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歷史研習社作者 霍小山

近幾年，由於資本寒冬、市場萎縮、中美貿易戰、人口紅利消失等問題，中國的創業環境不容樂觀。不過，現代的創業者們很難想象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創業環境到底有多糟糕。

1912年，中國已有20749個所謂的“工廠”，但是其中只有363家企業使用機器生產，其他的都還在依靠人力和畜力操作，基本上沒有脫離傳統的生產方式。這從側面上說明，當時的創業者很難創辦新式企業，成爲那個時代的馬雲爸爸。

要實現創業夢，資本無疑是其中最關鍵環節之一。

現代的創業者可以找銀行貸款，可以找天使投資，甚至還可以發動網絡衆籌，但是在清末，這些條件一個都沒有。

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纔出現幾家中資新式銀行，比較重要的是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戶部銀行（1904年）、交通銀行（1907年）。但是這些銀行生逢亂世，並沒有發揮爲民間企業提供貸款的作用。

以盛宣懷創辦的中國第一所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爲例，由於盛宣懷本着“自家生意自家做，利益不落外人”的經營原則，通商銀行主要爲盛宣懷掌控的招商局、電報局、仁濟和保險公司、漢冶萍煤鐵公司、華盛紡織廠、磁州煤礦等企業服務，極少貸款給其他民間企業。

1900年，由於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通商銀行北京銀行、天津銀行損失慘重。 僅義和團就一次砸開銀行的銀庫，“計搶去鈔票十萬兩，現銀二萬八千餘兩，銀元二萬五千餘元及各戶借卷契據一概無存。”兵荒馬亂之中，通商銀行共損失九十多萬兩。這是一筆鉅額虧空，經過多年的積累，直到1914年，通商銀行纔將此虧空墊完。

自身尚且難保的中國現代銀行，遑論去給民間的企業貸款。

那通商口岸的那些資本雄厚的外國銀行，可以給中國的新式企業貸款嗎？相比較貸款給中國的新式企業，外國銀行顯然更熱衷於貸款給中國政府，因爲中國政府借款的數額巨大，而且還款能力也比較穩定。

清政府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借款，就是1874年的福建臺防借款，貸款方是英國的滙豐銀行。此後，左宗棠西征阿古柏叛亂中，滙豐銀行又先後三次向其提供借款。由於大量的借款，清政府對滙豐等外資銀行產生了嚴重的依賴，金融命脈逐漸落入他人之手。

就算外國銀行願意貸款給中國的新式企業，可是他們的貸款不僅利率高，而且在兌換中由於銀對金的比價跌落，常常會給借款方帶來巨大損失。從他們那裏借款，跟借高利貸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而且清政府也不允許外資進入中國人辦的企業，例如1890年，清政府批准李鴻章開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特意交待“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

儘管中國社會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他們通過絲茶出口、洋貨銷售、海關銀號等業務積累了大量的資金，但是他們的資金很少會投資給新式企業。他們往往投資於土地、當鋪和錢莊，因爲這些傳統投資項目可以帶來高額利潤。

以官督商辦的招商局和華盛紡織廠爲例，它們的股份官利最多隻能達到8?0?strong&gt，而土地、當鋪和錢莊的利潤每年能達到20?0?strong&gt。就連中國當時的工業領袖盛宣懷本人，對於投資傳統項目的興趣也要遠遠大於投資新式企業的興趣。

盛宣懷除了在常州、蘇州和杭州擁有大量土地，他在上海租界內還擁有價值1000萬-2000萬兩的不動產。他在江蘇省10多家當鋪擁有大量資金。而他在輪船招商局的投資不過330萬兩，在漢冶萍廠礦的投資不過100萬元——而且這在當時中國的新式企業中還算是鉅額投資。

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他們都很清楚，新式企業是一種新生事物，未來前景難以預料，因此不可能投資給這些冒險事業。即使很多企業有官方明確的支持，在獲取投資上依然步履維艱。盛宣懷曾說，“有資財者皆好圖一人一家之私利，即所謂朋充者不過數人合開一店而已。如泰西之股份公司，總不能暢行於中土。”

