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中国成立后内地第一家证券交易机构。至2017年底，上交所已拥有1390家上市企业，总市值近33万亿元人民币。

然而，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公元1883年时，上海，这个蜚声中外的大清国十里洋场正面临着自开埠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公元1883年，清光绪九年，这年的冬季似乎来得格外早。对上海人来说，比严寒更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已经悄然而至，席卷全城。市面银根奇缺，商店关门歇业，钱庄接二连三地倒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60岁的胡雪岩，正经历着从商以来最煎熬的一段时光，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苦苦支撑着眼前的危局，却收效甚微、回天乏力，在这个巨大的漩涡面前，一向游刃有余的他，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境地。

12月1日上海阜康钱庄破产，同日杭州阜康钱庄关闭。五天后，京城阜康钱庄遭官府查封，一道谕旨将他革职抄家，遍及大江南北的钱庄、当铺和家产悉数被封，盛极一时的胡氏商业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所幸的是，胡雪岩亲手缔造的国药号胡庆余堂，虽一夜易主，但这个著名的老字号却得以留存，并一直延续至今。

公元1883年，初冬的上海，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诡异的一幕？富甲天下的红顶商人，缘何如此不堪一击。在近四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徽州商人又铸就了多少像胡庆余堂这样的金字招牌呢？

河坊街，位于杭州旧城吴山脚下，是杭城历史上最繁华的街区清河坊的一部分。自12世纪的南宋以后，清河坊一带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店铺林立，酒楼茶肆比肩接踵。这是毗邻河坊街南侧的大井巷，古称吴山坊，因坊内凿有数口深井而得名。

公元1878年春季里的一天，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打破了大井巷往日的宁静。巷内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头攒动。胡雪岩的胡庆余堂正式落成对外营业了。消息不胫而走，杭州城仿佛炸开了锅，前来贺喜的官员、生意场上的同行、上山进香的游客、杭城的百姓将偌大的胡庆余堂挤了个水泄不通。胡雪岩身着官服，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典礼上，亲自招待着来访的客人。

早在四年前，胡雪岩就着手筹建胡庆余堂，彼时的他已年过半百，事业正值如日中天之时，功成名就的他为什么还要创办这样一家药店呢？

事情还得从头慢慢说起。

公元1861年，江南战事日趋吃紧，局面愈发不可收拾。自忠王李秀成发动大规模的东征战役以来，仅仅数月时间，太平军便势如破竹，横扫浙江全境。十月底，20万太平军饮马钱塘江，将省城杭州围得跟铁桶一般。杭州，形同孤岛危在旦夕。浙江巡抚王有龄如坐针毡。

望穿双眼的援军迟迟不见踪影，城内断粮也好些日子了。死人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此前，他的商界铁杆好友胡雪岩，冒死出城筹粮。如今依然杳无音讯，王有龄彻底绝望了。12月29日凌晨，杭州失守，王有龄自缢身亡。胡雪岩的第一座靠山就这样倒下了。

杭州失陷后，清廷任命湘军名将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并奉命督办皖赣苏浙四省军务。公元1862年初，左宗棠挥师东进，一路攻城拔寨。金华、富阳、绍兴等城尽落左军之手。到次年八月，左军开始围攻杭州。让左宗棠郁闷不已的是，自己部队的饷银粮草总也接济不上。杭州久攻不克，浙北又鞭长莫及。就在这时，淮系大佬江苏巡抚李鸿章命淮军进军浙北。左宗棠气得暴跳如雷，这个只会拼命做官的“李合肥”真是可恨，居然把手伸到自己的地盘上来了，未免欺人太甚。

气急败坏的他随即下达了攻城的死命令。公元1864年3月31日，湘军攻克杭州，身在上海的胡雪岩密切注视着浙江方面的一举一动。

杭州克复，是该打道回府的时候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他急需一把新的保护伞。这天，胡雪岩火速赶回杭州，面对那位桀骜不驯的左大帅，他不动声色，用一份特殊的厚礼：数万石大米迅速搞掂。胡雪岩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左宗棠的后勤部长。在左氏的庇护下，胡雪岩逐步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期。

战后的杭州，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主持难民局事务的那段日子里，胡雪岩尽心竭力，不辞劳苦。他一面兴建义冢掩埋尸体，一面广设粥厂赈济灾民。他还出银十万两，兴办钱塘江义渡，义务为两岸民众摆渡。几个月下来，杭城元气恢复，人心趋稳。“胡大善人”之名也迅速传遍全城。

