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美關係如何“競”與“合”?

來源:中國新聞社

美國當地時間1月20日,拜登接替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儘管其首要任務還是美國內政,但中美關係似倍受關注。新一屆美國政府將如何處理對華議題?中美之間能否建立良性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日前舉行了一系列研討活動,十餘位專家學者坐論中美關係前景,爲構建中美良性“競合”關係獻策。經主辦方授權,《中國新聞週刊》獨家刊發上述專家學者基於上述研討活動而撰寫的文章,現將其梳理成篇,以從中窺見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脈絡。

中美競爭現實不容迴避

當前,中美關係正面臨自1979年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美競爭的現實已不容迴避,兩國間的競爭或博弈不斷向縱深發展是一個長期趨勢。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認爲,近二十年來,主要由於中國的高速發展,中美綜合國力的差距不斷縮小,這導致兩國間結構性矛盾的出現,雙方在上世紀80年代得以建立互信的基礎已經消損。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將中國視爲戰略競爭對手,這是中美關係不會回到從前的根本原因。

章百家提醒,儘管美國政府換屆後,爲避免中美關係失控,兩國關係的某些方面會有所和緩,在某些領域甚至會有所合作。不過,視中國爲“戰略競爭對手”已成爲美國兩黨的戰略共識,這一點不會因白宮易主而改變。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緝思則從“身份政治”的視角觀察中美關係。他指出,中美兩國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都持有比國家更大的身份認同。美國精英認爲美國代表了整個西方的價值觀、基督教文明、民主制度,引領着世界發展方向。中國日益強大後,更多中國人認爲中國是東方文明的表率,中國的發展道路,能夠引領世界的未來。“就此而言,中美之間,已經遠遠超越實力對比變化和意識形態衝突,必將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永久印記。”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樊吉社強調,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不同,能否妥善處理雙邊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不僅影響中美兩國各自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而且將塑造雙邊關係的發展方向。“對於中美兩國而言,和平共存而非意識形態之爭,纔是唯一的正確選項。”

良性“競合”存在可能

管中美競爭無可避免,但中美這樣兩個強大的國家若因誤判而滑向衝突,必定會損害兩國根本利益,也會給國際秩序和全球體系造成撕裂的壓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傅瑩指出,中美兩國政府各自都有繁重的國內事務需要處理,即便未來兩國矛盾會繼續發展,也需要善加管控。然而有效管控中美矛盾的路徑並非單一的,既要通過積極坦誠的對話和溝通,通過專業高效的危機處理和分歧協調機制,也要通過維護和發展合作,在具體問題上解決彼此合理關切。在經濟和技術領域,展開基於規則和法律的公平競爭;在政治領域,中美應當相互尊重、承認各自政治制度不同、各美其美,營造一種更加平和的氣氛;在安全領域,雙方都有責任維護和保持亞太地區長久以來的和平、安寧局面;在全球層面,中美合作的空間和需求很大,最緊迫的是抗擊新冠疫情的合作。

大國間的競爭是殘酷的,但未必是零和博弈。章百家認爲,中美之間建立起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關係依然是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三方面:第一,中美關係現在的局面不同於兩國關係史上的任何時期,也不同於冷戰時期美蘇兩大國的關係。在此情況下,按領域切分競爭與合作,不失爲一種解決辦法;第二,在中美正在展開的這場競爭或博弈中,雙方都有一定的迴旋餘地。如能客觀地認清這一差別,兩國完全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實現雙贏;第三,以大歷史的眼光看,經濟全球化和高科技發展帶來的趨勢是世界的整合,而不是割裂;同時,解決環境、氣候、疫情等諸多全球性問題,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所要求的也是各國間的普遍合作,特別是中美兩個大國的合作。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達巍觀察指出,拜登上任後,中美關係中結構性矛盾不會消失,但我們仍應重視未來拜登政府可能給中美關係帶來的機遇。如果中美雙方能抓住機會,中美關係未來有可能停止“自由落體”運動而趨向穩定,甚至有可能爲中美關係構築一系列“託底”機制。

