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地層深處採掘出的《三礦》

《三礦》劇照

郭東昇

編者按2020年12月中旬,著名紀錄片導演郭東昇攜作品《三礦》來蘭,與我省廣大影視創作者交流分享創作經驗,並在蘭州百安概念影城“愛上紀錄片”公益展映中交流看片。

紀錄片《三礦》以山西陽泉爲背景,講述了陽煤集團三礦這一百年老礦的興衰故事。該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檯紀錄頻道委託製作,陽泉市廣播電視臺、郭東昇紀錄片工作室承製,郭東昇導演拍攝。本版特編髮郭東昇導演創作手記,以饗讀者。

我是在山西陽泉長大的,這是中國一座因爲盛產無煙煤而聞名的城市,我家就住在礦區,從小學到初中都在礦區上學,那時候經常去煤礦拾煤、玩耍。說起礦工,文藝作品常把他們說成是採掘光明的人,而現實中,危險、辛苦、髒卻與礦工時時相伴,看到每天從井口走出來黑黑的礦工,還有一車車拉上來的煤炭,總想知道下面是什麼樣的世界,這一等就是50多年。

從2017年3月開始,我帶領攝製組用了兩年半時間,駐紮在三礦拍攝,其間在井下500米的地層深處拍攝了40多次,每次拍攝幾乎都在10小時以上,每次往返行程20多公里,累計起來將近1000公里。《三礦》這部講述中國煤礦工人故事和中國煤礦變遷轉型歷程的紀錄片,就這樣一點點地從地層深處採掘出來了。

三礦是一座具有百年曆史的煤礦,從民間開採到民族礦業再到成爲新中國煤炭工業發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是一部中國煤炭工業歷史的縮影。這座百年煤礦資源將近枯竭,擬在2019年閉井停產,三礦6000多礦工將面臨停工轉崗,在剩下的兩年多這樣一個時間點,選擇具有代表性的三礦,去拍攝處在轉型期的煤礦和礦工,既能抓取井下真實的世界、礦工真實的工作生活,又能展現煤礦在轉型中遇到的困惑以及引起的思考。

2017年,《三礦》在中央廣播電視總檯影視劇紀錄片中心申請立項。拍攝中,製片人張旭給予重點關注,到礦山調研指導,就如何講好三礦故事與導演達成共識:要用當代人的語境,去講述百年老礦的變遷;展現時代變了,生活變了,採掘技術進步了,幾代礦工硬骨頭精神沒有變;去思考百年老礦的關停,等待它的是怎樣的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因而攝製組要在礦山紮下來、跟得住,捨得時間,捨得辛苦,拍攝到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抓取一段段生動的場景,用真實感人的故事展示出煤礦工人的風骨。

三礦生產有采掘、通風、運輸、機電四大工區,加起來上百個工種環節,最能體現煤礦工人工作生活的就是採掘工區的綜採隊,他們工資最高,但也是最危險最苦累的工種,“硬骨頭採煤隊”是煤炭行業對採煤隊最高的褒獎,只有下到地層深處的工作面,近距離看他們揮汗挖煤、捨身排險,才真正體會到“硬骨頭”三個字的分量。

