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覺得失眠不是一種病，而我一直在努力治療

2017年11月，沙苑第一次在每日書記錄與失眠有關的日常與情緒，主題是“沿海小城睡不着少女”。她在那個月的文字裏暗暗許願：“寫完就解除封印吧！” 過去三年，沙苑依然與自己的失眠相伴，在正常的睡眠和不斷累積的焦慮中搖擺。在2020年9月的每日書，沙苑寫下自己與失眠的又一次對抗。

時間已經接近凌晨三點，先生還沒收工回家。此時我把剛洗好的長髮倒吊在牀沿，舉起手機摁着這些字。

在九月的第一天，我就沒辦法按治療師所要求的時間準時熄燈睡覺，是一個讓人沮喪的開頭了。

醫生說了，無論過去一天的睡眠多麼糟糕，都不是問題，我們要解決的是即將到來的新的一次睡眠。

醫生的完整原話是：“你應該也知道的，這兩種藥是不能一下子停下來的，它需要一個過程，要慢慢減量，持續觀察，看會不會復發。”

睡眠問題最嚴重的時候，我曾經一週有三四個晚上躺在牀上捱過通宵，也曾持續四十個小時沒有入睡。從2020年7月末到8月的這三四十天裏，我對睡眠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以至於我都覺得快好了，我馬上就要痊癒了，我馬上就可以驕傲地宣佈我因爲自己的選擇和堅持改變了自己了。但九月的第一天，我又在白天什麼都做不進去，只想回到牀上睡覺，拖到下午三點才喫午飯。書房裏的電腦還亮着光，風扇不厭其煩地搖頭，我在橫躺在臥室牀尾，手機扔在一旁。到了傍晚某個莫名其妙的時間點，我沉沉睡去。睡了很久之後醒來，說服自己還是要起牀，喫晚飯，要去洗澡，然後上牀睡覺——真正地上牀睡覺。但每一個步驟做起來都很難。我徹夜未眠，到凌晨五點半心血來潮起來喫了一包乾脆面，才終於在六點鐘的晨光中疲憊地入睡了。

“復發”，上週從精神衛生中心生出來後，我就一直想着這個詞，就像一個魔咒鑽進我心裏。

雖然我還沒有停藥，可是，我的“失眠症”真的又復發了。

我已經不太確定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沒辦法正常入睡的。

一開始可能只是偶爾睡不着吧，後來變成習慣性睡不着，再後來常常徹夜不眠，於是慢慢晝夜失律了。這個過程，歷經八九年的時間，無數個漫漫長夜。

有時候我會想，能不能建一個我們夜型人的專屬城市，資深修仙夜貓才能拿到戶口，早睡早起愛晨跑的晨型人一律不準進入。這個城市裏，中午十二點開始賣煎餅果子豆漿油條包子米粥，下午四點各家公司纔開始上班，重大會議和核心項目都在晚上十一點大家精神最飽滿的時候談，火鍋燒烤炒菜酒吧一律深夜食堂，凌晨四點檯球廳電影院KTV商場里人頭攢動。天亮後休息，上午誰打電話擾人清夢，就立刻開除市民資格……

我從無憂無慮的校園少女，變成996的社畜，又變成現在躲起來偷懶的家裏蹲少婦。從宿舍裏的上鋪小牀，到閨房裏的單人牀，再到婚房主臥裏的大牀。環境、身份、身邊的人，和我都變了，只有失眠長相伴。

大三之前，我還能正常起牀上課，但是覺得注意力越來越沒辦法集中，我眼睛看着書本，腦袋裏千頭萬緒地交纏着，我理不清，也停不下來。我覺得自己需要幫助，於是撥通了學校的心理熱線。七年前，大三下學期，我第一次走進大學的心理諮詢室。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是免費開放的，一棟漂亮的紅瓦白牆小獨棟，在足球場旁的小山坡上，遠離教學樓與宿舍區。

心理諮詢中心接待室有明亮的落地玻璃窗，掛着白色紗簾，老師溫柔耐心，雖然聊下來也並沒什麼用，但是那裏挺舒服的，而且又不花錢。印象中還堅持去了好幾次，每週去一趟，一趟1個小時，直到有一回失眠後起不來，錯過了預約時間，這事就不了了之了。後來因爲睡不着和起不來耽誤的事情太多，我反而漸漸地厚臉皮了起來。

2017年春天，畢業後在廣告傳媒業工作快兩年的我又一次萌生了解決睡眠問題的念頭——工作經常加班，不穩定的生活作息裏，失眠是很大的負擔。這一次我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稍微打聽一下，我知道了有一種專門的醫院叫精神衛生中心，其中有一個專門的科室叫睡眠科。

