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法是比昂精神分析一個重要理論，它的含義代表把不能忍受的情緒感受轉化爲可以情感接受或者可以承受的感覺。
希望這裏我們彼此療愈將生命不能忍受的痛轉變爲光，照亮我們的人性深處的黑暗，遇見我們真正的自己······
![]()
![]()
“我沒病，我真的沒病啊，能不能讓我回家?……”
順着病房窗戶望去，家就在不遠處，但不知從哪刻起，他們回不去了。精神病患者，永遠是在人們恐懼眼神下繞行的一羣人。
在精神病專科醫院走廊裏，從來不乏到處走動的病人。有人蹲在角落，手裏的書半天也沒翻動一頁；有人被幾位“朋友”包圍着，興奮地描述着“當年勇”，衆人附和着笑。似乎每個人都在努力經營着什麼，但當他們轉頭看向窗外，卻又眼神迷離。更多“健康人”也習慣在走遠後回頭看幾眼他們，眼神裏或嘲笑，或憐惜。
“從不覺得女兒有精神病” 我國92%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療 “那天放學回家，女兒哭着說不喫飯了，然後回臥室倒頭就睡。”還沒滿55歲，但已滿頭白髮的董軍(化名)看着坐在角落吶吶自語的女兒，一邊說，一邊悔恨。 “如果知道孩子醒來就病了，我一定會在她關門前抱住她……” 從西土城地鐵站到北醫六院的路上，擠滿了大大小小的連鎖酒店和家庭旅館，董軍坐在其中一間房間靠窗的椅子上。 “掛號太難了，我們在這住的第六天，終於掛到了下週的專家號。”董軍是董晶晶的父親，而此刻，董晶晶正看着母親給自己削蘋果，拿起掉在袋子裏的蘋果皮，咯咯地笑着。 在嚴重精神障礙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性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六種精神科疾病。董晶晶就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是董軍介紹，外人一定不相信長着一張娃娃臉、笑起來有兩個梨渦的女孩已經是一個患精神分裂症16年、34歲的大姑娘了。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全球共有3億人患有抑鬱症，約6000萬人患有雙向情感障礙，2300萬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據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數據顯示，中國各類精神病患者人數已超過1億，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數超過640萬，雙相情感障礙患者人數達110萬。 16年前的一天，“女兒哭着睡着，醒來就開始胡言亂語，當時還以爲是孩子鬧着玩，做夢夢魘，沒想到，這一鬧，就再也沒醒過來。”在董晶晶剛變得“不正常”時，董軍去學校找遍了認識、見過董晶晶的學生和老師，最後得出的唯一信息就是，高一的女兒失戀了。 在那以後的整整一年，董軍和妻子都不願去相信女兒的精神出了問題。爲人父母的，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的孩子有病，而且是精神病。“直到一天下班回家，妻子在衛生間洗衣服，我剛打開門，發現女兒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站在門口，還沒等我說話，就開始扇我耳光，這一次徹底把我打醒了。” “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組症狀羣所組成的臨牀綜合徵，它是多因素的疾病。目前對其病因的認識還不明確……”董軍像專家一樣對精神分裂的所有相關信息如數家珍，原本是黑龍江縣城銀行高管的董軍在女兒患病休學的第二年辭職，開始了求醫治病的路。 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礙，表現爲思維、情感和行爲紊亂等。按照1%發病率推算，人羣中大約有1600萬重性精神障礙患者，董晶晶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北京安定醫院曾參與的一項國際性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療缺口”——需要治療卻沒有尋求或未能獲得治療的患者所佔比例極高。 “女兒曾連續扇我11個耳光” 每個患者背後都有捱打的家人
“孩子連着扇了我11個耳光，我心裏的第一感覺是對不起孩子。” “要打就打我吧，不疼。”董軍一邊說着，一邊看向嚼着蘋果的女兒。 對於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對象大多都爲親近的人。吉林省通化農村的劉國富(化名)在回憶起兒子劉磊第一次打自己時的場景時尷尬地說，那真是一輩子都忘不了，自己不疼，但心疼兒子。 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緒壓抑、憤悶，於是攻擊他人作爲一種宣泄手段，而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現幻聽、幻覺，或者出現思維、推理誤判，總是覺得別人在說他壞話，或者要對他不利等，於是產生攻擊行爲。 最讓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穩定後，會爲自己的行爲道歉、愧疚，但是在行爲發生時依然不受控制。 劉國富回憶起2007年春天兒子剛得病時，依然滿眼淚光。21歲的劉磊在睡醒一覺後突然開始胡言亂語，每天對着學校寢室窗戶自言自語，時不時傻笑，室友發現了不對勁。兩天後，劉磊在老師辦公室看見父親時，竟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說着，爸，你回家吧，等我掙錢了就在城裏給你買房子，隨後蹦跳着跑了出去。 