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新經濟：各國如何擁抱商業航天？

作者：任友善，編輯：熊文明、劉愛國，數據支持：鈦禾產業研究院。頭圖來源：東方IC

自從NASA正式將商業航天當作一個重要體系來扶持之後，美國各界就不遺餘力地宣傳商業航天的光明前景。

2006年，美國太空基金會首次公開發布了《航天報告——全球航天活動指南》，報告顛覆了傳統航天的分類方式，將全球的太空活動及太空產業重新劃分爲6大類31個小類。此後每年《航天報告》都會照例發佈一次，成爲全球航天活動最權威的指南。從2019年開始，報告的發佈頻率提高到每季度一次。

以這份報告爲根據，2007年9月，時任局長邁克爾·格里芬在紀念NASA成立50週年的演說中，正式提出了“太空經濟”概念，將航天活動的機制效益拓展到了“經濟”的高度，論證了航天活動帶來科技創新，而科技創新又將反過來推動“太空經濟”持續發展。

“太空經濟”意味着全球航天活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新航天時代”呼之欲出。與傳統軍事航天、政府航天相比，新航天的輻射面、帶動面已經深入到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投入和參與主體也由原來較爲單一的政府和科研院所擴展到各類用戶單位、市場化公司、高校，甚至民間團體和個人。

新航天開闢新場景，孵化新產業，孕育新技術——而按市場化方式配置要素、具有商業盈利模式的商業航天，則構成太空經濟的全新主體。發展商業航天的意義在於：通過市場化競爭降低航天活動成本，推動航天技術服務於社會和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

據太空基金會2019年發佈的《航天報告》統計，過去十年來，世界太空市場中的政府和商業收入共增長了73%，相比上一年增長了90多億美元，攀升至4238億美元。商業航天收入佔全球太空經濟80%，高達3368.9億美元。

除了經濟效益，商業航天還輻射出巨大的社會效益。在歐洲和美國，商業航天是目前主要的就業增長點。在3368.9億美元的商業收入中，2177.2億美元屬於太空產品和服務；1191.7億美元屬於航天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這部分比2018年增長了16.1%。

商業航天讓美國嚐到了巨大甜頭，將社會化資本逐步引入航天領域，並向SpaceX這樣的商業化公司轉移研發成本，不僅實現了大幅度的降本增效，還突破了原有的預算限制，把NASA從經費泥淖中解救出來。

然而，把一項燒錢的活動變成一個賺錢的產業，並不是美國的獨醒和獨創，一些地區和國家的航天商業化探索甚至更早，例如俄羅斯和歐洲。

傳統巨無霸：俄羅斯和歐洲的啓示

目前，世界上能夠獨立研製和發射衛星的國家屈指可數：美國、中國、俄羅斯、法國、日本、英國、印度、以色列、伊朗、芬蘭。除此之外的其他國家，都不得不向這些國家購買衛星服務。美國和中國之外，擁有完整航天工業體系、且具備全鏈條保障能力的當屬俄羅斯和歐洲。

一波三折的俄羅斯商業航天

俄羅斯的商業航天發展之路可謂一波三折，第一次轉折發生在蘇聯解體後。1992年2月25日，俄羅斯航天局Roskosmos成立，負責管理以發展科學、發展國民經濟爲目的的航天活動，而將軍事航天移交國防部管理。

深陷經濟危機的俄羅斯，難以繼續負擔航天活動的鉅額開支。雖然俄羅斯人繼承了前蘇聯的航天工業，擁有令人豔羨的雄厚技術家底，但同時也接手了蘇聯的爛攤子。幾十年的太空競賽嚴重透支了財政，僵化的計劃體制束縛了手腳，前蘇聯航天科技沒能在國民經濟的土壤裏發芽開花。

前蘇聯海報：“我們在太空中的勝利是國家的讚美詩”

俄羅斯航天的開局，基本可以說是窮得一塌糊塗，除了技術之外一無所有。1995年前後，太空預算僅佔俄羅斯政府支出的0.2%。到1998年，俄羅斯太空計劃資金相對蘇聯解體之前被砍掉了80%。新成立的俄羅斯航天局雖然跟軍方仍然保持聯繫，但也分不着國防部門的預算，不但沒有錢也沒有權。

