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地方法院,一名名为贾扬特·帕特尔(Jayant Patel)的美籍前外科医生接受了审判:因涉嫌欺诈罪被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

当地法庭查到他曾经“欺骗当局授予他医疗执照,并进行了明知道自己无法胜任的手术”。但直到判决两年后,昆士兰州民事和行政法院才明令禁止了帕特尔继续在澳大利亚行医

还好,帕特尔早就对外宣布自己“收手不干”了。

帕特尔(左)与其辩护律师

这位印度裔的美籍外科医生帕特尔,他的职业生涯简直就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2003年至2005年初他就职于澳大利亚邦德堡基地医院,这期间他经手治疗了1202名患者。其中有87例与他密切相关的致死致伤医疗事故,更有30名病人在他直接照料的过程中死亡

他因此被医院中的护士们冠以“死亡医生”(Dr. Death)的绰号,大家甚至会默契地在他到医院时悄悄把病人们藏起来。在人命关天的医院里,这看似喜剧般的一幕,实则却是彻头彻尾的荒谬悲剧。

2019年澳大利亚邦德堡基地医院 医护人员开着救护车灯大跳“网红舞”

按说在医院中,送来的一些重症患者确实可能让医生们也回天乏力。但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邦德堡基地医院,其实是一家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公立医院,用以支持澳大利亚的普遍医疗保险计划。

所以这里面情况紧急的重症患者按说不会太多,倒是需要保守治疗、经不起太多折腾的老人家占了多数。

——问题就出在这,帕特尔是一个十分喜欢折腾的庸医。

2004年12月,他认为时年77岁的患者格里·肯普思(Gerry Kemps)需要进行食管切除手术。但事实上肯普思不仅年龄较大,还有严重的肾病,术后并发症概率极大,而且邦德堡基地医院的条件也并不适合进行这种规格的手术。

然而帕特尔还是在众多医生的反对声中坚持己见,据说还为了给这台手术腾地方,命令护士暂时关掉重症监护室里另一名他认为“已经脑死亡”的患者的呼吸机。

最终,术后仅仅五天,肯普思就与世长辞了。

另外一位“受害者”是时年46岁的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他因为癌症住院治疗,但在2003年4月帕特尔准备对他动刀时,却完全没考虑到病人已处于肾衰竭末期。

面对食欲不振的病人,帕特尔直接给他进行了食道切除手术(???)。结果菲利普斯术后就直接陷入昏迷,直至几天后死亡,而初步判断是死于手术过程中未被妥善处理的内出血。

还有一位当时已经75岁的默文·莫里斯(Mervyn Morris),因为直肠出血入院。帕特尔的处理方式还是“切”,2003年5月帕特尔切下了患者的结肠,6月莫里斯去世。

而根据被送检的切除部位,病理医生分析发现那一部分肠道既没有恶性生长,也根本没有发生出血的部位。

2005年 帕特尔的“通缉照”

这三位不幸的病人是帕特尔直接手术失败引起死亡的案例,但还有更多控诉显示他的医治存在大量的问题。

帕特尔2003年入职邦德堡基地医院,到年底护士们就发现他主刀的肾病患者都出现了术后并发症。而其原因几乎是一致指向了他“没有将导尿管插入患者体内的正确位置”。

更有护士当面谴责过他术前不进行充分消毒的行为,但他对此的解释竟然是“医生身上不会有细菌。”

由始至终都认定自己没有医疗过错的帕特尔

这种水平的主刀医生能在澳大利亚行医三年,已经让当地人愤慨不已。但更加离谱的是,其实他早在2001年就被纽约卫生局吊销了行医执照——原因是术前未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

但如果你以为纽约的卫生医疗系统洞悉了帕特尔这个庸医的一切,就大错特错了。更早在1990年代,他就职的美国俄勒冈州凯撒医院就发现了他“过分积极地对其他外科医生的病人进行不必要的手术”

因而在1998年限制了他的行医执照,让他不得进行肝脏或胰脏手术,并且在进行其他手术之前必须寻求其他医生的第二意见。到2000年,他更被俄勒冈州医疗检查委员会“全州封杀”。

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医疗保健计划之一,有多达39家医院,帕特尔最早“混入”的就是它们位于俄勒冈州的分部

也正因此,他才来到了纽约。而且,他还是带着俄勒冈州的前同事“热情洋溢的介绍信”来的。

也就是说,他的行医生涯就是不断制造事故(或者说谋杀他人),被吊销执照,然后又换一个地方隐瞒过去,继续闯祸。

最要命的是,从法庭上的表现看来,他真的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在澳大利亚甚至反咬一口,说邦德堡基地医院的医疗条件简直是“第三世界水平”,才导致了那么多意外的发生。

邦德堡基地医院患者权益保障组织负责人贝里尔·克罗斯比

2005年初医院的患者家属集体提起了对他的诉讼,但三月份他就跑回美国俄勒冈州家中了。

一直到2008年3月,他才在美国被捕。隔年7月被引渡到澳大利亚接受审判。

然而2010年被判七年监禁的他,依旧拒不认罪并重新上诉。律师将所有责任推给了澳大利亚医疗监察人员的不作为,并认为帕特尔仅仅是职业能力不足且自我认知有偏差

最终,现实略显魔幻地终结于2013年:法庭并以偏见证据可能影响陪审团为由,撤销了对帕特尔的过失杀人罪和严重的人身伤害指控,以换取他承认自己以不诚实的手段获取在澳大利亚的行医资格注册。

最终他因涉嫌欺诈罪被判处两年缓刑,一出来就直接飞回了美国。所以两年后澳大利亚对他的“行医禁令”终究也只是个摆设过场而已。

从执法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讲究程序正义的法庭难辨得失的一桩案例而已。但庸医害人四个字,却是帕特尔这个“死亡医生”经手的无数患者家庭毕生的血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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