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環球深度]《環球時報》調查四國“Z世代”世界觀

[環球時報記者 梁燕 青木 蔣豐 紀雙城]編者的話：他們在社交網絡呼風喚雨，但也被指責離現實太遠；他們極富個性，對自身能力相當自信，但老一輩常批評他們知識儲備和思想不深；他們是與全球聯繫最緊密的一代，但也容易因國際合作失敗而悲觀……他們有個統稱——“Z世代”，通常指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不管外界對“Z世代”有多少看法，他們終究是“後浪”，是“未來的擁有者”，未來全球的競爭也被認爲是“Z世代”的競爭。國外“Z世代”有哪些特點？他們的生活狀況及世界觀是怎樣的？《環球時報》駐多國記者就此進行了調研。

美國——“整蠱特朗普”，他們的一次傑作

對於美國人來說，2020年是“瘋狂的一年”，“Z世代”的感受尤其深刻。

薩拉是《環球時報》記者的羽毛球教練。今年16歲的她是美國羽毛球女子少年組排名前五的選手，父親是越南華僑，母親是前中國八一羽毛球隊選手。薩拉生長在多族裔社區，班上白人同學只佔一半。平時薩拉愛跟同學通過社交App聊天，愛打球，學習成績也很出色。她的夢想是考進心儀的大學，畢業後當一名作家。

薩拉是典型的“Z世代”。據統計，“Z世代”在美國有6700多萬人，其中達到選舉年齡的有約2400萬，佔選民總數的10%左右。相比父輩，美國“Z世代”出生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時代——經濟繁榮，失業率低，但貧富分化嚴重。在美國，“Z世代”羣體只有一半是白人，西裔、非裔和亞裔佔了另外一半。這代人伴隨智能手機成長，電話、電視對他們來說變得有些陌生。

薩拉說，她認爲種族平等、社會公正、全民醫保、大學免費等國內問題是美國的當務之急，而成爲全球霸主、充當世界警察不是她這代人的夢想。“美國校園裏幾乎沒人喜歡特朗普，因爲他歧視少數族裔、歧視移民、歧視女性和同性戀。”薩拉說。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暴發前，只有22%的“Z世代”認可特朗普的表現，78%反對。去年年中，薩拉和朋友們都參與了一件瘋狂的事：整蠱特朗普。他們瞄準特朗普的一場競選集會，現場有1.9萬個座位，短短几天，大量號召粉絲註冊但不去現場的帖子在短視頻平臺上得到觀看和響應。最終，參加集會的人只坐了現場不到1/3的座位。

讓特朗普尷尬甚至敗選是“Z世代”2020年最開心的事，但疫情卻給他們帶來比其他世代更爲沉重的衝擊。薩拉從去年3月中旬開始放假，到現在已經10個月，她不知道何時能夠真正恢復正常。雖然有網課，但缺少面對面的交流與活動，讓她感到非常焦慮。有統計稱，62%以上的“Z世代”因疫情衝擊而出現心理健康問題。

“Z世代”原本可以取代“千禧一代”，成爲美國有史以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新冠疫情帶來阻礙，令美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停滯不前。疫情還使“Z世代”的經濟、生活狀況空前惡化。2020年4月，27%的“Z世代”失業，直到現在，他們的失業率仍超過10%，原因是很多“Z世代”從業的零售、酒店行業受疫情影響最大。“Z世代”中的一些人還面臨一畢業就失業的困境。此外，疫情導致“Z世代”的負債迅速增加：43%的“Z世代”目前拖欠信用卡、房租或其他款項，46%被迫向家人或朋友借錢。

薩拉一直與父母生活在一起，還沒有體會到生活的艱辛。不過比她大很多的其他“Z世代”人則改變了以往年輕人獨立居住的傳統，回到父母家中。美國最大房產中介平臺ZILLOW的一份報告稱，由於疫情導致的失業大潮，短短几個月，300萬美國年輕人回到父母家中，其中58%的“Z世代”與父母居住在一起。

拜登的當選，讓“Z世代”看到國家重返正軌的希望，但真正完成社會轉型，彌合分歧，看起來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德國——更關注全球大局，也容易受傷悲觀

