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爲拜登時代的政治正確捏把汗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誌

在彌合美國社會分歧的道路上，有許多政治正確的坑。

當地時間2021年1月20日，美國首都華盛頓，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

1月20日那天發生了兩件事。其中一件事舉世矚目，那就是新總統的就職典禮。而另外一件大概沒多少人知道——那天早上我起了個大早，準備觀看美國總統換屆的歷史性時刻，可打開電視前先看到了一條新聞推送：正在競選紐約市長的華裔候選人楊安澤團隊中有一名工作人員確診新冠，他本人因此進入自我隔離。我三天前曾經參加過一場楊安澤的現場記者會，於是趕緊發短信給他的競選發言人，詢問確診者當天是否在場。很快收到了回信：“不，他們不在。（No， they were not）” “他們？”我追問道，“你是說確診的不只一個？” 他回說：“不是，我只是使用了沒有明確性別指向的人稱。” 

如果你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沒關係，答案在下文中。現在，咱們先來看這天的重頭戲：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的就職。拜登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團結” “齊心”；就職當天就向國會提交移民改革法案，其中一條要求把移民法中用於稱呼外國人的“alien”（外來者）一詞改爲聽上去不那麼排外的“noncitizen” （非公民）；在隨後對白宮僱員的講話中，他警告說：“如果我聽說你對別的同事不尊重，有看不起別人的言談（talk down），我會立即開除你。”

從“他們”到“團結”“非公民”“尊重”，美國的新朝新氣象就在當紅關鍵詞的悄然變化中開始了。經過了特朗普四年對英語語言秩序“白卷有理”般的顛覆，這些從冷宮裏重新走上前臺或被賦予了新內涵的詞彙聽上去讓人精神爲之一振，就像經過了一片不加修飾、枯枝橫亙怪石嶙峋的荒原之後突然看到星星點點的新綠。

然而，這種在用詞上頗具深意的新風氣給我帶來的還有隱隱的擔憂。我擔心拜登時代會因爲對言詞的斤斤計較，而給本來已經在理念之爭中倍感困惑的人們設下更多的雷區，而拜登政府彌合分歧、撥亂反正的宏圖大業會在對遣詞造句政治正確性的極致追求中陷入泥潭邁不開步。

政治正確這個詞自18世紀末出現在美國的法庭判例中以來，含義隨着年代和情境的不同而不斷變化。但對於當今的美國人來說，政治正確最直觀的影響無疑是對言論的束縛。特朗普2016年當選之前的幾年裏，這個問題在美國引起的反彈已經開始呈鼎沸之勢。那些年，在無辜黑人少年穿帽兜運動衫出門，被小區執勤志願者當成不法之徒開槍射殺後，有電視主持人勸黑人青少年出門注意着裝，引起軒然大波，最終公開道歉；在校方警告學生萬聖節不可做冒犯別人文化的裝扮後，有耶魯大學講師鼓勵學生愛穿什麼穿什麼，引起學生反彈而辭職；在康州的Wesleyan大學，一些學生和教師要求學校削減校報經費，因爲校報不願把頭版版面全部留給少數族裔來發聲；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中，師生們都在鬧着爲處於社會邊緣的敏感人羣建立校內“安全空間”——在這個空間裏所有人都不允許說任何可能冒犯到弱勢羣體的話……

2016年7月，皮尤中心就政治正確引發的爭議做出民調，發現59%的人認爲美國的問題是“現在太多人太容易被別人的言詞冒犯到”，只有39%認爲“人們應當在言詞上更加謹慎以免冒犯到背景不同的他人”。

這59%的大多數里就包括特朗普。2015年8月，共和黨第一次總統候選人辯論時他就宣稱：“這個國家的一大問題是政治正確，我被很多人批評，但老實說我根本沒時間去遵守什麼政治正確。”辯論之後特朗普的一條推文馬上爲這段話做出了詮釋，他抱怨辯論主持人、福克斯電視臺的梅根·凱莉（Megyn Kelly）對他不公，“她眼裏噴血，其他什麼地方也噴血。” 

如果那時候人們還爲特朗普竟然說出對女性如此不敬的話而震驚，在那兒以後他們就會發現，口不擇言是他的常態。政治新聞網站《The Hill》2017年7月的一條大標題對此做出了總結：“對於特朗普，政治不正確纔是新的政治正確。”他就這樣打着反政治正確的旗號，一路橫衝直撞問鼎白宮。

　　當地時間2021年1月13日，美國首都華盛頓。此前，美國國會衆議院表決通過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條款，指控他“煽動叛亂”。

