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即刘罗锅，在《宰相刘罗锅》等诸多影视作品中，刘罗锅的形象特别好，幽默、才子、清廉、正直、为民、平反冤狱、除暴安良、体恤民情，和蔼可亲.......几乎除了有点驼背之外，刘墉就是一个完美官员形象。然而影视中的形象，只是虚构的刘墉，正史上的刘墉却充满了血腥和功利，活脱脱的乾隆“狗腿子”。

刘墉家族是当地望族，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的进士，祖父是刘棨曾担任四川布政使，父亲叫刘统勋名气很大，最高做到军机大臣的职位。可见，刘墉是标准的官四代。

1751年，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刘墉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会试和殿试，成绩还算不错，是二甲第二名进士，因此不能算是直接参与了科举考试。随后，刘墉升为侍讲。

一时间，父子同朝为官成为一段佳话。但1755年刘统勋因办理军务失宜被下狱，刘墉受到牵连也被惩治。不久之后，父子得到宽释，第二年刘墉外出为官。

在外出为官的前6年，刘墉一直是“学政”工作，主管科举、教育、民风、民俗等。

1761年，刘墉还是江苏学政，颠覆大家想象的是，刘墉在职期间，却制造了一起血腥文字狱。

这一年春天，徐州沛县有一举人叫阎大镛，因抗粮拒差脱逃而被捕。不是阎大镛想抗粮，而是1760年徐州遭了天灾，实在交不起公粮。当地官员就把他抓了起来，逼他交公粮。但阎大镛是举人，所以对阎大镛处理，需要学政盖章的。

刘墉从其他人嘴里听说，阎大镛喜欢写写画画，于是脑筋一转，立即派人到阎大镛家里看一看。结果，一看之下，发现阎大镛所写的《俣俣集》，书中有“愤激不平”、“狂悖不经”等语言。这在明朝属于正常现象，但在清朝就不行，连稍微批评朝廷都不行。

于是，刘墉立即上书乾隆，一场血腥文字狱就此拉开。

《乾隆朝上谕档》第三卷记载：“据刘墉奏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因其情形异常桀骜，随查出该犯诗稿二纸。著将原折抄录并粘签稿本，交与高晋、陈宏谋，令其确切严讯，并悉心躧访。及该犯悖谬诗文，有无留遗在外之处，秉公推勘，按律定拟具奏。”

就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最终牵连甚众，乾隆震怒，批示“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需要知道，吕留良案是文字狱中的超级大案，可见阎大镛案涉及之广。

刘墉这一次举报，沛县百姓痛恨不已，但却立即得到了乾隆的回报，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山西太原知府。江苏学政品级高于太原知府，但学政没油水，主管较少，所以刘墉看似贬低，实质是升官了，这就相当于从教育厅厅长，调任为省会城市一把手，肯定是高升了。

因为刘统勋牵连，刘墉中途又曾降职，在1777年又升为江苏学政。这一次，刘墉又制造了一起文字狱，规模更大更为血腥。

在江苏盐城东台县，有两个大家族，一是徐述夔家族，一是蔡嘉树家族，两家对立。

徐述夔在乾隆28年去世，但却写了很多书，子孙怀念先人业迹，就将徐述夔书籍刊刻了出来。因此，蔡嘉树就以《一柱楼诗集》有“诋毁本朝”之语，威胁徐家低价卖田。

因为当时有规定，“自首呈缴，按律当免罪”，而且官员在《一柱楼诗集》中，的确也没找到“诋毁本朝”之语，于是蔡嘉树败诉。

按理说，到了这一步，此事就花上句号了。然而，刘墉却将此事报告给了乾隆，更是添油加醋，对徐述夔诗集的评价是“语多愤激”，奏章中这么说：

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办理。

换言之，其实刘墉也没找到“诋毁本朝”之语，所以才用模棱两可的话。如果真有“诋毁本朝”之语，学富五车的刘墉还能找不出来？

乾隆收到刘墉奏章之后，立即大作文章：一方面乾隆痛恨沈德潜（为乾隆捉刀写诗的那个），而沈德潜与徐述夔有关系，所以恨屋及乌；一方面当时官员查抄禁书不力，因此以此大做文章。于是，乾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搜查徐述夔“逆书”的浪潮。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牵连甚广，凡涉及到一柱楼诗者，都被抄家，另外除了经办官员之外，两江总督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等等都跟着倒霉。至于徐述夔，已经死了15年，但割下首级在东台县城示众，儿子徐怀祖（已死一年多）也割下首级示众，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斩立决。

刘墉，1777年底，因办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吏部侍郎”，借助诬陷他人炮制的文字狱案，刘墉又一次升官。

这就是正史上的刘墉，真实面目狰狞的让人不敢相信，清朝剧中的刘墉无疑被过度美化。正因如此，不少学者感慨，真实的刘墉颠覆了影视形象，而影视艺术也应该有最基本的节操，不能过度美化一个历史人物，忘记历史的民族，又如何有未来？

其实，即便刘墉的清廉，也值得怀疑，清朝文人记载“刘文清公故地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超级豪宅呀。王刚鉴宝刘墉字画时，发现纸张都布满了金丝，感慨了的说道，“这老东西，骗了我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