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司馬光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歷史人物，他除了擔任北宋宰相以外，還因砸缸而家喻戶曉。歷史的司馬光，曾經是一個“頑固派”，有些人可能會質疑：當年能聰明到去砸缸，可見此人頭腦靈活，怎麼會是個頑固派呢？其實，司馬光的確有“頑固”的一面，但在頑固的背後，他仍然是謙謙君子！筆者與大家分享司馬光的感人故事。

一、誤傳千年的“砸缸”

司馬光砸缸，這個故事可謂童叟皆知。然而，我們卻被我們誤解了千年。故事大概是說，司馬光和一羣小夥伴在花園裏玩，一個同伴掉進了水缸裏，別的小朋友都去呼救，只有司馬光不慌張，他拿起一塊石頭砸缸救人。其實，史書不是這麼記載的。《宋史》雲：

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注意，按《宋史》的說法，司馬光砸的不是缸，而是甕。在古代，缸和甕雖然都是儲水容器，和缸相比，甕腹大口小，所以掉進去很難出來。把“甕”誤傳成了“缸”其實減輕了司馬光救人的難度。

聰明如司馬光，他能夠想出用砸缸的方式去救人，而其他的小夥伴則只知道呼救，決定一個人成就的高低的因素，往往不在於一個人所擁有的現在物質和所處的地位，而在於一個人的思維，思維才能夠決定一個人將來的成就和發展。

同樣司馬光兩者兼有，他算得上有名的官二代，父親是當時的三司副使，世代做官的司馬家可謂是物質充足，司馬光完全可以白喫白喝一生不愁，但是這並不是他的初衷。或許有人說他執拗，也有人說他虛假，但是他絕不會喊出“我爸是李剛”的口號，他憑藉着自己的真才實學，在六七歲就能夠熟讀《左氏春秋》，展現出過人的智慧。因此年紀小小的司馬光神童的稱號便被傳開，開啓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可見，少年時候的司馬光是十分靈活的，和大多數小孩子一樣敢於嘗試新的事物，而且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沒有因爲常規的文化背景侷限自己的思維。可是爲何，成年後的司馬光其所作所爲會讓我們覺得他就是一個老古董呢？

二、低調的潛力股

“泯然衆人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在司馬光身上，相反司馬光雖然從小就有着神童之名，但是他並沒有驕傲，反而和自己的父親在“遊宦”的過程之中，將自己的所學與自己的生活經歷結合起來，不僅僅博學強識，還能夠靈活運用。很多人以爲他是書呆子，那可大錯特錯了。知行合一在他身上完美的體現出來，年僅20歲的他就已經一舉高中進士，本來以爲會有所作爲，但是他卻低調的有點過分。《宋史》雲：

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

他以儒家的中庸之態處世，在官場之上處處低調，如同一顆沒有光芒的珍珠。直到慶曆四年的時候，25歲的司馬光纔開啓了官場上的開掛之旅，而這與一個人有關，那就是當時的樞密使——龐籍。

龐籍不僅僅是司馬光父親的好朋友，還是司馬光的恩師，所以一直提攜司馬光，而龐籍的提攜，彷彿這顆珍珠洗掉了鉛華一般，變得耀眼起來，皇上對司馬光也十分地欣賞，因此在皇祐三年到皇佑五年，司馬光的官職一直快速提升，成爲了中丞還兼任起史官來。

官場上的司馬光可謂是一帆風順，雖然在朝爲官，但是他的心始終和天下百姓在一起，不僅僅多次上書朝廷希望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而且還不畏強權，對於所謂的“保守派”和一些啃老本的人表示諷刺和不屑。

“立德，修身，治國，平天下”是儒家聖人對於自己的標準，也是司馬光對於自己的標準，或許看上去嚴格要求自己和批判他人的他有那麼些討厭，但是想一想爲了人民，爲了國家的發展，司馬光有許多值得我們肯定的地方。

三、不孝有三，無後又怎樣？

司馬光可以算得上典型的儒家學子了，而儒家提出的三綱五常和一些經典論據都是他奉行的標準，如果說他是保守派，是頑固派，他又怎麼會允許自己沒有子嗣呢？孝道是儒家核心標準的一種，而司馬光卻犯了這個大忌。