我在一個心血來潮的日子馬上請了假，讓男朋友陪我去科室門診，掛了那天頭銜最大的一個醫生的號，是一個副主任。

這是我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在老區的一棟舊樓，門口的石階，茶色的玻璃門，亞克力紅字的告示，白熾燈慘淡的光。這裏很小，沒幾張椅子，很多人隨意站着，左邊是醫生的診室，右邊是收費、掛號和拿藥的地方。我買了病歷，辦了診療卡，找了一張椅子坐下。我看着眼前的人，緊張到想大便——我從小一走進醫院就緊張得想要大便，還好大多數時候並沒有真的需要去廁所。

醫生問了我一些基礎的問題，例如失眠多久，一般多久入睡，情緒如何，有沒有自殘行爲，有沒有自殺念頭等等。他同時在測量表上勾勾寫寫，最後在診斷結果那裏輕飄飄地寫了“輕度抑鬱”四個字，把診療卡還給我，說去繳費然後拿藥，按照說明喫就好了。全程10分鐘。我也不敢多問，就默默拉着男朋友退出來了。

我拿到了兩種藥，一種是抗抑鬱的，一種是助眠的。於是，我的睡眠情況第一次和“抑鬱”這樣的字眼有了牽扯。說實話，我當時還挺開心的，這樣以後誰問我怎麼老是睡不着，我就可以底氣十足地回他：“醫生說了我抑鬱！”於是應該被理解，被原諒，被保護，對吧？

但是近些年，“抑鬱症”這個詞變得普遍，我反倒一點都不想提及了。後來我想，我總是得“流行病”，也許也是一種對當下的逃避？

在我的普拉提私教課上，教練跟我說：“你其實是有力氣的，但是你不願意使勁，你知道自己體能比較弱這個缺點，所以總是淺嘗輒止，讓大家保護你。” 也許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第一次藥物治療和第一次心理諮詢一樣半途而廢，我應該喫了不到一週的藥就果斷放棄了。後來覆盤，原因是沒有做足心理建設：還沒有建立自律的決心，卻也沒有尋求旁人的監督。另一方面，那時候的我也只是需要“我有去看過醫生了”這樣一個動作，讓我有底氣跟別人說我是有在想辦法解決的。

我對睡眠依舊抗拒，拖到夜裏兩三點才說服自己喫藥入睡，結果早起上班的時候藥效還沒完全過。暈暈乎乎過了幾天後，覺得這也太痛苦了吧，還不如失眠呢，於是把藥盒子束之高閣了。

2017年底，我在公司附近給自己租了一個小房間，只爲了中午能好好地睡一覺。夜晚睡眠質量不穩定，長期不午睡，到下午能量基本就耗光了。某個頭痛到煩躁的下午，我下定決心，聯繫了中介，從看房對比到籤合同，我只用了三天下班的時間。

於是，畢業就回家工作沒有獨立租過房子的我，意外地擁有了一個自己的小空間，儘管只有工作日中午回去一個小時，有時候忙起來可能一週才呆一兩個小時。房東跟我結算季度水電費的時候，對個位數的水費匪夷所思。因爲時間有限，目的明確，一回到那個空間裏，就意識到是要好好休息的。不過個把小時，有些事情睡個小覺起來回復也是不耽誤的。工作後，不被瑣碎信息所打破的完整睡眠時間，我都視爲一種勝利。

2018年春天，我結婚了，同時做了一個至今不知道正確與否的決定——辭職，結束了誤打誤撞進入的三年廣告傳媒之旅。

在一個行業裏探了個皮毛就逃離，要是回到在幾年前，我一定很嫌棄我自己。可是我太累了，每天睡眠不足，坐在電腦前守着稿件deadline焦慮頭暈，又在加班加點中作息愈加混亂，意志力薄弱的我輕而易舉就讓自己溜了。

過門，蜜月，前前後後忙了一個多月後，我開始了一段沒有截止日期的長假，一心只想睡飽覺。晚上睡不着白天就拼命睡回來，常常早餐後就去睡回籠覺，午後困了也照睡不誤，沒有鬧鐘，沒有規律，七零八碎地睡了一陣子之後，開始穩定地下半夜入睡，午後醒來。

在婚前，我對婚後的同居生活是有所期待的，甚至這是我決定在25歲就結婚的勇氣來源之一。失眠的那些年裏，有時候有人陪我睡，我就能睡得很好，比如和男朋友出去旅行的時候，比如和閨蜜一起擠在她宿舍的小牀上的時候。以至於我覺得，在一個相對自在的環境裏，和心愛的人一起入眠，也許就能睡好了呢。

即便在那年秋天，休息半年後重新開始工作，也是找了不用坐班的、可以睡到中午的工作。如此，覺得自己睡了整整一年半的覺。我騙自己說只要睡眠質量足夠好，睡眠時間足夠長，有自己獨特的節奏也是沒關係的。

