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的今天，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这次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

今天，是遵义会议召开86周年，让丹丹带大家一起穿越时光，重温那段历史。

遵义会议会址

红军究竟该向哪里走？

1927年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长征。长征初期，又遭遇一连串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遭受重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表示怀疑和不满，要求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军事路线。

《而今迈步从头越》（油画）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相对和缓的军情给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比较安全的环境。于是，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推动下，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油画）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得到多数与会同志支持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长征》之《遵义会议》（国画）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报告。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抵制日货的标语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

《遵义会议》（油画）

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是劳而无功的。”会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

遵义会议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刘伯承回忆：“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1月17日，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曙光》（油画）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油画）

随后不久，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３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决策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就是党的高层干部从失败中逐渐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结束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养成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

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改变了中国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

建设成熟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统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回忆：“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