福建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地处闽江北岸，是中国最悠久的造船厂之一，它的前身便是大名鼎鼎的福州船政局。公元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设福州船政局，同洋人打了数年交道的胡雪岩自然成了兴办伊始最得力的干将。船政择地建厂，购买外国设备，聘请洋人技师，雇佣华工等均由他一手操办。

公元1869年，由船政局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首航天津告捷。两年后，“镇海”号兵轮又成功下水。此时，远在西北边陲的左宗棠闻讯后喜不自禁。他在写给胡雪岩的信中夸赞道“阁下创议之功伟矣”。

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继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之后，西北形势又骤然紧张，朝野一片哗然。左宗棠旋即调任陕甘总督。几年后，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打仗，打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从河西走廊到乌鲁木齐，全程850公里上下，仅出关运粮一项，一年就得耗银200多万两。再加上西征大军100多个营，七万之众的官兵饷银，每年共需800多万两。这么一大笔款项，究竟由谁来掏腰包呢。

倘若在一百多年前，这根本不是问题。大清朝国库买单便罢。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如今国运不济，国库空虚。左宗棠只得依靠他的后勤部长，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雪岩。

胡雪岩那些日子里忙得昏天黑地。他整日周旋于各色洋人圈中，为他的后台大老板筹备粮饷，订购军火。西征军费有了眉目后，左宗棠一锤定音，由胡雪岩出面向外国银行贷款。这种借洋债来打仗的做法堪称胡氏的一大杰作。在大清国的历史上，自公元1867年起，胡雪岩前后六次向洋商举债，总额高达1595万两白银。生姜还是老的辣，花甲之年的左宗棠，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在他的凌厉攻势下，边境地区终于稳定下来。

左宗棠居功至伟，他当然不会忘记胡雪岩这员手下爱将。早在公元1866年，左氏就上奏朝廷，赏加其二品布政使衔。12年后，又奏准“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有清一代，戴红顶子的商人并不少见，但既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唯有胡雪岩一人。

杭州胡庆余堂，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一派徽州园林式韵味。从空中看，它宛如一只巨大的仙鹤，栖息在吴山脚下。时至今日，这里依旧顾客盈门，游人如织。走进胡庆余堂，但见门楼上“是乃仁术”四个大字，分外醒目。因为徽州人经商的话，也秉着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是乃仁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他自身的徽商经商理念的一种体现，第二个，他的确是看到了战乱以后的社会对医药的一种必需。

还是在从事杭州善后事宜期间，胡雪岩就聘请过多名老中医研制各种成药，免费向市民发放。左宗棠西征，他又广邀江浙名医，开发的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药丸，不仅广受军中将士欢迎，而且上门求药的百姓也络绎不绝。昔日小作坊式的生产已根本无法满足所需，于是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胡庆余堂便顺理成章横空出世。

出胡庆余堂，沿大井巷往东南百余米，便到了张小泉剪刀旧址。张小泉，徽州府黟县会昌乡人。公元1628年前后，他在芜湖学得精致剪刀手艺后，便带着儿子张近高来杭州谋生。父子俩在大井巷搭棚设灶，开设剪铺，店名仍然沿用徽州老家的“张大隆”。公元1663年，为防假冒，张小泉决定以己之名取代原有店号，张小泉剪刀正式问世。

实际上，之所以历三个半多世纪而不倒，自有它本身的道理，在以手工为主的年代，一把普通的剪刀通常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方可制成。用行内话就叫一台炉灶一把锤，一只风箱一把钳，一把锉刀一条凳，一块磨石一只盆，一把榔头一只墩。

张小泉选用浙江龙泉云和等地生产的好钢，采用江苏镇江特有的泥砖精磨，严格按照每道程序规范化操作。更绝的是，他们还自有一套看家功夫，独门秘籍。就拿剪刀上的两片刃口来说，必须做到上下合配，平直起缝开合和顺，即所谓“嫩口剪绸不带丝，老口剪布不打滑”。张小泉经过反复试验和摸索，打制出的鹅毛缝式剪口至今为业内人士所称道。

胡庆余堂大厅的正上方，悬挂着这样一块炫目的招牌：“真不二价”。意思是本店出售的所有药品，无一假货概不还价。如此霸气十足的口吻，从何而来呢？

漫步胡庆余堂，细心的游客不难发现，整个店堂内外的50多块招牌楹联匾额，几乎千篇一律地面向顾客。而只有一块戒欺匾对内而立，针对店内全体员工。“戒欺”一匾出自胡雪岩亲笔所书。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

