是爲什麼在一些國家內部引發生了“反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原因。

掀起這輪反全球化浪潮，這位功不可沒（資料圖）

三、中國崛起對全球化的重大意義

在談論全球化時，人們常常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與影響。事實上，離開了中國，無法理解全球化的含義。

首先，離開了中國，任何意義上的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具體地說，一直到中國改革開放，或者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前，或者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經濟的全球化，無論是貿易全球化還是生產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都不能真正稱之爲全球化。這個中道理也很簡單：佔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國家沒有參加的全球化，很難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儘管全球化這個詞彙（globalization）出現在英語詞典當中是在1961年，但這個詞彙的廣泛運用則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這個現象並非偶然，這跟中國全方位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有着密切關係。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由於中國加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才使得全球化得到了真正的實現。

但是，中國的崛起對全球化的意義不僅於此。

在全球化進程中，社會主義中國加入主要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創建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標誌性事件，中國事實上成爲了全球經濟體系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嚴格說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全球化的一個新起點，全球化從此開始真正進入到一個新階段。蘇東解體，兩大陣營不復存在，資本主義推倒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壁壘。而社會主義的中國在鄧小平南巡後加大了改革開放的步伐，並在2001年成爲WTO的一個重要成員，很快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不僅是1947年關貿總協定簽訂以來最大的一個變化，也是幾百年來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出現的一個根本性變化。社會主義中國成了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成了全球經濟體系的世界工廠，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新現象。

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通過加入由資本主義國家創建的經濟體系而實現了經濟起飛，並有望在未來不遠的將來，超過資本主義的美國而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本身就令人感到驚愕。更重要的，中國有可能會對全球化的健康發展，對緩解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作出特別的貢獻。

中國在全球化進程取得的巨大成功，給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啓示，這就是社會制度不同並不影響各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相互合作，相互依賴。人類社會在全球經濟事務中完全可以避免制度之爭。

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圖爲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領導人視頻會議截圖

中國有句古語叫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不僅是做人的道理和品德，而且也是今天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堅持的品德。如上所述，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存在着固有的張力和矛盾。一個國家如果堅持狹隘的民族主義，處處強調本國優先，像特朗普政府那樣，這必然跟全球化發生激烈的衝突。中國作爲全球率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的國家，作爲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第一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一直堅持多邊主義，堅持合作共贏，使得全球化的發展方向發生了具有積極意義的變化。2020年11月15日，中國與其他14個亞洲國家共同簽署了RCEP，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應運而生。RCEP的誕生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一次重大勝利，這在充滿焦慮和不安的2020年具有特別的意義。

綜上所述，由於中國的巨大人口體量、巨大經濟體量，前所未有的成功範式，使得有數百年之久的全球化性質正在發生變化。今天的全球化，包括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已經不能簡單界定爲資本主義全球化。

展望全球化的未來，有三點可以預期：一，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無論各國政府是擁抱還是拒斥全球化，都無法阻擋這一歷史發展趨勢；二，全球化跟現代民族國家有着內在的張力和矛盾，正是這種矛盾運動推動着世界的發展。三，時代發展到今天，中國深深融入其中的全球化已經回不到過去。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進程。中國作爲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應當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