此外，隨着冷戰結束，來自國內的航天訂單急劇削減，工程項目基本無利可圖，組織關係遭到破壞，頂尖人才大量流失，上游供應商價格飆升……種種問題疊加，更是讓剛成立不久的俄羅斯航天局雪上加霜。

將家底技術拿出來變現，通過商業化反哺國民經濟，是此時俄羅斯航天的必然出路。爲了生存，1992年，俄羅斯航天局成立後，即與國防部、科學院等部門一起制定了《俄羅斯2000年前國家航天計劃》，把發展航天工業、技術成功轉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放在首位。時任局長科普切夫強調：

“由於受到資金方面的限制，今後俄羅斯太空開發一定要與用戶需求相適應。”

時任副局長尤里G·米洛夫更是明確表示，發展商業航天是四大任務之一。一方面通過商業投資機構等，構建一套完備的市場生態來支撐航天工業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引入競爭機制和“軍轉民”，用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解決生態、氣象、地質、測繪、農業等社會經濟領域的實際問題。在組織架構上，俄羅斯聯邦航天局還特別成立了“商業項目協調處”。

這段時期在俄羅斯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是全國上下轟轟烈烈推行的私有化運動。1994年，在葉利欽總統的簽署下，俄羅斯能源火箭航天公司（RSC Energia）成爲俄羅斯第一傢俬有化的航天公司，至今仍是俄羅斯航天的龍頭企業。1995年，赫魯尼切夫國家宇航科研生產中心與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聯合成立了國際發射服務公司，是俄羅斯第一家“全週期”航天公司。

但“航天私有化”最終未能成爲主流，隨後的國有化浪潮給俄羅斯航天帶來第二次轉折。2010年前後，權力日漸鞏固的普京強勢出手，將大量私有化的軍工單位重新收歸國有，俄羅斯的商業火箭和航天企業開始逐漸迴歸體制內。

2013年，俄羅斯副總理羅戈津宣佈重新對航空航天工業全面國有化，俄羅斯航天工業的大規模整合正式拉開序幕。2015年1月，普京總統同意了俄羅斯聯邦航天局（Roscosmos）與聯合火箭航天公司（URSC）合併成立“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公司”的提案，當時新公司仍沿用“俄羅斯聯邦航天局（Roscosmos）”這一名稱。這家國營公司曾被寄予厚望——藉助公司化運營的方式，擺脫俄羅斯航天不透明的財政和管理危機。

雖然這一波國有化浪潮，確保了俄羅斯的航天工業再次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但也很快被內部的低效和腐敗拖累。美國商業航天的迅猛發展也給了俄羅斯帶來了巨大沖擊，俄羅斯航天面臨着第三次選擇。

隨着2020年SpaceX載人發射成功後，俄羅斯不再是唯一能夠將宇航員運送到國際空間站的國家，失去了多年以來的壟斷地位。除了載人航天，俄羅斯的太空貨物運輸也風光不再。2017年，SpaceX發射總數第一次超過了俄羅斯（16對15）。且從發射價格來看，SpaceX獵鷹重型運送1噸貨物的費用只有俄羅斯質子火箭的二分之一，安加拉-A5火箭的三分之一。

2018年，在全球空間商品和服務市場中，俄羅斯的份額不到1％。隨着SpaceX發射成本上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俄羅斯的市場份額或將繼續下降。此時國家內部開始出現兩種聲音，一部分人開始懷念蘇聯時代的輝煌，希望政府能繼續加強航天產業中的國有力量，認爲這樣能重返蘇維埃時期的鼎盛。另一部分人則希望學習NASA模式，擁抱商業航天。

幾年前，普京總統親自下令，讓Roscosmos牽頭成立一項國家商業航天風險基金，用以扶持民營航天企業發展。但這項基金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困難重重——龐大的國營航天體系和日益高漲的國有化呼聲是基金市場化運作的主要阻力。截至2018年，俄羅斯市場上只有不到10傢俬人公司，融資總額不超過1億美元，其中一家政府背景深厚的S7太空公司一家獨大。

