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財政關乎社稷，國庫是否充盈一直是歷代統治者倍加關心的問題。國庫中存餘的財富是維持封建王朝長治久安的基本，歷代多少國家都是因爲國庫虧空，導致天災人禍時沒有辦法及時挽救，最後導致國力衰敗。

所以歷朝各代都結合當時國內、國外的形勢政策，制定了各種財政賦稅政策，維持國家上升時期的財力用量。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個相對清廉的大環境下的，如果統治者昏庸無能，再合適的稅收政策都是空談。

唐朝作爲歷史上的盛世，一直有着穩定的財政系統。在唐朝建立的初期，沿襲了隋朝經濟的政策，繼續推廣均田制度，但是對於授田的一些細節進行了調整，規定婦孺不授田、奴婢丁牛不授田。後又因授田面積不足，取消部分地區的加倍授田，以此適應唐初期的整體形勢。

賦稅上，採用租庸調的激勵政策，每戶都要在規定時間內繳納對應的田租戶稅，對於缺乏勞動力的家庭可以用繳納錢財來代替徭役，以此體現出統治者仁政的心理。對於唐前期的經濟發展，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致使唐朝國力在天寶時期達到頂峯。

至唐中葉，均田制的弊端初現端倪，但是當時的高宗和武則天並沒有對此進行重視，所以所有的弊端都在玄宗時期顯現出來。本文將以唐朝中期財政制度的變遷及唐朝兩稅法的出現爲線索，分析唐代稅制產生的原因。

一．安史之亂導致經濟重心南移

均田制度雖然限制了土地買賣、佔田過限，但均田農民土地不足，達不到應收額，造成經濟力量脆弱，賦役負擔程重。稍微遇到一點天災人禍，農民就會被迫出賣土地進行逃亡。這就導致土地制度在全國範圍內難以維持，流民數量過多，難以以戶計算，導致租庸調徵收難以推進。

1. 土地兼併

安史之亂導致百姓大批遷移至南方，隨之經濟重心也向南遷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導致國有土地被不斷轉化爲私有化。唐太宗時期，剛剛上任的澤州刺史，發現之前就任的前兩屆刺史，都存在貪污佔田的情況，便立馬上書彈劾了他們的行爲，並且將其霸佔的土地分給土地不足的窮人。

均田制的實行，讓唐朝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少有出現土地兼併的情況。但是也有其侷限性，在關中、河東等地纔有均田制的措施。並且唐朝一邊用這項制度抑制土地兼併，一邊以此大規模拉攏官僚階級。當時農民授田的額度越發變小，但是官僚階級的授田額度大到驚人。皇宮貴族達到了數百頃，一品官員也達到了六十頃。

2. 重心南移

安史之亂致使黃河、淮河兩岸的百姓遭受戰爭迫害，百姓紛紛逃亡，唐朝天寶時期之前，賦稅的主要區域爲河北、河東、河南。戰爭爆發之後，這些人逐漸遷移到了江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劍南道和嶺南道。唐朝原本有六千萬人，在經歷過戰爭後只剩下一千六百萬人，人口銳減八成。但是消耗相對也減少，北方的人口開始大量南遷，恰逢南方又是魚米之鄉，戰亂平息後糧食產量在半年之後出現迴轉，加上中晚唐的時候，地球進入比較溫暖的時期，這段時間沒有發生天災人禍，所以百姓得以在南方豐衣足食。

代宗永泰年間，賦稅地區分爲東西兩塊，關內道和河東道遭遇戰爭上海不及河南、北道，流民銳增三分之二，政府難以將難民按照戶數計算分配授田，直接影響下一步的租庸調製。

根據《通典》記載，天寶八年義倉儲糧中江南道6，739，270石，淮南道4，840，872石，山南道2，871，668石，劍南道1，797，228石。

而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記載，天寶八年記錄在冊的戶數爲：江南道1，058，484，山南道213，849，劍南道163，367，嶺南道145，210。

從數據上看，安史之亂後，唐代大量百姓遷移到了南方，同時財政重心也遷移到了南方。但是可以看到各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並不平衡，所以針對不同的地區，國家進行的財政賦稅制度也不同。

