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哲的岳父母要求他给8万彩礼,这个数字在当地并不算很高,但对于他来说还是很难,因为2年前哥哥结婚时,父母已经给出去了10万彩礼,剩下的钱只够勉强办一场婚礼而已。

两家商量好后,在县城里一家有些年头的酒店里举办了婚礼,各收各的礼金。张钰哲和父母粗略地计算了下,礼金和打工攒下来的钱,应该能覆盖彩礼和婚礼成本。但妻子家的亲戚实在是太多了,光是酒席,就比原计划的开销多了26000,11万礼金最终全部搭进了婚礼中,一点都没有剩下来。张钰哲不忍心父母再为自己负债,以创业为理由,找高中同学借来了5万块钱。

像张钰哲这样因婚致贫的人,多为农村地区的适龄男性。一是因为上个世纪时,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本就比城市里要更为严重一些,这就导致婚恋市场上的男女比例不平衡,男性为了获得婚配机会,不得不砸真金白银。二是因为农村女性的梯度转移,向大城市集中,给了城市男青年们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找门当户对的城市土著女性,也可以向下兼容,找农村地区的女性,剥夺了农村男性的选择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结婚时男方会给女方买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到了八九十年代,档次开始提高,要求"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时,三金开始成为标配。而进入到21世纪后,婚礼上开始盛行起铺张浪费之风,天价彩礼频频出现,有的年轻人为了结婚掏空了父母的积蓄,甚至连负债累累。

这些看得见的成本,其实只是开始而已,真正让年轻人绝望的,是大城市里的房价。没有婚房,在婚恋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就算是有人愿意和一无所有的自己结婚,也会害怕无法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环境而退却。

以北京为例,66.7%的90后月薪低于1万,但是北京的房价却一天比一天高,好的地段,单价10万不算稀奇。就算是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一平米的房子而已。于是网络上有了这样一个段子:在北京,年薪400到500万,二环三环你想买哪就买哪,年薪3到10万,爱埋哪就埋哪,让无数打工人原地躺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年轻人被迫选择用脚投票,自我绝育。相关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新出生的人口为1464万,死亡人口为99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跌破了警戒线。还没有像日本那样先富裕起来,就面临着比日本更为严峻的老龄化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人也开始尝试新的婚姻模式,比如说江浙地区兴起的两头婚:男方不娶,女方不嫁,双方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的粘性,男方不给彩礼,女方也不给嫁妆,生两个孩子,一个和男方姓,一个和女方姓。

这个方法看起来可以解决彩礼、嫁妆、房子是否加名字等一系列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未必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江浙地区能够实行这种婚嫁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们有着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养两个孩子问题不大,双方都有房子,也不用为了基本的居住问题而烦恼。其他的家庭若是养不起两个孩子,掏空男女双方父母的钱包都只能买一套房的话,就无法适用这个模式了。

想要降低年轻人的婚恋压力,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有关部门要把《劳动法》落实到实处,让年轻人可以有健康的工作环境,要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能让房价阻碍年轻人的梦想和前进的脚步。

对于年轻人自己来说,不能有攀比之风,不能因为别人要了10万彩礼,自己没有那么多就觉得丢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办一个小而精的婚礼,请最重要的亲朋好友来做见证,不要铺张浪费,这样既花钱,又会让双方非常疲惫,婚礼的幸福感也无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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