S7與Roscosmos合作，展開關於海上發射的研究

在政策上，俄羅斯的太空企業辦理相關資質需要應付一堆繁文縟節，跑完相關手續要3年之久。

2020年7月，陷入“中年困惑”的俄羅斯航天界召開了主題爲“太空活動商業化：問題與前景”的大會。國家元首、航天活動主要負責人、商業航天企業代表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商業航天的出路。在大會上，俄羅斯航天界終於達成了兩個共識：

1、新航天不是關於商業航天企業的具體決定，而是航天產業裏國家和市場關係的調整；

2、從俄羅斯目前的處境看，國家壟斷航天產業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歐洲商業航天2.0

美國航天局NASA將情報共享給歐洲航天局ESA，希望盟友能緊緊跟隨新航天的步伐。

事實上，歐洲的商業航天起步並不晚於美國，早在SpaceX成名之前就已經發展得紅紅火火。上世紀80年代，在ESA的撮合下，法國帶頭成立了全球第一家商業發射服務供應商——阿里安太空（Arianespace），主要提供商業衛星的重型發射器，目前由9個歐洲國家共同經營。在SpaceX註冊成立之前，阿里安太空已經是ESA商業發射項目的總承包商，一度佔據全球靜地軌道衛星發射市場的半壁江山。

阿里安5號火箭

從發射臺到火箭、衛星，私營企業在商業航天的全產業鏈裏都有亮眼表現。而ESA的商業合作體系也比美國更早、更成熟、更系統化。

2000年左右，ESA下屬的技術轉讓計劃辦公室TTPO揭牌開張。這個辦公室的主要任務，是推動歐洲航天局的成熟技術向民間進行商業轉化。TTPO下設商業孵化中心BIC和知識產權IP池，還擁有遍佈歐洲各地的經紀人網絡和投資基金。私營企業有兩種方式接觸到歐洲航天局的寶貝技術：自己申請；或是等着ESA的工作人員主動找上門。

截至2020年，通過這個辦公室，歐洲航天局已經成功將200多種航天技術轉移到非航天領域，誕生了諸如方程式賽車防寒服、地雷探測雷達以及多項醫療保健產品，培育了700多家與太空技術相關的企業，誕生了成千上萬個新就業崗位。

私營航天企業也可以從ESA的技術商業轉讓中獲得諸多福利，包括但不限於資金、技術、ESA的品牌認證、上下游渠道網絡，以及ESA貼心的諮詢服務。

除了ESA這個大聯盟，歐洲各國也都在不遺餘力的開發商業航天。法、英、德、意的航天局一旦發現有商業潛力的航天項目，就會鼓勵研究機構轉給私營企業，進行商業性開發，推向國內外市場。法國國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研製的火箭和衛星常常會轉給私營企業去經營，並從中獲得公司股份。

2008年，呼籲更多私營企業參與國家航天計劃的《奧古斯丁報告》點醒了美國國會，這份報告也在大西洋對岸的歐洲激起層層浪花。

2015年以來，歐洲航天局ESA對標美國航天局NASA，出臺了“商業航天發展網絡（BSGN）”的一攬子計劃：將ESA在近地軌道中由政府運營的實驗室轉向市場，讓私營企業參與近地軌道任務，甚至承擔月球計劃的部分基礎設施建設。

目前，ESA已經在近地軌道建立了三個商業項目：冰塊（ICE Cubes）、生物反應器快車（Bioreactor Express）、巴託洛梅奧（Bartolomeo）。月球部分建立了兩個商業項目：貢希利（Goonhilly）地球站、商業月球任務支持服務（CLMSS）。

空中客車公司承擔製造的巴託洛梅奧平臺

歐洲商業航天已經從1.0發展至2.0模式。從產業鏈培育來看，歐洲商業航天的成熟度並不弱於美國——輸給SpaceX的是成本和效率。NASA和SpaceX帶給歐洲航天局的啓示是一種全新的政企合作模式。

與1.0版商業航天最大的區別是，歐洲新航天裏的企業們不再是政府航天計劃的被動“接受者”，而正在逐漸成爲“陪伴者”。在這個演變過程中，不僅要交融出有形的技術和產品，更需要融合出無形的思維、秩序和目標，成爲一種高效率的融合模態。

