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作爲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其內涵、邊界、場景等都面臨着新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全新變革。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張成崗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宇航在《國家治理》週刊撰文，對如何推動新科技革命、怎樣實現新科技革命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進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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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材料工程等新興技術深度交叉融合，孕育着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的巨大發展和顯著變革。繼蒸汽技術革命、電氣技術革命、計算機及信息技術革命後，新科技革命再一次以創新性、交融性和實踐性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帶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是最難掌控但必須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聚焦新科技革命與社會治理的時代交匯，把握科技支撐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歷史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社會生產需求和知識創新有力推動新科技革命

社會生產需求的拉動和知識創新的驅動構成了新科技革命的兩大動因。生產效率的變化催生了向自主學習和深度學習的探索，推動人工智能革命性發展和“人機融合交互時代”的到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帶動了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興信息技術的不斷湧現和蝶變。智能化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設的要求將智能物聯網應用到全週期公共服務領域，推進“流動性社會”治理的精準感知、萬物互聯和智能服務。能源、環境、人口健康等重大工程加劇了對新一代材料的需求，拉動了清潔、高效、環境友好型先進製造業的跨越式發展。社會生產的需求與呼喚，是技術創新和科技革命的時代聲音，體現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和趨向，展示出廣泛的市場潛力和應用價值。

不斷改良和蝶變的知識技術創新爲科技進步創造了內生動力，對新科技革命產生了推力效應。知識技術的創新帶來新的科學發現，推動科學知識體系發生重塑與變革，不斷實現新工藝、新產品的重大發明，從而引發主導技術羣被揚棄的產業革命，推動生產體系中的組織結構和經濟結構發生根本性變革。改良性知識技術創新能夠在原有的科技週期內進行漸進的、連續的技術累積，或在有關領域擴散技術增量，實現科學技術的“量變”。蝶變性知識技術創新以顛覆性和開創性的手段開闢了新的科技週期和產業週期，實現科學技術的“質變”。“量變”和“質變”的疊加爲新科技革命築牢了深厚的知識創新基礎，爲新科技、新產業、新經濟創造了內生可能性。

快速迭代的新興科技支撐社會治理領域重大變革

20世紀60年代，觀察到技術與社會變革的交互關係，法國著名學者埃呂爾（Jacques Ellul）提出了技術社會（Technological Society）的概念，得到了學界廣泛關注。隨着新科技革命的推演和發展，技術更加體現了兼具社會工具與社會關係的新特點，引發了技術社會理論的新一輪浪潮。時至今日，國內外有學者基於技術化社會3.0版和人工智能3.0時代的分析，進一步勾畫出當前一段時期內技術和社會的互構關係。可以看到，技術已然變成了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並立的一種場域，我們的生產生活與之緊密相關、休慼與共。在新一輪技術社會浪潮中，技術迭代不斷推動社會重構，技術的社會創新與社會應用更加普世，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產生“化學反應”，使得社會治理現代化從平穩發展迎來重大變革。主要表現在：

從管理管控到現代治理的理念變革。歷史和實踐證明，科技革命不僅是科學技術的變革，更是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的變革，並將再次催生新一輪科學技術的變革。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的治理理念經歷了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這一過程一直依賴着技術創新所提供的物質積澱。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管控、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管理，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社會治理，再到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科技支撐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不斷構畫完善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在現代治理的話語體系下，新科技革命爲治理主體多元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技術可操作性層面實現了治理方式的多樣化，進而不斷營造出社會治理理念轉變的良好環境。隨着新科技革命與技術社會的物理驅動，科技創新已經成爲社會治理現代化過程中起到支撐作用的非制度性因素，爲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全新、全域的解決方案。

從物理空間到數字場域的場景變革。5G、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開創了全新的面向社會治理的創新應用場景。從政府角度來看，新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技術應用爲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更加扁平化、多樣化的科技手段形成了高效精準的服務治理網絡，智能化治理成爲社會治理的重要特徵和前進方向。新技術在單一社會治理事件中的“智助決策”作用也愈發凸顯，如大數據爲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城市治理中的數字信息一體化智慧方案、鄉村治理中的智慧雲平臺，等等。從公衆角度來看，技術社會實現了“公衆賦權”和“社區賦權”，高新技術的孵化和應用使公衆和社會組織深度參與社會的數字化治理，可以有效彌補政府治理的盲區、排解科層式管理的堵點，更加全面地解決社會問題。

從宏觀固化到微觀多元的主體變革。新科技革命讓技術與社會的關係網絡突破了政府壟斷和市場壟斷，實現了向更加微觀精準的元治理轉變。社會治理的主體不再僅限於政府和企業，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的機會紅利覆蓋了更加多元的主體。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激發了多元主體的活力，社會治理的固化現象得以緩解，信息技術的發展克服了傳統信息交換成本高、效率低、速度慢的缺點，使公民和社會組織等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更加便捷，有利於激發其參與治理的意願；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所建構產生的平臺效應爲更多主體參與社會治理創造了可能性，有利於實現政府、公衆、企業、社區工作者等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協同性。