以“狀元實業家”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爲例，儘管這個項目得到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大佬，以及盛宣懷等人的鼎力支持，但是在融資上卻磕磕絆絆。從1896年開始，到1899年紗廠正式開辦，張謇在4年間才勉強籌到不足25萬兩的資金。只有當大生紗廠取得不錯的效益之後，纔會吸引到更多民間資本。而對於絕大部分的企業家來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創業的本錢。

中國大部分的新式企業的資金都依賴於地方大員的傾力扶持，比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沒有李鴻章從直隸政府中撥出一大筆資金借給它，它根本就沒有開辦的可能性。但是李鴻章這些人只會給自己要辦的企業貸款，他們是不會給一般的民間企業貸款的。而且他們自己辦的企業，常因爲自帶官僚風氣，缺乏現代管理手段，導致企業要麼破產倒閉，要麼止步不前。二、找不到人才

《天下無賊》中黎叔有句名言——二十一世紀什麼最貴？人才！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爲了給洋務運動提供相應的人才，地方大員們興建了一批新式學堂。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創辦船政局，並着手創建福建船政學堂。隨後，江南製造局下設江南工藝學堂，廣州機器局附設西學館，漢陽鐵廠設立鐵政局化學堂，輪船招商局設駕駛學堂，唐山鐵路局有唐山路礦學堂，等等。另有速成或補習性質之教育設施，一批具有教育設施的企業得以建成。

但是，這些新式學校所培育的人才，且不說優秀不優秀，單從數量上來說，也是遠遠不能滿足中國近代化的需求。中國第一所近代大學福建船政學堂，從1867年創辦到1907年停招，四十年時間，也不過培養學生數百名。

只要科舉制度還存在，教育體制一成不變，那麼新式企業就會嚴重缺乏所需要的各類人才。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輪船招商局，1885年，該局144名船長、大副和輪機師中沒有一個是中國人，全是美國人和英國人。而同時期的日本郵船會社，63名船長中，37名是日本人；196名海員中，141名是日本人；甚至在輪機師中，日本人員也比外國人多上百人。

輪船招商局不是對外國人情有獨鍾，而是情非得已。中國的水手、舵工面對輪船，完全是懵逼樹上懵逼果，懵逼樹下你和我。“問以天文曆象而不知，詢以海道地圖而不熟，測星避颶一切不諳，茫茫然如瞽者夜行”。

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在輪船的駕駛上完全依賴外國人，這注定了它無法向外國在華的航運公司的壟斷權提出真正挑戰。

以上所說的還只是技術方面的人才緊張，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就更是匱乏。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傳統知識分子，幾乎無法參與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曾痛心疾首，說“夫以日本之小，且交受其益，以中國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講究商務之無人耳。”

當時唯有一類人可以勉強勝任新式企業的經營管理崗位，那就是在教科書裏備受鄙視的買辦階級。買辦因爲長期在通商口岸與外國人、外國產品和外國生產方法廣泛接觸，使得他們的思想較爲開放，現代商業知識也略知一二。

買辦其實沒有我們印象中那麼反動、可恨，他們只是在外國企業工作過，或是協助外國企業在華貿易，如此而已。而且他們對西方商人的商業實踐和社會觀有密切的觀察，有助於給中國的商人階級帶來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革新。像鄭觀應就是一個典型的買辦，但是沒有人會否認他是一個愛國者。

中國當時的絕大多數新式企業都是官督商辦，雖然他們聘請了一些買辦，有些買辦的管理技能還非常優秀，但是他們的能力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地方大員們會在自己創辦的新式企業中，安排低級官員作爲總管。然而這些衙門裏的人，對於經營任何工商企業都是兩眼一抹黑。

外行來領導內行，導致整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入死衚衕。曾經被李鴻章邀請來輪船招商局擔任首任總辦的原怡和洋行買辦唐景星，由於反對專制政權的控制，堅持舉行兩週一次的董事會，導致他被調離這個公司。