簡單來說，就是國家能完成戰略目標，企業能夠賺錢，社會能獲得技術紅利。

專注小而美：以色列和日本的突圍

與傳統巨無霸的發展路徑不同，小國發展航天難以憑藉一己之力打通全產業鏈。在某些領域擁有較強技術能力的小國家，專攻於個別子產業鏈，也能做到小而美，搶佔全球航天價值鏈上的重要環節。

以色列：專攻高精尖的技術派

以色列是擁有本土衛星發射能力面積的最小的國家。在高精尖賽道上，以色列航天特色鮮明，例如受益於國內發達的光學技術，以色列在高分辨率衛星領域獨步全球，鮮有國家能比他們做得更好、更小、更輕。

以色列航天局（ISA）的前身是一個成立於1963年，由高校主導的研究機構。這個機構在ISA成立前的20年間，爲以色列航天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並儲備了大量人才。

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簽訂了一系列和平條約，史稱《埃以和約》。和約規定以色列的軍事力量在3年內全部撤出西奈半島，這意味着以色列無法進行偵察飛行。但和約不等於和平，以色列急需一個既不違背和約，又能確保國防安全的解決方案。

既然搞不了偵察飛行，那就搞一個偵察衛星。1983年，以發展偵察衛星爲主要任務的以色列航天局（ISA）應運而生。ISA全盤主導的Ofeq系列偵察衛星、TechSAR偵察衛星逐步上線。然而，國土狹小的以色列只有一個帕勒馬希姆空軍基地可用作航天發射場——由於發射場很小，只能發射逆向軌道，使火箭有效載荷嚴重摺損。這一條件限制，要求以色列所有發上天的東西都必須輕、必須小、性能還必須得好。

由於資源受限，以色列的國防科技發展理念一向秉承“質量高於數量”——只求王炸，不求大而全。航天領域專攻高分、輕型、微小衛星，其它環節實在不能做的就找美國、歐洲、俄羅斯幫忙。

有這麼先進的技術產品，只用於本國國防實在太過可惜，精明的猶太人自然想着將這些技術賣到全世界賺錢。以色列航天商業化起步於1990年代，產品主要包括Amos系列通信衛星和EROS系列商業觀測衛星。目前，承接以色列航天任務的主要是一家國有企業——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2015年，ISA局長艾薩克·本（Issac Ben）爲以色列設定了一個經濟目標——要佔到世界航天市場份額的3%，相當於俄羅斯的3倍。

至於私營航天企業，以色列此前並未刻意扶持，但在內蓋夫沙漠貧瘠的土地上，卻意外開出了一朵小花——SpaceIL。這是一家專注於登月的私營企業，產品同樣具備“微、輕、小”的技術特徵。他們研製的“創世紀（Beresheet）” 月球探測器號稱有史以來最小、最便宜的航天器，也是全球私營企業開發的第一架月球探測器。

2009年，SpaceIL的創始人之一約納坦·溫特勞布（Yonatan Winetraub），在NASA工作時偶然看到谷歌舉辦的登月航天器大賽“Google Lunar XPrize”，居然有3000萬美元的獎金，他當即決定辭職創業。

回到家鄉後，航天工程師溫特勞布、計算機工程師巴什、企業家歐麥，三人在酒吧里正式組團，下決心要造出“創世紀”登月航天器。雖然溫特勞布後來並沒拿到谷歌3000萬美元的大獎，卻獲得了以色列電信大亨莫里斯·卡恩（Morris Kahn）的鉅額投資。

2019年4月，創世紀1號最終墜毀於離月球表面150米的高度，但卻“雖敗猶榮”。這架月球着陸器的淨重僅350磅，包括髮射在內的總成本僅9500萬美元，史稱“麻雀登月”。對此，連溫特勞布的老東家美國NASA也發稿祝賀：

“在人類活動的‘處女地’月球，創世紀1號能砸個坑都算不小的成就。”

SpaceIL團隊與月球着陸器

私營企業的成績極大鼓舞了以色列的航天界乃至國民。今年12月初，SpaceIL宣佈了第二次登月計劃，“創世紀2號（Beresheet 2）”計劃於2024年抵達月球。以色列科學技術部長伊扎爾·柴（Yizhar Shai）不無欣慰的對媒體表示：

“我們已經產生了‘阿波羅效應’，鼓勵了許多以色列的企業家、科學家，甚至兒童，來參與航天發展。”