從被動單一到迭加迭代的風險變革。指數級新興技術的不斷湧現、交叉和蝶變推動着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使得社會治理面臨“風險迭加”和“風險迭代”的衝擊。在新科技革命的衝擊下，社會利益衝突伴隨着社會格局的調整不斷湧現，基本民生問題、流動人口問題、階層貧富分化問題、資源配置不均衡問題等新風險的“迭加”對當前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更大的風險挑戰。而隨着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傳統風險在新技術下的“迭代”極易產生乘數效應，增加了當前的社會治理難度。依託互聯網產生的各類非正式羣體增加了線上線下兩個維度的社會羣體性事件的發生概率和發生規模，政府信息安全問題、用戶個人隱私問題也給傳統社會治理帶來了極大的考驗。

走向新時代的“中國之治”：

實現新科技革命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深刻闡釋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全方位描繪了新時代“中國之治”的美好前景和宏偉藍圖。面向“中國之治”的願景和要求，推進實現新科技革命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深度融合至關重要。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的全方位立體化工程，推動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要有充分的理論創新。如何加速推動社會治理的標準化、協同化、精準化、規範化和信息化，需要新科技革命的理論成果切實轉化爲社會治理效能。尤其是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突出抓好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構建好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基礎支撐。同時，面向新全球化、產業變革與社會轉型三重疊加的歷史交匯期，要實現更加精細化、更加便捷化、更加智能化的社會治理，亟需做好新科技革命的創新成果轉化。

實現“人工智能”時代的價值統合，是“中國之治”的願景。機器人與人工智能已經成爲下一個產業新風口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機遇。一方面，人工智能是新興科技重大革新的結果，正在世界各地推進更大程度、更大範圍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將爲現代社會帶來更多具有共時性的法律規範及倫理規約問題。因此，在社會“技術化”的歷程中，要正確處理好技術和人的關係，把技術環境和技術工具作爲“爲我所用”的依託，推動人工智能融入社會、共同走向“善治”，避免出現智能風險、智能偏見、智能失權。要以“善治”作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把以人爲本作爲邏輯起點。“善治”的實現依賴於“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產出和成果轉化，而人工智能的走向和發展更要服務於以人爲本的邏輯內涵。要挖掘和運用“善治”的價值張力，統合好“人工智能”時代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和方向，發揮AI治理的可塑性和高效性，打造面向“中國之治”的智慧社會。

實現“區塊鏈”時代的技術耦合，是“中國之治”的要求。“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和“自治性”的區塊鏈技術能夠有效提升經濟效率、重塑信任機制、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區塊鏈”時代將對現有社會秩序和格局帶來重要革新。社會的治理與發展是一項系統性社會工程，保證社會生活按照人們選擇的治理理想、治理觀念和治理原則展開。社會工程需要社會技術，包括社會治安防控、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基層社會治理、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等，從技術上保證社會工程能夠合理有效地發揮效能。“區塊鏈”時代加快了社會技術的發展，催生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契機，其創造的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互爲條件、互相制約，合力推動了現代社會的生成和發展。面向“中國之治”的時代要求，要使“區塊鏈”時代和社會技術交相耦合，通過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的相互賦能，從技術上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有效解決不信任問題，進而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走向新時代的“中國之治”要實現“智能物聯網”的應用契合。“感知化”“互聯化”和“智能化”的智能物聯網技術構建了更加精密高效的智能社會治理網，爲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技術路徑。“流動性社會”的治理亟需紮根於更加精準化、智能化和專業化的服務水平和功能應用。應以智能物聯網激發社會治理效能，把新技術、新應用融入社會治理各個環節，優化“城市大腦”、提升智慧社區建設水平、做細鄉村治理平臺，打造城市、社區、鄉村的現代“三元治理”格局，提高公共服務精準化水平、優化公共服務流程、縮短公衆需求應對週期。另一方面，也應依託社會治理需求激發智能物聯網的創新效能，挖掘教育、醫療、養老、公共服務、城市運行、環境保護等各個領域的廣泛需求，不斷拉動新技術、新應用的創新力、創造力和生產力。

從社會治理回溯科技創新，可以看到，社會治理已然使新科技革命產生了從“座標效應”到“路標效應”的轉變。在前一階段，新科技革命把社會治理視爲座標，用以標定技術創新和科技事業的進展、產出和成效。隨着對社會和社會治理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新科技革命也將社會治理視爲前路和發展的指向性“路標”。這意味着，在這一階段，社會治理和新科技革命產生了更爲明顯的互構作用，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要以服務社會治理爲遵循，圍繞城市、社區、鄉村的治理需求，推動人工智能、區塊鏈、智能物聯網等現代科技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不斷爲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解決方案。

標題 | 加快推動新興科技與社會治理現代化深度融合

來源 |《國家治理》週刊2020年11月第4期

作者 | 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張成崗；清華大學社會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宇航

新媒體編輯 | 蔡聖楠

原文責編 | 蔡聖楠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