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的今天，1935年1月15日，在遵義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臨街而立的兩層樓房裏，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命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在這次被稱爲“生死攸關之轉折點”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甩掉共產國際的“柺杖”，開始獨立自主地走中國道路。

今天，是遵義會議召開86週年，讓丹丹帶大家一起穿越時光，重溫那段歷史。

遵義會議會址

紅軍究竟該向哪裏走？

1927年以後，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中國共產黨舉起了武裝反抗的旗幟，取得了四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

但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進行戰略轉移，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長征。長征初期，又遭遇一連串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中央紅軍遭受重創，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幹部戰士對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表示懷疑和不滿，要求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改變軍事路線。

《而今邁步從頭越》（油畫）

1935年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突破烏江天險。次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佔黔北重鎮——遵義。烏江成了紅軍的天然屏障，而遵義附近的其他部隊也難以造成實質性的威脅，一直被動挨打的紅軍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相對和緩的軍情給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和比較安全的環境。於是，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推動下，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了。

《遵義會議》（油畫）

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得到多數與會同志支持

遵義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失利的教訓。與會者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高級將領，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長征》之《遵義會議》（國畫）

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博古首先作關於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史稱“正報告”），他片面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而沒有認識到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周恩來接着在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軍事工作報告（史稱“副報告”）中，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圍剿”戰爭中在戰略戰術方面存在的問題，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意見，作了反對“左”傾冒險主義軍事錯誤的報告。張聞天的發言邏輯嚴謹，措辭激烈，爲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抵制日貨的標語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當前應採取的軍事方針。

《遵義會議》（油畫）

在歷史危急關頭，遵義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會議認爲：“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圖拿黨的正確的路線來爲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做辯護是勞而無功的。”會議認爲：“在目前中國國內戰爭的階段上，在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動，白軍士兵的譁變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數量上還是非常不夠，在我們的蘇區還只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在我們還沒有飛機大炮等特種兵器，在我們還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當着敵人向我們進攻與舉行‘圍剿’時，我們的戰略路線當然是決戰防禦，即是我們的防禦不是單純防禦，而是爲了尋求決戰的防禦，爲了轉入反攻與進攻的防禦。”

遵義會議肯定和確立了毛澤東決戰防禦軍事路線的戰略戰術原則。劉伯承回憶：“遵義會議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迴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爲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爲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1月17日，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四項決定：一是選舉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三是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進行調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曙光》（油畫）

根據會議決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調整，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議》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作戰原則，嚴肅指出博古、李德要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遵義會議》（油畫）

隨後不久，中革軍委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３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也被稱爲“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遵義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決策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在遵義會議後的轉變，就是黨的高層幹部從失敗中逐漸得到了經驗、提高了覺悟，結束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也認識了經驗主義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同時養成了聯繫羣衆、實事求是的作風。”

獨立自主成爲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毛澤東指出：“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也是一條真理。我們過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們就是喫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以後，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改變了中國政治方向，是中國共產黨

建設成熟中央領導集體的開始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爲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毛澤東政治地位上的變化，爲他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統思考中國革命道路問題提供了可能性和現實性。參加遵義會議的楊尚昆回憶：“中國共產黨人幾經挫折和失敗，經過遵義會議這一重大歷史轉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正確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從一個主要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成爲主導全黨全軍的領袖，是一個充滿鬥爭和艱難曲折的過程。一方面是由於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主張逐步深入到全黨，他在粉碎敵人‘圍剿’中表現出來的軍事指揮才能爲全軍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於像恩來同志這樣一些黨的負責人，在血的教訓面前，以黨的利益爲重，胸懷寬廣，服從真理，堅決擁護和信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