而ISA局長則有自己的擔憂，以色列航天也正飽受預算限制之苦，目前正在跨越一個分水嶺，如果能跨過去的話，以色列的國防能力、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能提高——或許SpaceIL這樣的私營公司和莫里斯·卡恩這樣的投資人，正是未來推動以色列航天發展的新鮮力量。

日本：一枝獨秀的“島國貝佐斯”

相比上述國家，日本的商業航天起步較晚，國家引導也相對滯後。

2010年，關於日本航天局的改革一度被提上議程。當年4月，曾有一份《日本戰略航天政策建議》的報告提交到國家決策層，報告建議解散JAXA，成立新航天局，並讓新成立的航天局專注於研究。9月，在國際宇航聯大會上，日本政府宣佈把航天經費從科研轉向商業，並制定了一系列商業發射服務法案，以推動私營航天發展。

然而直到8年後的2018年11月15日，《宇宙活動法》才姍姍出臺。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日本私營企業發射火箭和衛星纔不再有違法風險。

目前，日本的商業航天企業基本上是“星際科技”（Interstellar Technologies）一枝獨秀，其主要出資人和創始人是與“藍色起源”創始人貝佐斯有着相似背景的日本互聯網大佬：堀江貴文。

這位互聯網大佬的另一面是航天愛好者，發表過不少支持火箭發展的言論。1999年，他受邀加入了星際科技的前身——“夏天火箭團”，並親手製作了液體燃料火箭。

2005年，星際科技公司初步組建。但堀江貴文的互聯網公司“活力門”卻曝出醜聞，堀江貴文深陷“重大經濟犯罪事件”，前後兩次入獄。2013年，堀江貴文再度出獄之後洗心革面，一頭紮在了航天技術上。同年，星際科技公司正式成立。

2019年5月，在前兩枚火箭發射均告失敗之後，星際技術終於成功發射了日本第一枚商業火箭“Momo-F3”。CEO稻川孝宏興奮宣稱：

“我們已經進入了太空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

Momo火箭手稿

然而，“Momo”火箭只是前菜，這枚直徑僅有0.5米的探空火箭，充其量只能算一個實驗項目。如今星際科技公司正在研發全長22米、重35噸的兩段式液體燃料火箭——Zero火箭，旨在將100kg以下的超小型衛星發射入軌，並計劃於2023年開始商業化運營。

與以色列私營公司不按常理出牌的“一步登月”不同，日本星際科技依然按照“先火箭、後衛星”的傳統路數推進研發。雖然還沒有成熟的產品，但星際科技將自己的未來市場瞄準超小型衛星的發射業務，把同樣做小火箭的中國零壹空間和美國Rocket Lab看作競爭對手。

第三世界：巴西和印度的糾結

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航天工業時會面對更爲複雜的問題，比如本國的戰略選擇、航天的“技術主權”問題等，這些問題影響着各國的選擇。在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中，發展航天工業最有野心的當屬巴西和印度，而兩國在面對航天商業化時所表現出的糾結也很有意思。

巴西：資源換技術陷入尷尬

和大部分國家一樣，巴西的航天事業也是起源於學術，發展于軍事，再逐步轉向民用。目前巴西是南半球唯一掌握航天技術的國家，政府將航天活動列於優先發展領域之首，最近幾年的投資也是成倍增加，希望未來在此領域能和世界強國一較高下。

1994年，巴西航天局（AEB）成立，成爲推進巴西的航天目標的管理機構。AEB負責制定、協調和執行巴西國家太空活動發展政策（PNDAE）和巴西國家太空活動計劃（PNAE），還負責協調研究所和企業參與國家的航天計劃。

巴西的航天事業起始於發射領域，目前擁有衛星、火箭、航天器和發射場。但侷限於本國科研和工業基礎，大量技術依靠和其它國家合作取得。在航天研究方面，巴西與德國、俄羅斯、法國、阿根廷、美國等國均簽有合作協議。巴西和中國的航天合作一直卓有成效，1988年開始與中國合作的中巴地球資源衛星項目，被譽爲“南南合作”的典範，衛星提供的數十萬幅遙感圖像已被兩國廣泛應用於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

