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改正了照搬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当时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主席的，只有一人和主席唱反调，这个人名叫凯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江西人，在武昌大学担任过共青团的书记，在1927年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博古、王明等左倾教条的领导人都在这里，凯丰也是因此和他们认识，关系还不错。

1930年凯丰回国，1931年为了秘密行事，曾经化名开封，后来就用谐音凯丰当了自己的名字。从这段时间到抵达根据地之前，凯丰一直在团中央工作。

他当过两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曾经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不过凯丰从来没有想过背叛革命。1934年，凯丰抵达革命根据地，没多久就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爆发，当时掌握军事领导权的博古等人，明明知道红军装备不好，敌人兵强马壮，却依然选择了和敌人硬拼的阵地战，本来实力差别就很悬殊，还放弃了红军本来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结果是节节失利，最后不得不被迫转移。

可是就这样，博古等人也一直没有吸取教训，改变战法，到长征初期，红军已经从开始的8.6万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这才有了遵义会议上红军指挥员们举手决定撤销他们的领导权。

而凯丰，他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给革命工作带来的巨大后果，因此他还是和主席唱反调，非要支持博古，因此在会后，凯丰就被撤职了。

而凯丰，他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和主席唱反调。凯丰看到长征路上红军正是靠着主席的正确指挥，才成功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并且重新燃起了斗志，就慢慢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全力支持主席。既然凯丰认识到了错误，因此就被恢复了职务。

红军到达陕北后，一直到抗战开始前的这段时间，凯丰负责过中央的宣传工作，地方工作、粮食工作，任务非常繁忙。抗战爆发后，凯丰调任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之后又去了中宣部，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

作为中宣部的负责人，凯丰在抗战时期，在党的理论宣传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新华日报》上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局势的分析，让不少人增强了抗战的决心。

建国后，凯丰还是干了老本行，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在工作中凯丰始终是兢兢业业，1948年因为旧病复发去了苏联治疗，但还没有彻底治好，他就急切要回国继续参加革命，因此身体一直很不好，在1955年就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