特朗普四年如果說對英語語言有什麼“貢獻”，那就是改變了人們對領袖人物言詞標準的期待，也顛覆了人們在語言使用方面的三觀。他把墨西哥移民叫“強姦犯”，把一些非洲國家叫“屎坑”，把對他所有的負面報道叫“假新聞”，把新冠病毒叫“中國病毒”，把拼寫錯誤當家常便飯，還創造了一個至今不知所云的單詞covfefe。這種想啥說啥口無遮攔的風格，最初的確讓很多聽慣了政客們華而不實漂亮話的人眼前一亮，普通人在社交媒體上開始跟風，意見相左的人們之間的對話越來越接近對罵，整個社會一片瓦釜雷鳴。

但是，即使再討厭政治正確的人到後來也不難回過神來：基本修養並不是圓滑虛僞，日常禮貌並不是裝腔作勢，而完全不顧他人感受的煽動性言詞也並不是他們想要的言論自由。2018年，非政府組織More in Common發佈了一份對8000多名美國人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80%的人認爲政治正確是美國一大問題，但同時82%的人認爲仇恨言論是美國一大問題。

這種言詞上的禮崩樂壞隨着特朗普的離任或許能夠逐漸修復，但左翼的掌權給美國的語言帶來了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潛在衝擊，而左翼如果沒有足夠的自制力去緩和這種衝擊，很可能會使他們推進平權的宏圖大業在聽上去不近人情的咬文嚼字中耗費掉精力，也失去更多普通人的支持。

與特朗普把粗鄙當有趣、把冒犯當真誠的風格相反，左翼對言詞及其字面之下的潛在含義一向警覺敏感謹小慎微。今天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之前任加州檢察長期間曾在一次活動上被時任總統奧巴馬誇讚爲“美國最漂亮的州檢察長”。這話也被批評者認爲是犯了對女性以貌取人的忌，儘管賀錦麗本人並沒在意，但奧巴馬還是就此公開道歉。左翼領袖深知言詞在引導社會價值觀方面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一點都不敢馬虎。

這種理念在拜登上任前幾天就已經重新登堂入室。1月3日，新一屆國會入職，密蘇里州民主黨國會衆議員克里夫（Emanuel Cleaver）在領頌祈禱詞的結尾將通常使用的“Amen”改成了“Amen and Awomen”，讓在場的很多人大跌眼鏡。中文中譯作“阿門”的祈禱結束語來自希伯來語，雖然有“men” （男人）字嵌在其中，但整個詞大意相當於“如是我聞”，與性別無關。克里夫說他在結束語中加入了自己發明的Awoman，讓“women”（女人）這個詞與“men”並駕齊驅，只是爲了用一種詼諧的方式彰顯本屆議會女性議員人數創下記錄的事實。

第二天，新一屆國會第一個工作日，民主黨佔多數的衆院通過了一組議會規章條例相關法案，其中一條要求在條例裏將有明確性別指代的人稱，比如他、她、父親、母親、姐姐、哥哥，改爲沒有明確性別指代的人稱，比如他們、父母、兄妹，以此來爲非兩性範疇的同志、變性人羣體營造平等的語言化境。這種無性別詞彙最近在左翼中逐漸流行，本文開頭提到的楊安澤競選團隊發言人就是追隨者之一，但國會官方文件中正式修改措辭等於認可了這種爲模糊性別指代甚至不顧單複數區別的歧義性語法。

這些聽上似乎匪夷所思的言詞立即引起了右派的反擊，特朗普的兒子小特朗普針對“Awomen”事件推文說：“一個跟性別毫無關係的詞也不能擋住他們如此發瘋，這就是你們選出來的人嗎？”衆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在針對條例修改法案的推文中以“一個父親、兒子和兄弟”的署名說：“真愚蠢。”

在言詞上的這種努力並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充其量是一種姿態。經過了特朗普時代的硝煙瀰漫，美國人早已沒了這樣的耐心，這樣的言詞革命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特朗普四年對政治正確的高調打壓，不僅沒能把政治正確擎大旗者的氣勢壓下半分，反而引起了對方的強烈反彈，使得如今的政治正確之爭比四年前更加激進和慘烈。當年校園中設“安全空間”的風潮已經演變成了一言不合立即老死不相往來的“拉黑文化”（cancel）；當年因言獲罪還有道歉的機會，如今立馬就丟了工作。

