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上海报道

日前，《中国经济周刊》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话题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陆铭认为，自然地理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基础性作用。所谓的南北差距，主要是在国际贸易拉动世界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沿长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条件和航运能力所带来的。南北差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

那么，中西部城市是否还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如何看待中西部和东南亚国家在承接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时的竞争？发达国家的区域和城市发展历程，有哪些可资参考的教训或经验？

围绕相关话题，《中国经济周刊》对话陆铭。

【对话】

产业的梯度转移是有条件的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于港口来说，其作用是否会下降?中西部、内陆地区会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陆铭：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服务于内需的地区和城市将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港口依然是重要的。

第一，以内循环为主，并不是不要外循环，中国拥有世界工厂的地位，沿海城市的港口优势依然存在。

比如，中国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跟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是以海运为主。海运对于下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仍然占绝对主导作用。

第二，城市的发展也有路径依赖性，城市在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会使得这些城市哪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仍然具有非常强的发展优势。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全世界的城市看去也是如此，国际贸易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会影响到一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格局。

一些发达国家的港口城市，比如纽约、伦敦、东京，现在都不再是工业城市，它们的制造业在国际贸易里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么重要了，但港口形成的地区经济发展优势仍长期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逐渐上升，产业链在亚洲继续“雁阵式”转移，中国的中西部是否可以和东南亚国家竞争，以承接移出的产业？

陆铭：这个问题讲到了雁阵模式，我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和协调发展所具备的条件和背景是不一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

当一国率先发展，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通常，不会有大规模的移民流入。这时就会出现一些产业在一个国家因生产成本上升，而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这种产业的梯度转移现象，即雁阵模式，在东亚地区，从日本、韩国，到中国的台湾地区，再到中国的大陆，是存在的。

但是，这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产生的模式。否则，当领先国家，比如日本，出现劳动力价格上涨，那么只需要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来到日本补充它的劳动力就能解决问题。

而相对而言，一国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即便不畅通，总归是可以流动的。

当前，中国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在阻碍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但总体来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流动起来。

因此，不能片面地强调产业的梯度转移，而没有充分看到产业的梯度转移是有条件的。

中国经济周刊：所以，现阶段通过进一步畅通劳动力自由流动，来降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仍然有很大空间？

陆铭：在中国中西部仍然存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通过地区之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既可以缓解优势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遏制生产成本上升局面，也更有效地促进了条件较差地区人口的就业和提高收入。

我们在传统思维上往往忽略了劳动力迁移去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业机会，其实是条件较差地区的一个发展渠道。

当政策空间减少、东南沿海地区面临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等生产成本上升压力较严重时，产业转移会同时出现两个趋势。

第一，如果是产品主要服务于内需市场的产业，并且其对于海运等条件依赖程度不高，那么它就可能转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第二，如果是一些外向型产业，同时又对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等生产成本比较敏感。那么，在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时，它的选择可能是转移到其他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也相对更低的国家，而不一定会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

最近这些年，中国有些产业迁移到了周边的越南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就是这种趋势的结果。

让劳动力到国家最好的地方去就业

中国经济周刊：在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优势惯性仍在，成长为消费重镇，而面对东南亚地区的人力成本等优势，国内中西部的机会还有多少？中西部地区还可以打哪些牌？

陆铭：首先应当强调，讨论中国的发展应着眼于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而不是只盯着某一个局部地区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对于中西部而言，人口迁移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途径。

如果一个人觉得适合到其他地方来发展自己，那么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创造政策条件。让劳动力可以到这个国家发展条件相对更好的地方去就业、居住，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些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能够为中西部的一些条件相对不好的地方创造就业机会，这本身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整体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如果一个人觉得在自己的家乡发展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也要让愿意留下的人能够留得下来。

这就需要当地找到发展的比较优势。虽然我也在强调港口与内河运输条件的重要性，但不是所有产业都是制造业，或需要水运、海运作为依托。决不是说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港口优势，就会占据所有产业发展的优势。

举几个例子，首先，在制造业里有一些产业是服务于国内市场的，比如服务于西南或者西北地区的民生轻工业，或者东北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沈阳、哈尔滨周围，有一些面向内需、面向国家安全需求的大国重器的产业，也有非常好的传统和发展条件。还有很多产业，不需要陆上或海上运输，而是依赖航空运输，比如软件业、信息服务业等，像西安就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面有一定优势。

再比如教育产业、娱乐业等。中国中西部、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城市，高等教育甚至中学教育的条件都是不错的，这也可以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比较优势产业。中西部地区还在发展旅游文化、自然资源、农业等产业上，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当然必须客观看到，港口城市具有发展惯性，所以，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优势产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留住人，就取决于这些产业所能创造的就业的空间。

最终，实际上，就是要从制度上为每一个劳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全国的劳动力市场、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从而赋予每一个劳动力自由选择自己的就业所在地的权利。

未来，在经济规模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经济向少数地区集中，人口也同步集中，那么地区之间的人均差距就可以缩小，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走向发达国家状态。

资源型城市转型为高科技产业城市并不普遍

中国经济周刊：从全世界范围看，这也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普遍经验？与中国陆地领土面积相当的美国，它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协调发展方面有哪些教训和经验？

陆铭：美国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模式。与之类似，欧洲和日本，也是实施这种经济和人口高度集中，但人均GDP在地区之间大致相等的发展模式。

我可以给大家一组美国的经济数据。

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加利福尼亚州，GDP占全国的14%，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德克萨斯州、纽约州GDP分别占8%左右。也就是说，美国1/3的GDP集中在3个州，而美国有超过一半数量的州，占全国GDP份额不到2%。

按照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美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高度不平衡的。但美国每个州的GDP份额和这个州的人口份额几乎是相同的。它的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口也集中在少数地区，因此美国每个州的人均GDP差距并不大。

与中国单面临海不同，美国主体部分双面临海。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集中在东、西海岸和五大湖区周边的大城市群。其他大量的州主要就是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自然资源产业。因为这些地方人口很少，经营就能实现规模化。

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教训。比如，在汽车工业衰落的过程中，底特律也曾经试图通过加大投资来促进城市复兴。但结果是，因为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底特律人口持续流出，但是政府的投资却不断加大，最后导致底特律政府破产。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借鉴。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资源型城市走向资源枯竭的情况，并最终靠两种模式走出困境。

第一种模式，绝大多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是通过人口流出来缓解地方发展的困境。因为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有时它的地理条件并不好，把人留在当地其实是没有办法实施很好的发展的。

另一种模式，就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这在少数城市也取得过成功。比如美国的匹兹堡，在原来钢铁产业发展迅猛的时期，匹兹堡是美国钢铁产业的发展重心，后来，钢铁产业衰落，匹兹堡逐渐失去了钢铁产业的依托，开始逐渐转型成为一个以大学和科技为主的城市。

但是客观来说，成功将资源型城市转型为高科技产业的城市，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普遍。绝大多数城市在资源型产业逐渐枯竭后，最终还是通过人口流出为居民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讲，经济和城市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个人意志或者偏好为转移的。

如果违背经济规律，仅仅以个人情感来主导地方的发展政策，那很有可能会导致出于美好愿望所进行的一些靠行政力量主导的投资，最后不仅帮不了欠发达地区，甚至事与愿违，欠发达地区可能因此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某些地方出现地方政府债务畸高的现象。

对于城市发展，中央决策层一直强调，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对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认真思考和贯彻落实。

责编：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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