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最後十年，是主旋律電影蓬勃發展的一個時期。

從1990年的史詩之作《大決戰》三部曲，到此後的《大轉折》、《大進軍》等影片，這些主旋律影片構成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戰爭畫卷，先輩們爲了國家而浴血奮戰的一幕幕，都成爲觀衆腦海中難以磨滅的光影記憶。

但皮哥發現，除了革命戰爭題材的主旋律影片，也有一些影片偏離宏大主題另闢蹊徑，比如由“主旋律專業戶”李前寬、肖桂雲夫婦導演的《決戰之後》，堪稱主旋律電影的“奇葩”。

不以戰爭時期爲背景，影片聚焦的是在影視作品中很少被提到的一羣人物——被我黨俘獲的國民黨高級“戰犯”。

解放戰爭勝利後，我黨將一大批國民黨前高級將領送到“功德林”監獄，準備對他們進行由內而外的全面改造。

說實話，作爲昔日威名顯赫的國民黨將領，共產黨的死對頭，想從思想征服他們，讓他們認同新中國，並不比打仗容易。

尤其是淪爲階下囚之後，這種心理上遭受的巨大恥辱感，更是讓這羣“大人物”無法釋懷。

影片從一開始就通過羣像式的形象塑造，生動呈現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質，以及戰犯們對於我黨的抗拒和牴觸。

比如曾任國民黨第12兵團司令官的黃維，堪稱戰犯中的頭號“強硬派”。

對我黨的各種政策都是軟硬不喫，每天不是抱怨就是破口大罵，就連剃鬍子這樣的日常瑣事，黃維毫不猶豫就拒絕：我身上流的是黨國之血，鬍鬚不能剃！

特別是曾任國民黨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的杜聿明，影片在衆多戰犯形象中，對這一人物進行了着力刻畫。

片中杜聿明的第一次登場給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帶着手銬腳鐐，從火車車廂裏緩緩走出，他忿忿地推開警衛人員的手，四下打量着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北京城，臉上寫滿了悲涼和無奈。

入獄後，杜聿明對一切總是抱着極高的警惕心，對待我黨人員的態度十分強硬。

看守所的李所長提出給杜聿明治療困擾其多年的頑疾，並囑咐他按時喫藥，杜聿明卻冷漠地以一句“身體是我自己的”作爲回應。

影片的前半部分，在凸顯戰犯對我黨的抵抗態度的同時，又通過一些頗具戲劇性色彩的日常生活片段，不斷豐富着他們的形象。

“羅盤將軍”張淦整日一副神祕的微笑，嘴裏嘟囔着一些玄乎其神的言語，對於癡迷風水占卜的他來說，一本《易經》在手，天下大勢都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國民黨第49軍中將軍長鄭庭笈，操着一口濃重的南方口音，催人洗澡的片段更是讓人忍俊不禁。

第一組“死”（洗）完，第二組再“死”（洗）——這引來不少人小聲地咒罵：老子還沒活夠呢，要死你先死······

影片的後半段，戰犯們對於我黨的態度，逐漸從對抗轉向認同和理解。

影片主要從兩個方面，運用了大量細節去呈現他們思想上的這種“轉向”。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人意不在剷除異己，而是以極大的耐心和足夠的誠意對待他們，讓他們自願融入新中國的羣體之中。

比如當張淦提出要買《易經》，毛主席不僅沒有反對，反而讓負責此事的羅榮恆轉告張淦，綜合幾個版本來看，乾隆版本是最佳選擇。

當鄭庭笈爲了不連累家人，本想在妻子的離婚協議書上簽字，但李所長勸阻了他，並讓人給鄭庭笈妻子做工作，去挽救這樁因政治而瀕臨破裂的婚姻。

對於戰犯們的身體狀況，有關方面更是關懷備至，困擾杜聿明多年的肺結核，就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根治。