　　當地時間2021年1月17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爲了防止華盛頓出現集會抗議、進而引發衝突事件，白宮周圍多條道路被提前封閉。

2019年5月，哈佛大學本科生宿舍學監、法學院教授蘇利文（Ronald S。 Sullivan Jr。）因爲爲涉及性騷擾的影業大亨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提供辯護引起學生抗議而被撤學監職務。去年6月，在風起雲湧的反警察濫權大示威中，數據分析師蕭爾（David Shor）因爲轉發了一份認爲1968年民權運動暴力示威反而導致了當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獲勝的研究，被其所在公司開除。同月，《紐約時報》觀點版編輯巴奈特（James Bennet），在發表了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寇頓（Tom Cotton）主張派國民兵鎮壓示威的文章後引起軒然大波而引咎辭職。連特朗普總統本人在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之後也被推特和臉書封了賬號。

去年7月，Harper‘s雜誌發表了包括寫了《哈利波特》的羅琳（J。 K。 Rowling）、寫了《使女故事》的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等在內的150多位文化名人的聯名公開信，對愈演愈烈的言論審查開炮。“作爲自由社會生命線的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在與日俱增的受到鉗制，”信中說，“打敗壞主意的方法是讓其曝光、進行辯論和說服，而不是試圖把它們噤聲，希望它們就此消失。”

但幾天後，另外150多名沒什麼名氣的新聞和文化界人士馬上發出一封公開信反擊，指出前一封信的簽名者大多是早已揚名立萬的白人，他們能夠輕易在Harper’s這樣的大平臺上發聲，還要說擔心言論審查和噤聲，這本身已經具有反諷意味。“那封信的諷刺之處在於，簽名者對新聞、學術和出版行業中一代又一代弱勢羣體被噤聲的事實隻字未提。”反擊信中說，“它也沒有直面權力的問題：誰手中有權，誰手中無權。”

這正是點到了目前美國言論之爭的關鍵所在，它早已過了那個對幾個用詞、幾處語法以及它們言下之意各抒己見坐而論道的階段，而演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權力之爭。換句話說，如今美國言論問題的焦點已經不是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而是誰有話語權，誰沒有說話的份兒。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取決於人們對目前狀態的認識，更取決於不同陣營的人們對歷史和美國原罪的態度。

2019年8月，《紐約時報》推出大型專題《1619項目》，用其雜誌整個一期刊登關於奴隸制度對美國過去和現在深遠影響的文章，向讀者說明，美國的歷史並非從1776年建國開始，而是應當追溯到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奴被運抵美國的時候；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在《獨立宣言》裏宣稱的“人類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蓄奴時代不過是白人掌權者的虛僞說辭；直到今天如果不願面對黑人和少數族裔仍然得不到平等的現狀，這種理想也只能是空談。這個項目後來再度擴大，一共發表了一百多頁的相關文章，還製作了音頻節目和學校教材。

去年9月，時任總統特朗普針鋒相對地成立了“1776委員會”予以還擊。今年的馬丁路德·金日，即拜登上任的前兩天，委員會推出了一份長達45頁的報告，捍衛從建國之年開始的美國曆史和《獨立宣言》的崇高地位，抨擊左派熱衷的身份政治背離了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的建立不分膚色、“兄弟攜手堅如磐石”社會的理念。“身份政治的支持者把美國人分成不同陣營，按他們受到主流文化的壓迫程度給他們排序，然後在不同陣營之間製造隔閡。”報告說，“身份政治與《獨立宣言》追求的平等原則完全相悖。” 報告也呼籲教育工作者以此爲藍本向學生講述美國曆史。 

當戰役已經發展到雙方開始對歷史各執一詞並重新詮釋的階段時，當基本觀念上幾乎無法彌合的分歧已經被合盤托出擺在人們面前時，在用詞和語法上較勁顯得多麼捨本求末又蒼白無力啊。More in Common組織2018年發佈的那份民調引用了一些受訪者的話，其中一位40歲居住在俄克拉荷馬的美國原住民說：“就像每天你起牀都會發現有些事已經變了，你是該用Jew這個詞來稱呼猶太人，還是該用Jewish，你是該說黑人還是該說非裔美國人？……你整天提心吊膽因爲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政治正確讓人害怕。”

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如果左派精英們再挖出一堆“Awomen”這樣詞彙的坑來，還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會被嚇退，從此遠離爭取平權的實踐和思考呢。

（榮筱箐，紐約媒體記者，AliciaPatterson Fellow，普利策中心新聞資助金獲得者）

責任編輯：賈楠 SN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