这个戒欺匾是挂在厅堂里边的，不是对顾客给顾客看的，而是给他的这个药店的这些员工们看的，那么这一点就很生动地阐释了徽商商道中的这种诚信这样一种价值观。徽商的经营特色主要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质量至上，这是徽商始终固守的一个商业信条，也是徽商他们的立业之本。

清代徽州府婺源人朱文炽，年轻时漂广东，每次出售茶叶时，但凡超过期限的，便自书大大的“陈茶”二字。经纪人多方劝阻，都被婉言谢绝，20多年来，他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

享誉大江南北的胡开文墨业，到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时，曾创制出一种新墨锭。一名外地客商慕名前来采购，返回途中，墨袋不慎落水，待捞起后发现墨锭已有溶化的迹象。胡余德了解情况后，一边道歉，一边以自家名品苍珮室墨相赠，同时下令所属各店立即停售此墨，并高价回收业已售出的所有劣质墨锭。

徽州素称礼仪之邦，徽州商人自幼耳濡目染，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在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徽商贾而好儒，在长期的经营中，形成了自己的商道。这个商道继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因素。

安徽休宁县商山镇的戴震之墓，秋日斜阳之下，一代大儒静静地安息着。

戴震，徽州府休宁县人，18世纪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出身于商人之家的他，很多精彩的哲学论述都是围绕徽商来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一语道破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他不正是徽州商人的辩护人和代言人吗？

胡庆余堂内的漆金竖匾，上书“饮和食德，俾寿而康”。从字面上看，饮食适度、行善积德，就能健康长寿。但后来也有人指出，此匾还有另外一层深刻的含义。当时，他办胡庆余堂的时候，杭州有两家非常著名的药店，一个叫许广和一个叫叶种德，这两家药店在杭州销售非常好，生意非常兴隆。胡雪岩将两店名号各取一字，分别置于“饮”“食”之后，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叶种德堂有个技法娴熟的切药工，人称“石板刨”。胡雪岩不惜重金挖了过来，“石板刨”感激胡财神的知遇之恩，一干就是50余年。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类似的例子在徽州商人身上不胜枚举。

“汪玉霞”，一种风靡武汉两百多年的糕点。汪玉霞传至第三代汪国柱手里时，汪家走向了极盛，大大小小的产业店铺共计136家。这时候，小小的汪玉霞已无足轻重，但汪国柱不仅没有放弃这份祖传家业，而且每逢年关他都要请136家店铺的主管到汪玉霞来吃团圆饭。这团圆饭还挺有讲究，汪国柱立下规矩，哪个铺子赚钱多，哪位主管就坐首席。

其实，在汉口的商业发展史上，比汪玉霞更早的老字号当数“叶开泰”了。它是汉正街上诞生的汉口第一块金字招牌。

过去，武汉人嘴里的一句口头禅便是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叶开泰，由徽州商人叶文机创办于公元1637年。那么，叶文机当初是怎么来到汉正街的呢？

公元1631年，天下大乱豪杰四起，各地反明起义风起云涌。落籍江苏溧水的徽州府黟县人叶文机和父亲叶神仙，一路逃难到汉阳，为度兵荒，父子俩重新摆起了药摊。六年后，叶神仙过世，叶文机来到汉口，在汉正街附近买了座青砖古屋，正式挂出“叶开泰药铺”的招牌，取名“叶开泰”，乃是遵照父亲生前嘱托，叶家药铺开业只图国泰民安。

叶开泰创办之初，就遵循“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信条。凭着良心从业，他们不仅给无钱买药的穷人施舍药品，而且到灾区义诊，并设立粥棚赈灾救民。“叶开泰”由此一举成名，上门求药的人纷至沓来。

说起产品营销，胡雪岩就更是这方面的高手。早在筹备期间，胡雪岩就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国药号”字样的衣服到车站码头路口广发传单。每次制作全鹿丸，他都要组织大队人马抬着梅花鹿披红挂绿，游街示众当场宰杀。《申报》是当年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他长年累月地在报上原刊登大幅广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施行下来，胡庆余堂的大名广为传播、蜚声四海。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一句名谚。

芝园，杭州胡雪岩故居，始建于公元1872年，历时三年方才完工。园内的十三楼怪石嶙峋，巧夺天工。据说，是胡氏专门为他的13房妻妾而建。野史都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其私财亦两千万。这一数据为当代不少研究者所接受。那么胡雪岩的巨额之财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