巴西也一直努力研製火箭，但是實驗卻屢屢失敗，事故頻出。爲此AEB不得不調整重點，在2003年時候制定了新的十年發展計劃，把航天研究主要聚焦到地球觀測、通信和氣象衛星等方面。直到2004年，巴西與德國航天局合作，才終於成功發射了第一枚火箭。

巴西航天擁有一張獨步全球的資源王牌，即阿爾坎塔拉發射中心（CLA）。這個發射中心坐落於巴西西北部馬拉尼昂州的大西洋海岸線上，距離赤道僅2.3個緯度，是世界上距離赤道最近的發射基地。由於地球在赤道處自轉的線速度最快，和美國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基地相比，在此發射不僅可節省約30%的燃料，還能大幅提高火箭的有效載荷；此外，靠近海岸線的地理位置也能提供向北和向西面向大海的廣闊發射角。

阿爾坎塔拉的發射軌跡

這個被譽爲世界上最靈活、且費效比最佳的發射中心，每年的維護費用也十分高昂。財政拮据的巴西政府也一直想推動其商業化，以換取更多資金來發展本國航天技術。過去20餘年，巴西一直在努力把阿爾坎塔拉發射中心改造爲一個純商業發射場。但是在過程中卻遭遇了重重阻撓，阿爾坎塔拉發射中心至今也未能實現純商業化，其背後的主要干擾者就是美國。

自1999年阿爾坎塔拉發射中心正式對外國開放後，美國人就盯上了這個位置絕佳的發射場，在給予大量資金和訂單支持的同時，也限制巴西在該地點只能使用美國技術。2000年，兩國首次簽訂的《巴美技術保障協定（TSA）》中，規定有四項霸王條款：

1.在太空港內建立禁區，只有美國批准的工作人員才能進入；

2.禁止對前往阿爾坎塔拉的美國太空設備和物項進行海關檢查；

3.禁止由導彈技術控制制度（MTCR）以外或發起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進行發射；

4.禁止使用從阿爾坎塔拉發射場的商業用途獲得的資源生產或購買火箭系統。

2019年重新簽訂的《2019年巴美技術保障協定》，還增加了“禁止非美國技術的商業公司購買CLA發射場服務”一條，美國人送上的“大禮包”背後，是慣用的政治套路。

然而巴西人終究抵擋不住糖衣炮彈的誘惑，巴西科學和技術大臣馬科斯·龐特斯（MarcosPontes）認爲，《巴美技術保障協定》通過吸引投資和創收來克服該國的太空挑戰至關重要。通過協定，巴西阿爾坎塔拉發射場能獲得35億美元的訂單。

實際上，巴西並沒有從美國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轉讓，美國許諾的技術交接一再拖延。反而是美國人畫的這張技術大餅，某種意義上綁架了巴西的航天主權，讓巴西航天的商業化之路陷入泥潭。巴西國內唯一“自主可控”的航天資源，至今仍然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印度：野心勃勃的南亞大國

印度航天工業是在蘇聯的援助之下建立起來的。印度航天局的官方名稱叫作“印度太空研究組織（ISRO）”，創建於1972年，隸屬於印度太空部（DOS），負責航天相關的研究、製造，以實現印度的航天計劃。從1973年開始，印度成功研發了四種型號的國產火箭：衛星運載火箭(SLV3)，加大推力衛星運載火箭(ASLV)，極地軌道運載火箭(PSLV)，地球同步運載火箭(GSLV)。

一直把中國當作最大競爭對手的印度，在航天方面的佈局也極具野心，目前印度具備從製造和發射運載火箭、人造衛星，到地面控制與回收等技術能力。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不敢搞的載人登月、探測火星，也都在印度的計劃之內，在某些方面的進度甚至超過中國。

例如，中國2020年才實施的火星探測任務，印度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取得成績。2014年9月24日，印度“曼加里安”火星探測器成功進入火星軌道，成爲全球第一個首次嘗試便成功入軌的國家。2017年，印度成功發射了一枚攜帶104顆衛星的運載火箭，一舉打破俄羅斯“一箭37星”的世界記錄，遠遠超過中國“一箭20星”的亞洲紀錄。

“曼加里安”火星探測器

印度對於航天的野心、決心和資源投入，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都遙遙領先，甚至不遜色於歐美和中國。除了大而全的佈局，印度還建成了相對完善的航天研發體系，有500多家公司作爲其航天工業支撐。