二．由形勢而出的以資定稅

唐初征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這種制度據丁賦稅，也就是當時百姓常說得，按田繳納稅租，按丁繳納稅錢，按戶繳納稅錢。安史之亂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百姓棄田逃亡。初期政府爲達到徵稅目標，責成鄰保代爲繳納租庸調，迫使周圍百姓也難堪重負紛紛逃亡，到唐中葉租庸調製已經很難維持下去。與此同時據田賦稅和據戶賦稅變得逐漸重要起來。

廣德二年唐代宗詔令，天下的人口戶數根據實際情況，根據貧富等級進行評級，如果戶不納，則由它的鄰保平攤。這是以戶賦稅的原則，代替之前租庸調的原則，但是並沒有將其貫徹下去。

大曆四年又先後有過幾次關於天母徵稅的命令，例如夏稅、秋稅、分夏秋兩次按照土地面積和質量進行徵稅。

廣德二年開始徵收青苗地頭錢，按照囤田面積，每畝田徵稅十五文，並且是徵收錢而不是徵收租物。

大曆十四年，楊炎向皇帝德宗上奏申報，申請改爲兩稅法，取消雜稅。依貧富等級徵稅，必然得到了當時地主貴族的抨擊和反對，但是在建中元年德宗還是通過了這項決定，當年開始實行兩稅法。

兩稅法頒佈後僅僅兩年，就有了一千三百多萬的稅收，充實了唐朝過苦，當時全部的財賦達到了三千萬餘貫。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據丁賦稅的制度，體現出過去由封建專制在干預國家土地原則上得改變。並且相對的使稅收負擔變得整體公平起來，減輕了底層百姓的負擔，同時減少了稅收公職人員的勞動力，解放生產力促進唐代經濟的發展。

三．兩稅法稅額以錢爲重的特色

兩稅法除了改變賦稅對象外，同時有以錢爲重的特色，這也是不同於租庸調製的一項改革。兩稅法之所以規定以錢計算，和安史之亂後財政南移不無關係，財政重心南移後，南方地區錢成爲經濟生活中的主要交換手段。

因政府徵錢，市面上流通的錢幣數量銳減，不久就出現了錢重物輕的現象，農民需要賤賣絹帛、農作物等產品繳納稅錢，但兌換成錢後無疑又是一筆開銷，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鉛筆作爲法定的交換手段，成爲南北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商品，錢幣在南北兩個地區的價值不一，總體來說北方更流行實物交換，錢幣交換的作用遠不及南方地區。

同時兩稅制度下土地買賣合法，加重了土地兼併的盛行，富人勒索逼迫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直到後來貧民繳納不起只有逃亡，坐收漁翁之利的富人將土地集中成爲自有，土地集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富人越來越富農民越來越窮的囧境。

武德四年唐高祖鑄開元通寶，結束了南北朝以來不斷加重的幣制混亂狀況，加上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商品交換之間錢幣逐漸變得重要。

唐代財政重心南移是社會發展變革的趨勢，也是受安史之亂的局勢影響，導致百姓向南遷移，將南方經濟的潛力開發出來。對比南北兩個區域的物物交換和物幣交換程度，就能看出經濟南移後帶來的積極影響。南方聚集了大量的地主，相對於普通百姓，這羣人的資產雄厚，而兩稅法正是利用他們的財勢爲中央服務，同時減少農民的稅收負擔，具有很大的公平性。

兩稅法改變了南北朝以來的多項財政原則，取消了過去的雜稅，從唐代的經濟發展來看，安史之亂之前，租庸調製的弊端已經多番顯現，只是被歷代的統治者忽略。

安史之亂後，新稅制的出現不僅僅是爲了應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問題，也是爲了緩解唐朝財政收稅不足，國庫空虛的問題。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政府失去了對黃河中下游農業區域的控制，百姓逃難無人願意承擔高額賦稅，這才促進長江流域的人羣賦稅成爲當時財政中的重要部分。戰爭促進了南方的商品貨幣經濟，這一點與兩稅法相呼應，成爲彌補戰後國庫虧空的最佳方案。涼水制度結束了歷史上田賦制度的上半段，之後也延續着這項政策進行修改運作。如若中唐之後的統治者仍然擁護地主和貴族，拒絕實行兩稅制，果仍理性按丁授田的制度，也將逼迫百姓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國家國庫虧空的局面。歷史的實踐也證明，中唐之後的涼水制度是符合國情的，才能一直推行到清末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