住院時，假裝已經熟睡的杜聿明聽到李所長囑咐醫生，一定把他的病徹底治療，那一刻，杜聿明除了意外，更多是感受到一份久違的溫暖。

更讓杜聿明感動的是，李所長還記得他的生日，爲此還把朋友從陝西寄來的大紅棗分給這個陝西漢子，這個鐵骨錚錚的硬漢此時也難掩激動，一句“兄弟，謝謝你了”足以讓人看到他內心的情感激盪。

最讓戰犯們折服的是，當我方出現某些負面問題時，共產黨所做的並不是包庇，而是問責深究。

比如有的工作人員面對戰犯態度非常惡劣，在審問中嘴裏罵罵咧咧，甚至對着戰犯上去就是一巴掌，這無疑是對戰犯改造過程的損害。

在得知此事後，羅榮恆不僅對工作人員進行懲治，更是讓李所長告訴所有的戰犯，以後再遇到這種態度惡劣的，可以不予理睬！

正是這樣一份尊重和關懷，逐漸融消了戰犯們的心中的堅冰，被我黨的真誠所打動。

在毛澤東親自關照下，他們得以走出禁錮多年的鐵門，親自看一看中國這幾年翻天覆地的變化。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武漢長江大橋，看着新中國取得的一個個輝煌成就，所有人的內心深處都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也充滿了歡喜與欣慰······

此外，通過其中穿插的戰犯的回憶，也讓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失敗和他們的“歸順”乃是歷史的必然。

他們經常會湊在一起，討論當初爲什麼會喫下敗仗，比如衆人聚在桌前，重現碾莊戰役的那場戲，最具有代表性。

當時守軍和援軍之間，其實只隔了區區20裏的路，但解放軍投入大半兵力阻斷國軍增援，最終通過嚴密高效的作戰計劃，拿下了碾莊戰役的勝利，爲淮海戰役奠定勝局。

而反觀國軍，徐州剿總司令劉峙爲了做買賣可以丟棄軍機大事，白崇禧對徐蚌會戰冷眼旁觀，甚至希望解放軍可以獲勝，以便在與蔣介石爭權中佔得先機。

國軍內部的種種勾心鬥角，私慾橫流着實不堪，這也難怪杜聿明會發出“黨國不亡，沒有天理”的感嘆。

正所謂“人心齊，泰山移”，擰成一股繩的共產黨，面對人心早已四分五裂的國民黨，孰勝孰負似乎已呼之欲出。

正是通過國共兩黨之間的種種對比，戰犯們的這種轉變才讓人更爲信服。

此外，皮哥還注意到影片也插入了一些有趣的細節，暗示着他們思想的轉變。

比如前國民黨四川省主席上將王陵基，影片前半段當他人問他多大歲數，他回答“與蔣委員長同庚”；

影片臨近結尾時，當別人再問起這個問題，王陵基卻答“和朱德元帥同庚”，前後言辭的變化不禁讓人會心一笑。

影片最後是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王耀武等人名列其中，他們結束了十多年“囚犯”的身份，自此成爲新中國的一位“公民”。

與開始時的死氣沉沉相比，所有人此時都盼望着早日重回社會，對於祖國的未來他們更是充滿殷殷期望。

從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到一起暢談共事的朋友，就像蒙哥馬利元帥說的，這放在在世界範圍內，都實屬罕見。

截止到1975年，所有羈押的戰犯都得到特赦，他們出獄後，爲新中國的發展貢獻着一份力量，爲祖國的早日統一奔走呼籲。

片中面對黃維、杜垏明這樣的國民黨高級戰犯，毛澤東這樣說：“消滅一具肉體容易，但改造一個人的靈魂，絕非易事。”

這句話意味深長，體現了偉人智慧，也道出了這部電影的拍攝的最大意義。

就像片名《決戰之後》所暗示的，戰爭並不是一切的結束，如何在戰後以和平的方式俘獲人心，纔是一場更爲棘手的考驗。

在這片“沒有硝煙的戰場”，化干戈爲玉帛，纔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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