胡雪岩实际上发的是战争财。向外国的银行贷款，这个贷款利息通常来说是3%到5%，但在总额1595万两白银的六笔借款中，最低的年息9.75%，最高的居然达到了18%。这其中外资银行收取8%，而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就高达288万多两。外国银行也做生意呀，他说你利息这么高，他要给你佣金，所以他两头拿。据说拿得多的时候，就是西征军饷这一块，他从中就赚取了大概四五百万两白银。

钱庄是胡雪岩另一个支柱产业，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明，在他的所有财富中钱庄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但早康钱庄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再加上长期代理各类公款和各级官员的个人存银。可以基本认定的是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其实很少有正常的生意。

与其说他经营商业，不如说他经营权力。

关于胡雪岩破产的原因，后人几乎众口一词，即败于那场著名的中外生丝大战。时人也认为他与洋商争利，洋人恨之入骨，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万金。有的甚至说他，两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也就是说，一下子就亏了800万两之巨。事实果真如此吗？

胡雪岩志向很大，他要把外商给比下去，所以他就大量地收购蚕丝。胡雪岩大量囤积生丝，始于公元1881年6月，在胡雪岩历时两年多的囤积拉动下，上海生丝价格一路飙升。

据公元1883年12月9日的《申报》报道，胡在资金吃紧时，先将2000包卖给怡和洋行，将6000包及7000包卖给天祥洋行。由此推测，他所囤积的生丝总量应有15000包上下。怡和洋行的档案显示，胡雪岩将生丝卖给他们时每包定价仍高达380两，而天祥洋行的出价也达到了372.5两。以15000包存量，每包380两计算，胡雪岩的总投资最多不过570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两千万两相差甚远，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600~800万两之巨。在这方面，还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由于金融吃紧，胡光墉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损失高达150万两”。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清国掀起了一股兴铁路开煤矿造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也相继成立。由于这些股份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买卖，很多人便把炒股当成了赚钱的主业。市面上的大批资金源源不断地从钱庄商号流进了股市，恶果随之而来。据《申报》报道，从公元1882年起，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雪岩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投向生丝行业，应该说还不失为明智之举。毕竟在银根紧缩时，生丝还能及时换成现银。然而阜康钱庄的资金远不止囤积生丝这个数，更多的银子都应该放贷在外。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流出的资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轮措手不及的挤兑大风潮又直扑而来。

公元1878年，胡雪岩以私人名义为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四年后他再借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子均以各省协饷作担保。通常情况下每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这笔钱拨给阜康钱庄，以备胡雪岩还款之用。公元1883年11月，胡雪岩正好有80万两还款即将到期。一个神秘的人物悄悄来到上海，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淮系领柚，晚清重臣李鸿章手下得力的洋务干将。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行业他无不染指。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都出自其手。

晚清的官场勾心斗角，派系林立。盛宣怀与胡雪岩分属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盛的老板是李鸿章，胡的后台是左宗棠。而左李二人素来不和，势如水火。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

盛宣怀打算借胡雪岩还款之机置其于死地。

盛宣怀抵沪后，马上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为20天。邵友濂也属淮系，料想缓发20天并无大碍，便依计而行。情急之下，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暂时补上了这个窟窿。胡的这一做法正好跌进了盛宣怀事先为他挖好的陷阱。

盛立即找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在生丝上大赔血本，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阜康钱庄的存银即将告罄倒闭。

在即，阜康钱庄人山人海，前来提款的人几乎踩破了门槛，胡雪岩这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挤兑风首先在上海刮起，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多米诺骨牌现象最终引发胡雪岩一败涂地。当很多人一听说胡雪岩他的生意亏本了，在金融行业，很多存在他这个钱庄里面的钱就纷纷要给它提取出来，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胡雪岩的破产。这个可以说是他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公元1885年9月5日，三个月后，一代巨商在忧愤中郁郁而终，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倒下了。但他的胡庆余堂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其实，胡庆余堂只是一个缩影。历史上，徽州商人缔造的各类老字号可谓灿若星辰，数不胜数。

杭州胡庆余堂和张小泉，汉口叶开泰与汪玉霞，北京王致和，安庆胡玉美，临清汪济美，徽州吴鲁衡，还有那遍布京城和江南的胡开文墨业，以及各色茶庄徽菜馆等等。这一块块至今犹存，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既反映出徽州商人别具一格的经营文化，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笔丰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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