直到1910年，輪船招商局管理部的6個商董，也僅僅只有一個不是官方任命的。這樣的企業制度，使得真正的專業人才無法盡得其用。

即使是買辦，人數也是非常有限的。好在部分企業家領袖已經意識到人才匱乏的問題，盛宣懷先後建立天津中西學堂和南洋公學，教授西洋課程，並選送優秀畢業生去國外深造。不過這些人才學成歸來，大清國離滅亡也沒有多長時間了，他們要發光發熱，只能在民國了。三、外商的競爭

在中國的外商，也使得中國新式企業的創業環境雪上加霜。

外國政府通過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爲外商在中國取得特權地位以及協定稅率的優勢。加上這些來華的企業本身就實力雄厚，中國的民族企業很難與之抗衡。

除了協定關稅，清政府還喪失了內地稅自主權。《天津條約》卻規定，外國貨物運銷內地或從內地運土貨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納一次5％的海關稅外，在內地只須在第一關交納2.5％的子口稅後，就可以遍運中國各地。

而中國的商品在內地運輸，卻依然要逢關納稅、遇卡抽釐。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外國商品可以深入到中國內地和廣大農村，逐漸控制中國國內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操縱對外貿易，而中國的民族企業只能望洋興嘆。

特別是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外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從此，外國企業可以在中國僱傭相當廉價的勞動力，而且省下了從歐洲運輸原料來中國的費用。

外國人努力把他們的商品推廣到中國內地，加深侵入有限的中國國內市場。因爲中國農村手工業大量破產而產生的縫隙，本來應該是中國自己的新興工業生產的基地，結果大部分都被歐洲的產品所填充，使得中國的企業難以爲繼，例如華盛紡織廠的子公司裕晉紗廠，1901年被迫賣給外商；1889年建成的漠河金礦，1901年被迫賣給外商······

1896年，總理衙門提出，要向中國所有機器生產的產品，不管是中國人制造的還是外國人制造的，徵收10?產地稅。但是清政府的徵稅計劃在未經列強同意之前，是無法對外商生效的。

可是中國人制造的產品，卻被迫要繳納產地稅。這個產地稅對於企業而言，是一筆沉重的負擔，所以張之洞和盛宣懷多次上奏朝廷，請求取消漢陽鐵廠的產地稅。

外國企業的存在，把中國企業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還是以輪船招商局爲例，它與日本郵船會社成立時間差不多，創始規模也差不多。但是到了1885年之後，輪船招商局的業務依然侷限在中國沿海水域，而郵船會社已經將業務發展到了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

輪船招商局的運貨噸位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郵船會社25年間的運貨噸位從86.7萬噸發展到326萬噸。輪船招商局這樣的中國民資企業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說其他那些只有幾臺機器的小企業了。

以上所說還只是大清創業環境糟糕的一部分原因，如果真的把方方面面的所有原因都寫出來，估計二十幾萬字都打不住。

比如，沒有任何工商法，企業家和股東們隨時都可能被迫繳納各種苛捐雜稅，以大冶鐵礦爲例，當地知縣以辦地方警察爲藉口，每年強行索取4000兩銀子；

比如，統治者的勒索，以輪船招商局爲例，慈禧太后60壽辰之時，強迫該局進貢5萬兩“朝賀費”

比如，政治鬥爭的影響，以電報局爲例，李鴻章一去世，袁世凱就排擠盛宣懷，將電報局據爲己有，此後，盛宣懷與袁世凱來回爭奪，政治鬥爭使得企業經營動盪不安；

······

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清政府在最後的十年意識到了發展新式企業的必要性。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濟活動自由，轉變爲“恤工惠商”。

清政府1904年初接連頒佈《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等法律文件，力求保護和扶植私人資本，使得當時的創業環境稍微改善。

不過，此時的清王朝氣數將盡，它的經濟政策的轉向固然是好的，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況且，整個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依然沒有多大改變，只是改變一部分經濟政策，根本就是單腳前行，可以挪動幾步，但絕對無法登高致遠。

參考資料：

1.（美）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46)和官督商辦企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2.（美）陳錦江《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3.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人民出版社，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