在把兒子接回家後，每次問兒子是什麼時候開始不開心的，兒子都會很不耐煩，直到有一天凌晨，劉磊還站在院子裏傻笑，在被劉國富叫着去睡覺後，一直很孝順的兒子拿起院子的鐵鍬開始追着父親打。 劉國富說，自己被兒子一鐵鍬拍在肩膀上，直接就躺在了地上，過了幾分鐘，兒子緩過神，哭着抱起父親到炕上。 也許，精神分裂患者最難過的，莫過於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對家人的傷害，卻不能自已。 “我曾經一度覺得自己沒有病，每天在家大吵大鬧，就是不想喫藥，有一次拿着刀對着自己，挾持家人把藥全都倒在了廁所。”劉磊笑着說，其實，很多得病初期的事已經不記得了，還是姥姥一點點講給他聽的。 在這些患者習慣性“打人”的背後，和家屬承受同樣煎熬的還有精神科醫生。 “有時候，門診就像一個戰場。有時熱戰，有時冷戰。曾經的診室裏，每位醫生的桌子下面都會有一個小板凳。”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楊可冰說，這個板凳的作用是在來就診的精神病患者躁狂發作時做一個阻擋，不能還手，拿這個先擋一下，找機會趕緊跑。“現在好了，有報警器。” 精神科醫生的極大壓力也讓很多醫學畢業生選擇不進此類科室工作，“美國人口有3億多人，是我國人口的1/4，但精神科醫生就有3.8萬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院士告訴記者時曾這樣舉例對比，“美國還有一個職業叫臨牀心理治療師，有20萬人。精神科醫生負責診斷和開藥，心理治療師專門從事心理治療。”而我國，平均1.49名/10萬人口，除了患者總數大，還有個原因就是很多醫學生不愛選擇這個行業，性價比太低。 “與之對應的是，精神科病人好起來很難，需要漫長的觀察和治療，而且大部分患者依從性並不好，經常是剛開始兩三次還能來看病，後來就銷聲匿跡，隨訪工作也極其困難。” 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楊可冰說，每次經歷這種情況，都會深深覺出了現實的“骨感”，和自己一起實習的另外三個同學全都轉行。 湖北省人民醫院院長、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會長王高華教授告訴記者，精神病人如何迴歸社會，其實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像劉磊、董晶晶一樣的患者，精神疾病的標籤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
其實，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但很多特殊情況下，精神疾病暴力犯罪 其實差不多，比例被放大，這也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哪怕已經痊癒但還是不容易被接納的原因。 回憶起這11年的求醫路，近60歲的劉國富嘴脣顫抖着，說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因爲治療初期劉磊特別抗拒住院，醫生把劉磊留下後，讓家屬暫時迴避，最好隔離治療。 劉國富一個人拿着兩個三角布兜轉身離開，兒子回頭看見父親不在了，立刻飛奔出來，1米8個頭的兒子一邊哭一邊跑着四處叫爸，滿走廊都是兒子的哭喊聲，自己就躲在樓梯口哭到顫抖。劉國富說到這，眼淚又掉了下來，坐在一旁的兒子摟着瘦弱的爸爸，用手一直捋着爸爸的頭髮說，爸，沒事了，這不是都過去了。 作爲劉磊這11年來的主治醫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主任、國家精神衛生項目辦馬弘教授告訴記者，劉磊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種慢性、遷延性精神障礙。具體病因在世界範圍內都還不明確，但是中國這種類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後一年的複發率約爲40%。 特別是首次發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五年內的複發率超過80%，雖然劉磊送診時間很早，但因爲劉磊對藥物治療的牴觸，促使了病情的反覆發作蔓延，無法擺脫多次復發的命運。 馬弘介紹，中斷藥物治療是復發的重要原因，停藥患者一年內複發率高達77%。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50%患者曾試圖自殺，至少10%患者最終死於自殺，劉磊的狀況能維持到現在和正常人沒有什麼兩樣，完全歸功於11年不放棄的父母。 但是，同樣反反覆覆住院的董晶晶遠沒有劉磊那樣幸運。 哈爾濱住院2年住院3次、北京1年住院2次，青島住院1年1次、上海2年住院3次，在接下來的6年時間裏，董軍帶着女兒輾轉各地，住院、服藥、緩解、復發，董晶晶在一串串的好與壞之間徘徊，直到在上海最後一次住院50天后，醫生終於說可以回家了，理由卻不是董晶晶已經康復了，而是“只能這樣了”。 治病回老家後第二年，董晶晶結婚了。董軍告訴記者，對女婿沒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女兒身邊有個人陪伴。但是好景不長，婚後的第三年，董晶晶的症狀又回到了以前。復發的第二年，董晶晶的丈夫終究還是扛不住壓力，選擇了離婚。 “那天女兒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進去辦手續時還很平和，但拿着離婚證出來後，摟着她媽媽就哭了。”站在一旁的董軍馬上轉過身去，眼淚奪眶而出。 由於病情反覆，長期服藥，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目光呆滯、表情怪異，心腦血管疾病和腫瘤如影隨形。 很多患者就這樣陷入了惡性循環。調查顯示，10%以上的人選擇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漫無邊界的痛苦和悲傷，成爲構成我國自殺人羣總數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襲擊、突發死亡。 在精神病家庭裏，有人把所有的積蓄全都拿出來，各地奔波看病，說錢沒了還能再賺；有人把房子賣了，說人在纔有家。