三個綜採隊,三位隊長,攝製組重點跟蹤他們拍攝兩年,一個風雨百年的煤礦呈現出來,一組克難攻堅的礦工羣像矗立起來了。

井下采掘工作,一年365天都是三班輪迴運轉,爲了拍攝到井下生動感人的場景和故事,必須多次下井拍攝,攝製組的工作室駐紮在礦黨委書記隔壁,隨時保持與礦生產調度的聯絡,及時掌握井下生產情況,一旦井下發生瓦斯超標、頂板來壓等影響生產進度的狀況,我和攝像在安全員的帶領下,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有狀況意味着有危險,有發生事故的可能,但也是抓取最打動人、最真實瞬間的時候。因而,我們拍攝到無色無味的瓦斯,從煤層間像幽靈般冒出的鏡頭。拍攝到4米見方的巷道,被岩石壓力擠壓成不到1米見方的洞孔,礦工們就蜷縮在裏面,輪班不停地開挖,甩開壓力,保證巷道暢通,這是一場永不言敗的戰鬥。在礦山,礦領導都是從井下最基層礦工幹出來的,他們最瞭解井下生產,最知道礦工,每當遇到狀況,都能看到他們在一線坐鎮指揮,井下不管是誰,一聲“夥計”,只有分工不同,沒有層級差異,都是一個坑道的戰友,共同抵禦的是來自大自然的壓力,確保安全出好煤。

爲了拍攝到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堅持在工作面等、抓、跟拍攝鏡頭,這樣每次下井都要10小時以上,最長的15個小時,在安全員允許的情況下,一定要靠前再靠前。爲了拍攝礦工們在不足1米見方的洞孔中開挖巷道的情景,我們跟着礦工鑽進去爬行拍攝,頭頂岩石斷裂的聲音不時炸響,碎石落在身上,當時我真怕了,怕被壓在裏面再也出不來了。對於我來講,井下拍攝,也是對體力的考量,每次下井行程往返20公里,除了搭乘電車,還要在崎嶇不平的巷道步行6公里多,每次都到了體力支撐的極限,多次帶領我們下井的安全員被感動了,他們說,第一次見到這樣反反覆覆下井拍攝的電視人。下井多了,礦工們把我們也當成了“夥計”,在幽暗的井下一起工作,一起喫班中餐,他們自然地向你敞開了心扉,我把自己當成了礦工,上井後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家裏平安上井,礦工們每天平安到家是家人最大的祈盼。

作家劉慈欣恰巧是三礦的礦工子弟,在看過《三礦》初剪版後寫下了一篇觀後感,其中一段這樣描述了兒子心中的礦工父親:我的父親是三礦的井下工人,在二號井榦了大半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井下。三礦構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整個背景和基調,說起這個詞,腦海中浮現出的就是父親的形象,不是單個的父親,是父親作爲一個羣體的整體形象,我想不只是我一個人有這種感覺。記得小時候最怕的事就是到了下班時間父親還沒回家,那時也沒有手機和電話聯繫,爬在窗口等着父親回來,是我童年時代最爲銘心刻骨的經歷。當時井下工作比現在更爲艱苦和危險,液壓支架尚未普及,工作面都使用人工支撐的鋼鐵支架,父親經常從事回收這種支架的放頂工作,那是井下最危險的作業之一。記得父親不止一次同我談起過液壓支架,那種嚮往,就像談到某種神奇的科幻機器一樣,現在想想真的讓人心酸。但我是在父親去世多年後才下過礦井,當時,我們這些礦工家屬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井下是如何工作的,所以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煤礦經常性地組織家屬在井口慰問,宣講安全,形成了煤礦和家庭、制度加親情齊抓共管的良好傳統。兩年拍攝中,讓我最感動的是井口認親的那一幕。在井口,這些衣着光鮮的家屬們牽着未成年的兒女,看到上井的礦工們,如同從戰場上歸來的戰士,一個個站在眼前時,朝夕相處的親人卻難以辨認,大多家屬們只知道礦工們辛苦,卻沒想到全家的幸福生活是靠他們用如此的辛勤和汗水換來的。在這感人的場景中,我們看到了礦工們爲礦山、爲家庭的奉獻;看到了礦工們辛勤工作給家人帶來的溫情和幸福。

兩年半的拍攝製作,《三礦》完成了,它是從地層深處的岩石中、粉塵中、危險中採掘出來的,從浸滿礦工苦樂的汗水中打撈出來的,它讓世界知道百年中國煤礦走過了怎樣的歷程,讓世界看到中國煤礦工人是怎樣的奉獻者。作爲一名紀錄片導演,在66歲這個年齡,完成了這部作品,我不辱職業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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