事實上，角色的轉變隱隱約約帶來一些新的壓力，我和新的生活磨合，繼續消耗着睡眠。

在一個躺着躺着就哭出來的夜裏，我關注了一個醫院的公衆號，之前我妹妹在那家醫院實習，說那裏的精神科挺有名的，我想掛個號。

我把醫生們的資料都看了一遍，鎖定了兩位主任。我跟蹤了幾天，摸清醫院在早晨六點放號，算好時間，才終於掛上了號。新婚不久，我不知道怎麼跟婆婆解釋我爲什麼要去看精神科，於是和先生商量了我們當天來回。這些年他總是和我在一起的。諮詢、嘗試喫藥和睡不着的夜裏沒完沒了的電話，他都陪着我，尊重我的感受和節奏，不曾流露出困擾，也不像其他人般給我激進而無用的建議。

結果臨走前一天得知，那天先生沒辦法跟我一起去！他的工作突發情況很多。對他的工作節奏，我習慣了，決定按照自己的計劃走。

幾乎沒睡的夜晚，一大早的高鐵，中午抵達，掛號廳裏等小窗口上班的人越來越多，我守在最前面，一個人不好找地方坐着，怕走開了就會被排很後面很後面。

這回我領到了很多表，不是醫生上次邊問邊填的那種，填好後，等到了幾張得分結果，這過程耗去一個小時。沒睡好加長途跋涉，在午後的燥熱裏，我頭痛到一度想要放棄。

那個廳真大啊，人真多啊，是我之前在本地去過的那個候診廳的四個大！家屬，病患，來來去去，挨挨擠擠，很多人坐在座位上揚聲看視頻，看不清字只能讓兒子邊問邊填的奶奶，和媽媽吵架想要逃跑的少女，現在想起來的只有這些。

等待叫號的過程很漫長，我也不知道自己排了多久，我想認真和醫生聊聊的心情，已經在這個過程中被磨壞了。輪到我前面那個號的時候，我特地離開座位，走到了診室門口的引導桌前，裏面的人出來後，護士卻叫了我後面的號。

“我還沒被叫到呢？”我走上前去質疑。她看了一下我的單，說這個過號了，下一個補。“怎麼過號了，我沒聽到呢！” “有時候叫了你們沒注意！” 她不是很耐煩，我竟覺得我的眼睛一下子溼了。

我一個人等了一下午，我一直盯着屏幕，我專門提前走上前來，我不可能沒聽到！我覺得自己很委屈。

“不能哭啊！不能哭啊！” 我放棄和她爭辯，深呼吸調整情緒。沒有人陪我，我還要自己去面對醫生，我如果哭了，整個廳的人都會看着我，卻沒有一個懷抱讓我躲。

但情緒已經是崩塌了。在醫生問我是否常住廣州，能否來做睡眠測試的時候，我卻跟他說：“我不在廣州的，我從很遠的地方坐高鐵過來，我等了很久，可是剛剛爲什麼不叫我的號！”

這一次沒有開藥，醫生建議我住院一週，接受持續一週的睡眠監測。

我走出醫院的時候，先生纔剛剛趕到。我們最終沒有當天回去。也沒有再回來做睡眠監測，我不想再回到那個地方了。

2019年，過完暑假，我又開始工作了。

一開始，我以爲這份不用坐班的工作剛好和我的作息吻合，非常適合自己。事實上，當我不需要被計較什麼時候上班，也就沒有人在意我什麼時候下班。事情總是做不完的，那一年我感覺我每天都在工作，雖然我起得晚，可是起晚了就意味着醒來就要馬上開始工作了，做到睡覺爲止，畢竟午睡過的時間和中午賴牀的時間所耽誤的工作都是要做回來的。我又開始失眠、晚起、無縫銜接新一天的工作，如此循環，沒完沒了。

當新鮮勁過去，我意識到自己的焦慮在累積。自我亮起警示燈的時候，我還覺得自己能覺察到，並也能及時有效進行自我干預，那麼這次重返職場一定能順利度過吧！

萬萬沒想到，身邊有一個更大的負磁場，步步逼近，直到我也被包裹其中 —— 我的上司重度抑鬱復發了。

這事是怎麼發生的呢？也說不清楚的，也許是從上回上臺前異常的焦慮和顫抖開始？也許是從連續取消例會開始？不知道，我們以爲她最近身體有點毛病，跑醫院跑累了，又或者感情上有點問題所以心情比較差。

有一位同事跟她共事多年，都沒能及時意識到她的抑鬱症又回來了。而我作爲一個新成員，在得知她已經把自己關在家裏，暫時不可能和她對接工作的時候，爲時已晚。

我發現自己幾乎無法把握自己的睡眠，也爲時已晚。

很多個白天，我醒來後看到時間嚇壞自己，又耽誤事情了！我一邊刷牙一邊查收信息編着各種謊言回覆，狼狽又迷茫。我打開電腦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四點，其它人很快下班了，我在自己的時間裏，和這個正常運轉的世界有了不斷拉大的時差。

