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事拿着一張檢驗報告,找我諮詢 LDL 與 HDL 分型方面問題。我給他的回答很簡單:「我不看這個報告,我只關心 LDL-C 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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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C 達標與否是臨牀用藥主要依據

爲什麼我這樣說?我認爲這種檢查結果對於臨牀醫生制定治療決策沒有幫助。
LDL 1/2 增高咋辦?LDL 3/4/5 增高又咋辦?我們能夠做的仍然是使用他汀必要時聯合非他汀類藥物使 LDL-C 達標。
如果想做血脂方面的研究課題,你可以關注並深究這些。如果你只是出於臨牀層面的考慮,請忽略這些!因爲在現階段,這些概念對於臨牀實踐沒有多少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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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治療後的剩留/殘餘風險不足以影響臨牀用藥

幾年前,曾經熱炒過一個概念 —— 他汀治療後的剩留風險或稱殘餘風險,意思是說經過他汀治療使膽固醇達標後,患者仍存在一定水平的血脂異常相關的 ASCVD 風險。

這個概念本身沒有問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一種現象。但是對於臨牀實踐呢?無非是爲貝特、煙酸或魚油等以甘油三酯爲治療靶標的藥物提供一個抓手。

但問題來了,AIM-HIGH、ACCORD 和 HPS2-THRIVE 等研究顯示,在他汀治療基礎上加用貝特或煙酸並不能帶來額外的臨牀獲益,美 FDA 也於 4 年前撤銷了在他汀基礎上聯合應用貝特或煙酸的適應證。

這樣一來,這個概念的提出對於臨牀實踐便失去了意義。說來說去,我們的治療目標仍然是 LDL-C(近年來非 HDL-C 受到更多關注,但這並不會顯著改變我們的治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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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新型血脂參數的藥物仍有待研究

隨着檢測技術的不斷進步,大中型醫院已經廣泛開展內容更爲豐富的血脂化驗,於是臨牀醫生可以得到更多的血脂參數。比如 Apo AI、Apo B、Lp(a) 等。
這些指標重要嗎?當然很重要,這些都是血脂領域的研究熱點,並且有望成爲降脂治療的潛在干預靶點。近年來,國內外相關指南也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些指標。

例如2016 年 ESC/EAS 血脂指南便指出:
對於伴冠心病或慢性腎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首要治療目標是 LDL-C < 1.8 mmol/L,次要治療目標是非 HDL-C < 2.6 mmol/L 以及 apo B < 80 mg/dL;
同時,該指南還建議將 Lp(a) 作爲篩查內容之一併將其作爲一些患者心血管風險評估的依據。
又如2017 年 AACE/ACE 血脂異常管理與動脈粥樣硬化疾病預防指南認爲:
檢測 Apo B 或 Apo B/Apo A1 比值有助於評估患者剩餘心血管病風險,且 Apo B 可用於評估降膽固醇療效;
確診心血管病、或糖尿病合併 ≥ 1 種危險因素的患者,推薦 Apo B 控制目標爲 < 80 mg/dL;極高危患者(如急性冠脈綜合徵),推薦 Apo B 控制目標爲 < 70 mg/dL。
那麼,作爲臨牀醫生,遇到這些參數的異常應該如何是好呢?我的回答是「束手無策」。
雖然國內外學者一直致力於研發以 Apo B 或 Lp(a) 爲靶點的藥物,特別是以 RNA 干擾和反義核酸技術爲基礎的新藥,但迄今爲止,尚無被臨牀試驗證實對改善臨牀預後具有確切療效的藥物。
其中廣爲人知的米泊美生也尚未取得可靠的隨機化臨牀研究證據。
目前研究顯示PCSK-9 抑制劑、大劑量煙酸、雌激素以及小劑量阿司匹林可使 Lp(a)降低 20~30%,但這種作用是否可轉化爲臨牀獲益仍有待更多研究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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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綜上所述,前面提到的 LDL 或 HDL 亞型的問題,有意義嗎?有,很值得探討。但對現行臨牀實踐有幫助嗎?我認爲幫助不大。
既然如此,我們應該進一步明確並堅守以 LDL-C 爲干預靶點、以生活方式干預爲基礎、以他汀 ± 依折麥布 ± PCSK-9 抑制劑爲主要治療手段的血脂管理策略。
理清思路是爲了更好的指導臨牀實踐行爲。正因如此,我們臨牀醫生應該盯緊 LDL-C,別走神、別分心、別迷糊,這是降低血脂異常相關心血管風險的關鍵所在。
至於 Apo B 與 Lp(a) 等參數,當然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但目前仍不具備成爲干預靶點的條件,也缺乏可靠的干預手段,因此除了用於心血管風險評估外,對於治療決策的制定幫助不大,不應過分強調其臨牀價值。

首發:郭藝芳心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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