“德國‘Z世代’對未來感到悲觀！”德國《焦點》週刊16日刊文稱，儘管德國經濟在疫情危機中復甦較快，失業率相對其他歐洲國家更低，著名的福沙輿論調查所最近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1/3的“Z世代”對德國及全球未來感到樂觀。

在德國，對“Z世代”的稱謂很多，比如“實習生一代”“新數字原住民”“零代”“雪花一代”等。“雪花一代”的意思是這代年輕人像“雪花一樣脆弱”。每年，“Z世代”還有新的稱呼，比如“格蕾塔一代”，指像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一樣對氣候變化關注的一代，“Corona一代”則指特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一代。

莉莉·布勞德森是一名法學院學生，也是德國社民黨的青年成員。儘管只有19歲，她卻非常自信。她身上有許多德國“Z世代”的特點，比如關注氣候變化、提倡女性主義、是網紅一代等。說起網絡，她可以談半天，她平時的學習、工作、愛好幾乎都與網絡密不可分。目前，她在推特上有3.1萬粉絲，在Instagram上有1.65萬粉絲。

布勞德森說，“Z世代”擁有自己美好的願望，也是實幹的一代，但上幾代人總認爲他們活在網絡中。“Z世代”參與政治的機會仍不多，還沒有什麼發言權，但他們參與的“週五爲未來奮鬥”環保運動，在德國引起廣泛關注。甚至，德國總理默克爾不定期與“Z世代”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還接受“Z世代”網紅聯合採訪。

83歲的工程師克勞斯·艾森伯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們這些“戰後一代”在廢墟中成長，沒有多少選擇，必須腳踏實地。以前，大衆、西門子等大公司的CEO都是從普通員工一步一步走來，而“Z世代”沒喫過什麼苦，機會也多。他的小外甥通過網絡頻道向粉絲講解IT知識，每月收入竟是他退休工資的幾倍。“而且，Z世代很全球化，不像前幾代人那樣，烙印很多。”

德國社會學者馬塞爾·哈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快速發展的網絡科技塑造了“Z世代”。多項研究顯示，“Z世代”更相信自己，認爲個人可以更好地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而且，發達的社交網絡確實可以比傳統政治更能發揮影響力。

“Z世代”參與政治的方式也很網絡化，比如在網絡請願書上簽字，在社交媒體上發“宣言”。積極參加示威活動也是“Z世代”的一大特點。對此，馬塞爾·哈森說，“Z世代”更關注全球大局，這樣也更容易受傷、悲觀，因爲大局很難一下子改變。他認爲，要讓“Z世代”發揮更多作用，政府應更網絡化，研究機構和媒體也要更關注他們。

日本——是“廢柴”，也是“後浪”

在日本，“Z世代”相當於人們口中的“寬鬆世代”。日本電視臺曾在2016年播過一部電視劇，叫作《寬鬆世代又如何》。從這部電視劇的名字可以看出，生於1995年後的“寬鬆世代”，在日本是個貶義詞。

1995年的日本什麼樣？人均GDP接近4.35萬美元，是美國的1.5倍、中國的71倍。在全球500強企業裏，有149家是日企，只比美國少兩家。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日本“Z世代”，彷彿一降生便擁有了一切，自購房、私家車，又趕上寬鬆教育，因此表現出想方設法遠離競爭、沒有購買慾、戀愛無能、個性至上、求平求穩以及相信與其做第一不如做唯一等羣像特徵。這種躺平任嘲的人生態度，又讓他們多了個總括——“平成廢柴”！

“Z世代”也有更細緻的分類。日本學習院大學客座教授齊藤徹把“Z世代”歸爲四大類：人生樂觀向上型——滿足現狀，對未來樂觀，朋友多，重視生活體驗；低消耗悲觀型——不喜歡跟人打交道，對奢侈品不感興趣，傾向於極簡主義生活；社交活躍分子——對流行事物敏感，信息捕捉力強，在臉書、照片牆、推特等平臺上表現活躍；旁觀型——沒有明顯特徵，男性較多，沉迷網絡。

預計到2025年，日本“Z世代”將成爲勞動年齡人口中的主力，所謂“廢柴”終有一天必須成爲社會中流砥柱。日本最大就職轉職平臺——每日就職對2020年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意向調查顯示，“Z世代”對就業單位要求佔比最高的是“能夠愉快工作”，其次是“能夠在工作的同時保障充實的個人生活”。而想削尖腦袋進知名企業的，同比下降1.8%。

