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國會事件與“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正相反,它不是一場抗議。抗議的邏輯在於預設一種政治調解的語境:即在某種情況下,不同層面的社會與政府結構可能會以改革作爲迴應,僅僅在潛在的政治調解得以可能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但對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來說,由於政治調解的邏輯與可能性都不存在,抗議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對於他們的行動,他們所期盼得到的並不是調解,而只是一種政治後果:維持權力。

邁克爾·哈特

讓特朗普及其擁躉們在政治合理性層面得以維持相對連貫性的一條原則是:政治無非是戰爭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這一點在過去幾周出現的政治話術裏得到充分體現,就像魯迪·朱利安尼呼號要“用戰鬥來審判”(trial by combat),又或者像特朗普那樣引導其追隨者到美國國會山秀出他們的“力量”。這種戰鬥式的手段不僅用於危機時刻;實際上它已經滲進了特朗普主義的政治動因之中,並表現爲一連串反動思想的直接產物。

在此,我要研究的與其說是特朗普式政治的“戰爭式”邏輯,倒不如說這一程式的另一面,也是這種政治模式的基礎條件:即認爲政治調解的傳統邏輯是空洞且僅僅作爲詭計存在的這樣一種設想。於此人們可以從特朗普思想那神祕的外殼中發掘出一個理性的內核。

首先,且讓我退一步來簡單解釋政治是戰爭的延續這一說法意味着什麼。福柯在1976年的法蘭西學院講座中提到了政治與戰爭之間的這種轉化關係,即“克勞塞維茨原則的翻轉”,以把握權力的運作(當然,那種政治語境與我們所處的情況非常不同)。當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說出那句著名的“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時,他想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這也就是他所謂的“政治”)並不會隨着戰爭爆發而停下,而是會以其他方式展開。又或者換一個說法,軍事對抗並不意味着政治調解的終結,而是後者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繼續存在。

福柯則把克勞塞維茨的說法顛倒了過來:對克勞塞維茨來說戰爭“充斥着”政治調解,但對福柯來說政治則淪爲對抗,“清除了”調解機制。我認爲福柯是在對克勞塞維茨原則進行實驗,將它作爲用以解讀新興新自由主義戰略的關鍵一環,從而瓦解政治調解的結構與機制,例如工會、福利制度、改革派凱恩斯主義國家等等。(儘管他將對克勞塞維茨原則的顛倒作爲其權力分析的一部分,但有理由推測福柯的主張也是對1970年代政治發展的間接分析,尤其是考慮到這一說法主要出現在他的授課中,而比起他的書,這些課程與時事的聯繫要更加密切。)新自由主義所設想的沒有政治調解的政治自然是存在於特朗普時代的世界之中,但在很多方面它都變得更加極端。

2021年1月21日,美國紐約,一個通常寫着“湯普森街”(Thompson St)的路牌被塗成了“特朗普走了街”(Trumpgone St)。

這個框架有助於對1月6日衝擊美國國會事件展開不同的解讀。一些爲這起事件辯護的人們聲稱衝擊國會和去年夏天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抗議運動沒有不同,這一點倒是挺有啓發性的。這種說法暴露了對許多至關重要的區別被忽視,其中之一就是,衝擊國會事件與黑命攸關運動正相反,它不是一場抗議。抗議的邏輯在於預設一種政治調解的語境:即在某種情況下,不同層面的社會與政府結構可能會以改革作爲迴應。例如,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削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的訴求,僅僅在潛在的政治調解得以可能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但對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來說,由於政治調解的邏輯與可能性都不存在,抗議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對於他們的行動,他們所期盼得到的並不是調解,而只是一種政治後果:維持權力。就1月6日發生的種種來說,從政治到戰爭之間並沒有過渡的可能。特朗普主義的政治實踐已經被戰爭邏輯所激活,也就是說,沒有調解的可能。

不相信政治調解也映照了特朗普及其擁躉們對於選舉結果合法性的否認,因爲在更深的層面,從概念上講對政治代表制的主張與政治調解的主張是一致的。當然,特朗普對於某些選舉結果的承認和另外一些選舉結果的否認有着鮮明的機會主義色彩,因爲這也呼應了共和黨長期以來篩選排斥選民(尤其是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種選民)的策略。但這些機會主義策略的基礎是一種紮根於反動思想的觀點,這種觀點宣稱政治代表制是欺騙人的。例如在20世紀早期,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出於對歐洲社會主義政黨在選舉權力層面不斷崛起這一趨勢的警覺,試圖揭露他所謂的這些黨派在代表制度合法性的錯誤主張:所有黨派——哪怕是那些聲稱要表達民意的政黨——說到底都是爲精英們所主導的,政治代表只是這些精英們爲了獲得和維持權力所設計的騙局。

同樣的邏輯——表現在不那麼複雜的低層次上——則支撐起了特朗普對於政治代表的看法,以及更普遍的共和黨觀點。無論是通過不正當的立法來打壓選民投票率(就像共和黨長年所幹的那樣),或是銷燬合法選票(就像特朗普和他的擁躉們近來所嘗試操作的那樣),都不顯得可恥或虛僞,因爲對代表權的主張——一如更普遍意義上的政治調解的主張——都被認爲天生就是虛假的。如此一來,那些擔心民主保障的自由派們就顯得相當不真誠,因爲這些支持代表制度的人們實際上並沒有把權力交給“人民”,而是用代表權這一詭計來爲他們陣營的社會、媒體以及政治精英贏得合法性。從根本上講,每一場選舉都是被操縱的。

由此,這一簡略的說明表明,在謊言與醜行籠罩下,一種相對連貫的理性激活了特朗普主義:鑑於缺乏有效的政治調解,而代表制又充斥着騙局,這種思維就演變成,認爲政治不過是戰爭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上週,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和托馬斯·米尼(Thomas Meaney)就國會山的暴動之於共和黨未來的意義展開辯論。如果我們接受特朗普及其擁躉持有某種理性這一假設的話,我們就應該也考慮一下這種理性對美國及其他地方的左派所帶來的影響。是什麼能夠對這種競爭邏輯展開回應?有的人可能會理所當然地回答說我們應該質疑它出現的前提,支持現有的政治調解和代表制度結構是有效且進步的。又或者,有的人也會主張我們和我們的對手處在同一層面並將政治對抗視作戰爭。我認爲這兩種觀點都不足夠。其實,政治調解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消解,代表制度的結構則相對而言缺乏有效性,但解決方法恰是去發明新的調解方式,包括新的民主參與和集體決策機制。事實上,這是當下一些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早就已經在做的工作。只不過,要去看清下一步該怎麼走,還需假以時日。

文章來源:《新左評論》,原題位《其他手段引發的戰爭》(War by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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