印度航天相對於中國的最大優勢在於：作爲美俄同時拉攏的對象，可以比較便利地獲得兩家的技術。但這枚硬幣的反面也正是印度航天的尷尬之處——中國航天的自主化程度遠遠高於印度，配套體系的厚度也遠遠強於印度。

印度人也意識到了本國航天發展的瓶頸，近年來多次發射計劃的失利，也印證了目前印度航天科研和工業體系的負荷已達到極限，且部分關鍵技術存在被“卡脖子”的風險。對於經濟實力遠不如中國的印度，急需尋找一種方案來打破這個困局。

全球商業航天的興起，讓印度人看到新的希望。尤其是以NASA和SpaceX爲代表的美國商業航天模式，帶給印度人巨大啓發。印度人下決心對自己的航天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2019年，印度太空研究組織（ISRO）成立了新航天印度有限公司（New Space，NSIL），作爲ISRO的下屬機構，旨在加強太空技術轉讓，反哺國民經濟，通過合作來加強私營企業的航天能力。

2020年5月16日，印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宣佈，印度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爲私營部門參與印度的太空活動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些措施包括允許私營企業使用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擁有的設備等資源，開放原本嚴格的政府限制，開放數據等。

近期，印度太空研究組織（ISRO）起草了新的太空法案“Spacecom Policy - 2020”，旨在通過改革扶持私營航天企業的發展，保護私人投資，增強其太空能力。

如此三板斧下來，印度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幾乎全面開放了航天體系，改革決心和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從歷來印度改革的成效來看，商業化這副良藥，能否幫助印度躋身航天強國第一梯隊，同時拉動國民經濟增長，還有待持續觀望。

新航天：尋求高效的政企合作模式

商業化是未來航天發展的主流和必然趨勢，商業航天是新航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商業化並不是新航天的全部，新航天時代的一大核心命題是：如何尋求高效的政企合作模式？

由於新航天帶動面遠超傳統航天，新航天廣闊的市場前景，也對航天技術的創新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產業鏈升級所需的整體投入遠遠大於過去，單靠政府財政已無法負擔技術投入的所有開支。此外，航天技術的應用又必然與各行各業的場景實踐深度融合，航天產業的外延邊界日趨模糊。因此，引入社會化資本、市場化機制進入航天領域，將是航天活動發展到新時期的必然選擇。

在商業航天的發展過程中，按市場化方式配置要素也是一個漸進式、相對式的過程。目前看來，任何一國的航天活動都不可能完全擺脫政府之手，由於航天技術同時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和軍事潛力，企業行爲必須以國家利益爲第一前提。即使如SpaceX這樣的商業航天先行者，也不能做到百分百按市場化方式配置要素，大量的企業行爲必須妥協於國家意志，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NASA意志的延續。

在各個地區和國家的航天局改革中，都能看到對“NASA+SpaceX”模式的借鑑，但是又都走出了自己本國的特色。“太空經濟”時代的到來，對於要不要走商業化道路已經毫無懸念，各個地區和國家探索的，本質上是一套適合於本國航天經濟發展的政企合作模式。

正如歐盟率先開啓了航天領域的商業化，但卻遲遲未能形成SpaceX這樣高效、低耗的模式。新航天之路即探索之路，誰能更好擺正國家戰略與市場配置的位置，讓政府與企業進行高效率的交融協作，誰就有更大概率贏得未來。

參考文獻：

[1]羅開元蔣宇平，國外航天工業軍、民、商綜合發展的分析研究，2000

[2] 孫廣勃，俄羅斯航天計劃的基本情況，1994

[3] Livia Peres Milani, Brazil’s Space Program: Finally Taking Off?，2019

[4] Michele Melo, High hopes for Brazil’s space ambitions，2020

[5] UCS全球衛星數據庫，https://www.ucsusa.org/resources/satellite-database，2020

[6] Vitaly Egorov，Commercial Alternatives: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ussian Space Industry – Part III，2018

[7] 維基百科，Роскосмос，2020

[8] Space Foundation Editorial Team，The Space Report 2020 Q2，2020

[9] India To Open Up Space To The Private Sector，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