出生即巔峯的“Z世代”，在被指責“不力爭上游”“不願承擔責任”外，其實有很多上一代人不具備的優勢。首先，他們從小接觸數字技術，使用媒體平臺和IT產品得心應手；其次，國際化意識高，從小關心國際性問題，對性別、種族、性取向等問題更爲包容與多元，敢於反抗職場霸凌，在各個領域要求平等；再次，他們整體迴避風險尋求穩定的傾向較強，不認爲出人頭地就是成功。

慶應大學一年級的東出風馬，從初中就以喬布斯的“把喜歡的事情做成事業”爲座右銘，18歲研發出木製機器人，並且一邊讀書一邊創業。11歲的女生菅野晄在上小學6年級時，就研發了10個App，並受邀向蘋果公司CEO展示自己的開發成果。她搞研發的初衷是奶奶因縫紉用品店的減少而傷心，所以特意製作了一款能將圖畫變成刺繡底圖的App。

上述年輕人是“Z世代”裏的典型代表。他們敢於挑選冷門領域，願意自己動手填補空白，這種獨特的探索精神，被認爲是日本革新、創新的原動力。日本政府計劃到2023年扶植20家中小型企業做到市值10億美元，正是要依託“Z世代”的力量。

“Z世代”就像一首歌裏唱的那樣，“小朵的花，大朵的花，作爲個體都不一樣，做不了第一也沒關係，每一朵花原本就是特別的Only one”。

英國——“政客們口若懸河般的演講很無趣”

剛滿21歲的丹·米勒生活在倫敦，商科背景的他是一家社交媒體公司的CEO。米勒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夠在未來爲更多同齡人服務，原因是他認爲現有社交媒體對於他和他的一些同齡人來說，已經老態化了。

米勒的想法和行爲方式，代表了英國正在壯大的“Z世代”。在英國，這個羣體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他們已經超過“千禧一代”，成爲英國人口最多的一代。他們每年花費70億英鎊，大約60%的“Z世代”在14歲前購買過美容產品，只有1/7的“Z世代”表示，社會意見領袖會對他們的購買決定產生影響，因爲他們自己會做主。

“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的“數字化人類”。在英國，這些年輕人會覺得通過看報紙、雜誌去尋找新產品很落伍，取而代之的是平均每天花10.6小時使用網絡設備，Instagram是最受歡迎的平臺，YouTube位居第二。

對於全球化和國際合作，英國的“Z世代”普遍抱有支持的信念。米勒前些年通過一筆創業獎學金，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目標是到2022年能吸引500萬英國年輕人，有朝一日取代“領英”這樣的社交媒體。目前這家公司的年收入超過5萬英鎊，在全英開設3個辦事處，但實際工作人員只有10人。即便如此，公司和畢馬威、歐萊雅等國際大公司建立了合作關係，爲他們招募員工。這樣的運作方式，按照米勒的話說，就是“Z世代”對創業和工作觀念的理解。

當然，也有人說“Z世代”的知識儲備和學習深度不夠。《每日郵報》曾公佈調查說，“Z世代”的地理基礎知識遠不及55歲以上年齡羣：僅21%的“Z世代”調查對象知道英格蘭北部的地標“北方天使”雕像具體在什麼位置，24%的人知道莎士比亞出生地在哪個郡……

多數“Z世代”對於全球風雲變幻背後的意識形態之爭並不感興趣。在倫敦，18歲的布朗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政客們口若懸河般的演講很無趣，他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因爲他更相信社會和市場能自我調節，人爲干預多數時候只能帶來負作用。他說，他與當地的朝鮮和韓國移民孩子玩得都很好，大家只會感覺彼此是同城居住的一代人，政治新聞裏的話題和他們距離太遙遠。

這並不意味着“Z世代”對於時政話題充耳不聞。權利意識很強的“Z世代”，面對疫情暴露出的種種問題，會毫不客氣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6歲的查路絲卡曾感染新冠病毒，這促使她對英國的疫情應對進行思考。“如果疫情中有一件正面的事情發生，那就是人們已經改變，我們已經有了巨大的覺醒。”她說，“這是海嘯，疫情向我們表明，政府犯了錯誤，卻不知道答案。我們這代人已經意識到，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必須創造自己想看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