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

是時代記憶的載體

每一件文物都會勾起我們

對它背後厚重歷史的

追尋、仰望和思索

在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4號的中國法院博物館中，有一隻鏽跡斑斑的老式馬燈。這隻馬燈，是華北人民法院在平山縣辦公期間法院幹警們在工作期間使用的，它爲我們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北人民法院作爲過渡性審判機關那段特殊的紅色記憶。今天，丹丹就爲大家講講這段歷史故事。

華北人民法院幹警在平山縣辦公時使用過的馬燈

20世紀90年代，河北省平山縣人民法院開展檔案規範化工作，在佈滿塵土、小山一樣的卷堆中間，幾份有“華北人民法院”字樣的判決書、送達回證和便函引起了工作人員注意，華北人民法院在西柏坡的這段歷史，從此進入公衆視野。

華北人民法院在平山縣辦公僅有5個多月時間，史料稀缺。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爲挖掘歷史，向全省法院發出了徵集文物資料的通知。經過艱難複雜的搜尋，陸續蒐集到當年的文字、圖片、舊物，並根據老人們的回憶，讓華北人民法院那段烽火硝煙中的舊事和人物一點點浮出水面。

在華北人民政府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革命根據地法制建設中，並沒有明確地定位法院的人民屬性。1948年9月26日，華北人民法院作爲華北人民政府的19個政府機構之一，在平山縣王子村成立。華北人民法院院長陳瑾昆授木質方印一枚，文曰“華北人民法院之印”；木質長戳一顆，文曰“華北人民法院”。從此法院冠於“人民”二字，充分體現了它的人民性。

1948年10月23日，華北人民政府發佈《爲統一各行署、司法機關名稱、恢復各縣原有司法組織及審級的規定的通令》（下稱《通令》），規定各行署原有司法機關一律改爲“某某(地區名)人民法院，由華北人民政府統一頒發印信”，人民法院的稱謂第一次在中華大地上出現。

華北人民政府舊址

工作環節中體現的人民性

在審判工作中，華北人民法院堅決奉行並貫徹嚴謹務實審慎的審判作風。在華北人民法院和冀東行署的一份函件往來中顯示，華北人民法院要求各縣在報送死刑複覈案件時，應將被告口供上令其捺指印及各種調查材料均附卷並做判決，要宣判，並做宣判筆錄。當時冀東區劃歸華北區較晚，冀東行署給華北人民法院的請示函稱：“現在各縣既無司法組織也無司法工作幹部，所有案件只憑公安局審訊材料，在手續上更不完備，現在雖着手建立，但幹部缺乏…….”華北人民法院在覆函中明確提出要求：“這樣在執行中是有些困難，但應設法解決這些困難，不要因困難就不執行必要手續，否則對保障人權政策不利……”

據當地村民李保妮回憶，小時候經常見到一些從外地來法院“告狀”的人，當時法院對這些羣衆一律管喫管住，不讓羣衆花一分錢，還負責開放行條安置回家。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法院工作人員自身生活很清苦，跟華北人民政府其他部門人員一起大食堂就餐，一日三餐喫的是小米燜飯或是玉米餅子加菜湯。他們喫什麼，來上訪的老百姓也跟着喫什麼。

機構設置與審判工作

華北人民法院建立後，司法機構的恢復被提上重要日程，《通令》規定，“各縣政府原有司法機關已撤銷者，迅速恢復，已與民、教或公安局合併者，立即分開，名稱爲司法科或司法處或人民法院”。同年12月頒佈的《華北區村縣人民政權組織條例（草案）》中，用一章的篇幅對“縣人民法院”的職能作出規定：“縣人民法院受上級司法機關之領導，並受縣政府主席之監督”，“縣人民法院管理第一審之刑事、民事訴訟案件。院長除領導司法行政外，並執行審判工作”，“縣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時，根據法律進行獨立審判，重大案件並組織裁判委員會合議行之”。到1949年8月，除冀東、綏遠一些縣外，其他縣市都有了司法組織，從華北人民法院到各縣共設立了300個司法機關。

華北人民法院成立初期管轄的轄區有冀中、冀東、冀南、冀魯豫、北嶽、太行、晉中、太嶽、石家莊市、陽泉市人民法院。當時“一般案件以二審爲止，如有不服要求第三審時，由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指定人員組成特別法庭，或發還華北人民法院複審爲終審審理之。”實施的是以二審終審爲主，以三審終審爲補充的較爲完善的審級制度。

在當時法律制度不夠健全、司法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華北人民法院創造性開展工作，確立了時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鑑意義的分級審理、刑事複覈、訴訟調解等司法制度，審理和複覈了大量刑事、民事案件，調解處理了大量民間糾紛，維護了華北解放區的法制統一，爲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

審判體現羣衆路線

在回溯華北人民法院歷史時，一份手寫版蠅頭小楷的“民國38年度民上字110號判決”，成爲一份珍貴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資料。

這是一份三審判決書，對一起出賣地窨子糾紛進行了判決，平山縣白樓村李銀喜不服晉察冀邊區高等法院冀晉分院1947年作出的二審判決，上訴於華北人民法院。該院判令上訴駁回，爲這起歷時四年的民間糾紛畫上了句號。

本案當事人都是從事織布行業的手工業者，法院對他們的生產行爲採取了支持和保護的明確態度，判決書以“將無用變爲有用，促發展農村手工業上來看是好的”，認定出賣行爲“是應該准許的”。爲了徹底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判決書還用了很大篇幅勸解當事人“建立調協關係”，法院服務經濟發展，努力營造安定團結發展氛圍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

華北人民政府判決書

從判決書的整體風格上，體現出羣衆路線的精神宗旨。判決書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用羣衆語言來陳述事實、辨法析理，傳達審判過程、審判結果。同時，作爲一篇具有嚴肅性、權威性、強制性的司法文書，其中又有“處分行爲”“取得窨子所有權”“資格”“妨害”等法言法語，透出法律裁決的專業性和嚴肅性。

更難能可貴的是，法官沒有因爲上訴人的某些主張無證或無理而未將之寫入判詞，反而引之以爲判決說理之用，有訴有判，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說服力極強，判決書這種對上訴人主張的詳細陳述，充分體現出了對當事人訴權的保障，也使得最後的下判令人心服口服。

完成使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沈鈞儒被任命爲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長。同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頒佈命令：“中央人民政府業已成立，華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結束。”隨着華北人民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交接完畢，最高人民法院在華北人民法院的基礎上宣告成立，陳瑾昆正式向沈鈞儒移交印信及人員清冊。至此，華北人民法院結束了13個月短暫而光輝的發展歷程，完成了光榮而艱鉅的歷史使命。

華北人民法院首次明確定位了法院的人民屬性，確立審判工作爲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司法理念，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明確了人民司法工作方向，爲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爲中國大地上頗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過渡性審判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