共贏“競合”需依託務實互動

中美這樣兩個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大國,要形成一種良性的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新關係殊爲不易,雙方若想打破“零和”局面,必須強調互利共贏的務實交往,而非執念於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和對抗性。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注意到,近年來,保持了八年的戰略與經濟對話、2017年開啓的四個高級別對話乃至2018年之後的經貿高級別磋商,都在不同程度上爲穩定中美關係取得效果。“修復並夯實民意基礎、推進符合國家利益的務實互動、保持各領域有效對話和溝通,這些經驗如果在拜登政府上臺後可以再次回到兩國互動的正常議程中,必然有助於改善兩國目前所面對的共同困境,從而作出符合兩國利益、符合國際期待、符合歷史潮流的正確選擇。”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安剛分析說,過去四年裏急劇惡化的中美關係或許因美國的國內政局變化面臨一個暫時企穩的“機會窗口”,雙方要想抓住它,有必要優先做兩件事:一是與美國通過雙邊渠道和多邊構架開展防疫交流;二是重建高層直接溝通管道,有序重啓各層級各領域對話磋商,爲中美關係設置議程框架,在彼此觀念、利益的摩擦點之間規劃“緩衝帶”,並管控可能的衝突風險。

當上述兩項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後,雙方可能需要開展進一步行動。安剛認爲,應對全球性挑戰合作是中美爲改善彼此關係、重振全球治理的抓手,一些地區熱點問題也是拜登上臺初期中美可以優先合作的領域,氣候變化、朝核問題等議題將有發揮更大作用的契機。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祕書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陳琪和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薛靜同樣注意到中美在全球氣候變化中的合作契機。

他們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爲了贏得有利於調和國內政治矛盾的國際環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更張,營造一個至少看上去更加趨向合作的國際氛圍。儘管不能期望拜登上臺能爲降到“冰點”的中美關係帶來本質的改變,但中國仍應保持積極的態度,抓住契機提前佈局,與拜登政府進行溝通,一方面以“十四五”規劃的制定來切實推動碳減排、碳市場實現綠色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對話緩解美國的戰略焦慮,避免重大戰略誤判。與此同時,通過《巴黎協定》這樣的多邊機制,中美可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治理議程,展現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並昭示中美可在進行有效管控分歧的同時推動務實合作。

軍事“競合”考驗中美政府智慧

具體到中美在軍事領域的關係走向,專家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軍控倡議將是複雜和精細的,簡單的“是”與“否”難以應對其中的複雜性。軍事領域的危機管控機制,將成爲對兩國政府智慧的極大考驗。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李彬分析說,在軍控問題上,拜登團隊與特朗普團隊有着十分相反的意識形態。他推測拜登政府首先可能會修補因特朗普退出各類軍控協議而出現的千瘡百孔,其中主要的是設法重返伊核協議。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例如外空、網絡、超音速飛行器、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等,拜登政府預計會提出充滿技術細節的軍備控制倡議,並在世界各國,尤其是其盟國中進行廣泛宣講。由於美國方案本身細節詳盡,很容易成爲各國討論的藍本,從而使得國際討論充分體現美國邏輯。

在與盟國合作的基礎上,拜登政府預計還會將安全邏輯強加在商業邏輯之上,加強高技術出口管制,從而維護美國的高技術優勢。其具體做法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更具隱蔽性。“拜登政府的軍控政策將給中美兩國帶來合作的機會和競爭的考驗。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的軍控倡議將是複雜和精細的,簡單的‘是’與‘否’都難以應對其中的複雜性。”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認爲,承認中美關係緊張的現實不容否認,面對現實纔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如果說雙方還有爲數不多的共識的話,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兩個核大國和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發生軍事衝突,兩軍關係甚至可能成爲兩國關係的壓艙石。”

在西太平洋地區,中美雙方差距越來越小,危機管控能力將是對兩國政府智慧的極大考驗。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李晨認爲,一定程度上而言,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競爭,將會是偏向於綜合的地區政策的競爭,而非單一的軍備競爭和軍備競賽。

他建議,管控西太平洋軍事競爭,可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在戰略層面,除了進一步夯實有關各方避免衝突的共識之外,還要重視圍繞各種重大安全問題,構建能夠包容有關各方部分利益和關切的安全秩序。同時,機制化的戰略溝通交流需要恢復;二是在操作層面,需要鞏固和完善管控機制和行爲規範,並且加強作戰和行動直接相關的部門,尤其是戰區聯合與軍種指揮機關之間的協調和溝通;三是鞏固和擴展中美有關各方之間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在非敏感問題和區域。

“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過去四年,中美關係受到嚴重損害,如今中美關係處在又一個階段性調整的當口。無論美方的陣營和策略如何變化,對中國而言,重要的是堅守住既定戰略方向,有智慧、講技巧地解決雙方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並且在全球平臺上積極作爲,推動中美關係向着良性軌道和共贏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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