司馬光在事業上和愛情上可謂是雙豐收，不僅僅在官場得意，而且情場上和自己的夫人相處得十分舒適，，夫妻二人琴瑟和鳴但是婚後一直沒有兒女，一直以儒家思想爲標準要求自己的司馬光並沒有着急，倒是他的夫人十分的執着，想盡各種辦法給他找美女，其中有的是夫人給的漂亮丫鬟，還有妻子買的美女，但是司馬光都不看一眼，無後就無後吧，隨便找一個理由打發了。或許是他固執，或許又是他的通透，他本來可以活出大多數古代男人的風流，但是他始終保持着自己的孤傲，成爲衆人之中的一股清流。

一生一世一雙人多麼美好的願望，但是在那個綱常倫理的時代，又有多少人能夠堅持下去呢？所以看到這裏，你還會覺得司馬光可恨嗎？覺得他就是標準的書呆子，沒有人情，不得動變通嗎？即使在現代，像司馬光這種有錢，有權，而且忠於婚姻的男子，不知道是多少女子的夢中情人呢！

四、王安石，我不是針對你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底線，而司馬光的底線就是百姓。只要百姓過得好，隨便國家怎麼搞都可以，但是如果危害了百姓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以的。衆所周知，王安石變法的死對頭就是司馬光，很多人也因此把司馬光列入保守派的行列之中，而王安石則是新派的代表，可誰知，司馬光也曾是王安石的好友，也曾支持王安石的部分觀點。

《宋史·司馬光傳》曾記載一件事情（節選）：

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爭議不已。

意思是說，北宋中後期，國力衰微，財政喫緊，王安石提出“節儉度日”，司馬光是贊同的。 但在是否給百姓加賦的問題上，二人意見分歧很大。後來，王安石提出變法思想，一些激進派趁機加入王安石的陣營，想通過變法來撈取利益。司馬光實在看不下去，以自己“不通財務”爲由辭職，隱居多年編書去了。

王安石變法是個大工程，若要詳細解說，恐怕一兩篇文章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核心的觀點需要說明：王安石變法的本質是“富國”，但卻不“富民”，例如，在執行“青苗法”的時候，王安石鼓勵官府給百姓放高利貸。而以儒門學子身份自居的司馬光，是贊成“富國”的，但卻不贊成剝削百姓。這是司馬光和王安石分歧的本質。兩人都爲北宋好，但選擇的路線不同，只能分道揚鑣。

司馬光雖然和王安石政見不同，但對王安石本人的品格，司馬光還是認同的，司馬光在他的《與王介甫書》中說道：

曩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司馬光的意思是說，我和你之前討論政務，意見不和，但我對你的傾慕之心不過沒有變。

因爲司馬光知道：王安石也沒有私心。

或許你這個時候你會說他固執，但是讓他固執的是人民，他不是不知爲官之道，但是他得爲生命請命。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司馬光或許是個頑固派，但站在北宋百姓的角度來看，司馬光卻是個君子。

五、君子的“君”，樸實的“實”

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同一年去世，司馬光比王安石多活了5個月。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司馬光仍在工作。司馬光的妻子先他而去，司馬光去世時68歲，人們在他家裏沒有發現錦帛，沒有發現金銀，只有牀上空蕩蕩地放了幾本書，和一本來不及上奏的手稿。京城百姓聽聞司馬光去世，上萬人自發前來弔唁。這襲人大部分都是貧民，司馬光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百姓的悠悠之口最能在證明。

司馬光去世後，新舊兩黨之爭尚未結束，並漸漸愈演愈烈。八年後，紹聖元年（1094年），新派（變法派）重新掌權，已經去世多年的司馬光被剝奪名譽，新派官員認爲司馬光是阻礙變法的罪魁禍首，嚷嚷着要將司馬光棺曝屍，還好並未執行。宋徽宗即位後，權臣蔡京爲了打擊異己，立了一個309人的元佑黨人碑，把司馬光之名刻於碑上，有一個姓常的石匠寧死不願把司馬光的名字刻在碑上，他說：

“我不懂朝廷爲何立碑，我只知道，司馬光正直，如果有人說他奸邪，我寧死不刻！”

光陰流轉，宋朝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歷史將司馬光記住了，不僅僅載入了光輝的一頁，而且還成爲了家長育兒的典範和妻子訓夫的楷模。司馬光，字君實，君，是君子的“君”，實，是樸實的“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