2019年的夏天，在我接手最後一個項目之前，我又一次走進了“精衛”。醫生在診斷結果那裏打了四個字——“抑鬱發作”。

圖 | 作者供圖

這一次，我沒有逃避。

我開始穩定每個月去複診，我跟醫生說這個月總體怎麼樣，有哪幾天比較特別，呈現了什麼樣的狀態，然後她給我開藥，有時候換新藥，有時候改變劑量，有時候照常。

最初階段醫生只給我十天的藥，後來是半個月，到現在，一次會拿到一個月的。第二次拿到藥，我終於有時間和精力感受一下自己能控制自己幾時入睡這件事的美妙了，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忘記正常人是如何睡覺的了。我常常是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盡後不經意間睡着，也常常在難得的安眠後醒來拼命想回憶一下昨晚是怎麼睡的，累積一下經驗。

更多時候，我的訴說，醫生也沒辦法判斷絕對真假。我想這種病，如果自己放棄了，誰也救不了你吧。

我現在勇敢很多了。在精神衛生中心的藥房排隊取藥，隨手拍了一張處方發給妹妹看，吐槽說：“這些藥也太貴了吧！” 妹妹關注的點卻是信息欄：“你哪有家屬陪同？” 後附一個狗頭表情。“第一次有嘛，系統默認了原始登記信息。” 第一次是三年前頭回來睡眠門診諮詢，男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先生陪我去的。後來我都是一個人了。

但“精衛”終究是個特別一點的地方，在這裏的大多數人，都是有家屬陪同的。因爲先生的工作原因，我沒有想過每一次就診他都在場。如果是一些比較特別的檢查，他會盡量騰出時間和我一起去。

領到的處方單 | 作者供圖

我也從沒想過需要有人陪我一起來面對這件事，就好像沒有人可以替我入睡一樣。

當我一個人在家，坐立不安的時候，藥物副作用騷擾的時候，抗拒做一切事情的時候，“哎呀呀我好像又壞掉啦你早點回來呀！” 我們用 “壞掉了”來形容我抑鬱情緒發作的狀態。我喜歡這樣說，也只對他這樣說。這麼說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戀愛中撒嬌的少女，而不是一個在黑暗中掙扎的小可憐。但有些事情，只能自己搞定的。在反覆期的挫敗感裏，也這樣安慰自己：“總是一個人堅持在這條路上已經很勇敢了！”

可不是嘛，我小的時候，可是一個連去對面的小賣部都不敢的膽小鬼。“你五歲的時候，要你三歲的妹妹牽着纔敢走到我們店對面的店裏去買一盒火柴。” 我媽經常拿這事出來講以證明我小時候膽子多小，什麼都不敢自己去做。

我不太講得清楚最近這一年是怎麼過來的。實話說，這個服藥期比我想象中長一些，我在網上看過一些帖子，光記住了一些人說自己喫了 “大半年” 的藥好的，想着自己除了失眠，其它症狀也不嚴重，應該也是半年多可以搞定的吧。所以去年冬天，我才終於不再對自己想備孕這件事打哈哈了，每每被姐妹們問起，都很認真回答：“我有計劃的啦，我想生個牛寶寶的。”

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先停下抗抑鬱和安眠的藥啊。這一句，我視親密程度，沒有對所有人說出來。

今年四月的時候，我和醫生說了。

從此，佛系的我有了一點緊迫感，我太想一切能按計劃的時間進行了，就和如最初所願在畢業幾年後買房子、幾年後結婚一樣，我希望一切都是按照我計劃的時間進行的。

然而治療的過程就像一個玩笑。以一個月爲一個療程的話，我總是在拿到藥後的三週表現得很好，就在我快看到希望的時候，第四周就會迎來一個徹夜不眠的夜晚，打破這個月向上的勢頭。連續如此！

於是，2020年7月份，我被安排了CBT-I（睡眠障礙認知行爲療法）的治療。

第六次認知行爲治療的時候，醫生說：“按照計劃是今天要給你換一個藥，但目前看來還不行。” 噢，這句話太讓我沮喪了。

其實到現在我也沒有很懂這個治療是怎麼幹預行爲的。類似運動手錶但是沒有表面的體動記錄儀會記錄我的睡眠、運動和光照，醫生每週導出折線圖，監視我過去一週的情況。此外每天睡前和睡醒都要填睡眠日記，這是一份固定的問卷，登記自己每一天的作息，有沒有喫飯，幾點喫，有沒有運動，幾點動，有沒有睡覺，幾點睡，有沒有喝含咖啡因的飲料，幾點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