“藍家大兒子剛一出生就和父親的症狀一樣，還好家裏有兩個孩子，老二在外打工，老母親在家裏照顧兩個精神病患者。直到小兒子去縣城後，才知道父親和哥哥的病有得治，於是馬上開始讓他們就診服藥，在給父親服藥三個月後，才發現父親的症狀減輕了不少，那年父親已經53歲了。”村醫孫麗豔滿眼感慨，雖說是治療，但沒錢供他們連續服藥控制病情。
兩年後，哥哥因爲要和父親輪流喫藥，病情控制得並不好，本想結婚的卻找不着對象。在孫麗豔做村醫的18年裏，爲了不讓老伴兒和大兒子出去傷人或受傷，女主人只要去山上幹活，就要把父子倆一起關在屋子裏，在桌子上放好乾糧和水，孫豔麗一邊看着窗外，一邊說，如果你看到他們趴在窗戶前絕望的眼神，就會知道什麼是生不如死。
和藍家父子一樣，在很多偏遠地區，人們缺乏對精神疾病的瞭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願求醫，病情往往加重。
孫豔麗說，就在上個月，68歲的藍家父親住院了，因爲各種併發症都很嚴重，小兒子回家照顧時說，父親可能快熬到頭兒了。
雖然精神病患者治療費用已納入醫保報銷，但家庭及個人負擔仍然非常重。
和貧困地區的患者相比，很多原本“小康”的家庭也都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在些年裏，董軍爲了給女兒治病，全部費用加起來，一共花費了大約30萬。
劉國富說，爲了給兒子治病，他把十多年來打工攢的錢全都拿出來了，最後還是不夠，因爲病情一直在復發，只能把老家的房子也給賣了，後來孩子的姥姥也把房子都賣了。
這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個例，根據WHO推算，到2020年，我國精神疾病負擔將上升至疾病總負擔的四分之一。在2012年到2030年期間，精神疾病將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縮水超過9萬億美元。
令人高興的是，對於在冊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實行門診免費服藥制度，如果患有身體方面的疾病，可免去醫保住院報銷起付線部分。 如果屬於低保人員，可以按救助途徑獲得相應的救濟資金。對於監護人來說，根據患者精神殘疾的等級不同，可以申領每月100~300元的護理費。 患者可以去醫院做精神殘疾鑑定，根據殘疾程度不同，去殘聯申領數額不等的殘疾人補貼。目前全國都已經陸續開始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老家縣城是全國百強縣，但整個縣裏找不到一個很優秀的精神科醫生。”董軍的話戳中精神疾病領域醫療資源的痛楚。作爲總往北京上海各處跑的資深患者家屬，劉國富也表示，如果不是來北京找對了醫生，可能連兒子是什麼病都不知道。 醫療資源分佈不均勻是通病。據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王紹禮介紹，我國目前爲了減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動，提倡對重性精神障礙患者分急性期、鞏固期、維持期三個階段治療。急性期主要在醫院治療，鞏固期在康復機構，維持期回到社區。 “但現實情況是，醫院牀位、醫生數量明顯不足，牀位20萬張，但服務1600萬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人，嚴重不足。”王紹禮說。 2015年，已經31歲的廣西藍家大哥病情越來越嚴重，經常揮舞着棍子、破布等跑到山腳下。因爲實在沒有錢去大醫院治病，幾次三番後，弟弟和媽媽不得不把他鎖在家裏，這一關就是3年。 而在很多患者嚮往的大城市大醫院，精神疾病醫生也面臨着窘境。 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在2017年5月公佈了一組數字：我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有27733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總計只有3萬多人。心理健康需求的爆發式增長，專業醫生的數量、質量不足，已成爲我國精神衛生心理健康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題。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李佔江曾提議，改變精神病醫院生存難題，關鍵是形成合理的價格補償機制。精神科醫生的專業補貼不能縮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這樣才能增加整個行業的吸引力。 “當大夫，到後來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納。”楊可冰說，在這幾萬人的精神科醫生背後，是幾百萬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大軍。 每一個路邊傻笑着的、大聲吵罵着的孤獨患者，內心裏都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彩虹”。沒有外人的喧囂，沒有車水馬龍，那裏的自己，沒有病態，也不會被歧視，也可能都幸福得忘了在現實世界裏，自己永遠都有一個離不開的醫院，回不去的家。 嘶吼聲在嘈雜的胡言亂語中被一點點地淹沒，所有人都希望，這一切若是真的，該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