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數字賦權驅動數字政府，建立數字時代政府典範

原標題：陳根：數字賦權驅動數字政府，建立數字時代政府典範

文/陳根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轉型舉足輕重。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社會形成了以工具理性爲基礎的準科層制組織，相應的政府管理理念及組織形式亦成爲世界性的早期治理現代化模板。

第二次工業革命產生了新的動力系統，驅動專業化分工和流水線式生產模式的形成，韋伯意義上的科層製成爲全球政府組織的主流形式。

第三次工業革命以計算機和信息通信技術爲標誌，促進了服務型經濟和電子政務的產生，以無間隙政府、新公共管理等政府改革爲標誌對傳統科層制組織形式進行了自我調適。

現在，伴隨着信息技術革命走向縱深，新興科技的快速迭代和滲透，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爲代表的技術，將人類社會推向了第四次工業革命。而新技術發展的速度和廣度，以及其對經濟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前幾次工業革命無法匹敵的。

第四次工業革命最顯著的特徵就在於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擴散，由此導致物理、數學、生物領域邊界的融合，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工作以及交往的方式。並且，再一次深刻影響着國家治理及政府改革創新，以數據驅動和數字治理爲核心特徵的數字政府建設成爲全球政府創新的核心議題。

如今，起步於20世紀90年代的數字政府建設，重新走上了一個關鍵節點。

在數字時代建立數字政府

數字政府的建立離不開數字時代的框架。

20世紀中葉開始，數字化革命在全球興起。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隨着計算能力的大幅提升和相應成本的下降，數字技術得到了長足發展，並且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個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數字技術生態系統，包括物聯網、5G、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

顯然，每一個技術的發展都蘊藏着無限的發展機會和應用的可能，而技術之間的相互結合構成的數字技術生態系統，則具有比單一技術發展更強的功能。數字生態系統產生了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並推動着整個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即數字化轉型。

在社會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對於以政府爲核心的公共部門而言，其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更爲突出。

一方面，是政府公共部門如何更好地發揮其作用和職能，以解決數字社會所面臨的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化解新的風險和可能出現的危機，建立一個包容性、值得信賴的和可持續發展的數字社會。儘管這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但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職責意義重大。

包容的數字社會，不僅僅意味着網絡和數字的可及性，更重要的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數字社會發展的福利。值得信賴的數字社會，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在數據環境下，隱私、安全、責任、透明和參與都是信賴的基礎所在。可持續的發展的數字社會，意味着確保經濟、社會、環境的共生和共同發展。

另一方面，是政府如何應對數字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建立數字政府，將會爲社會創造更大的公共價值。政府作爲頂層建築而存在，所有的政策都要靠政府去推動。因此，政府的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既是技術變革，也是流程再造的制度變革。

數字政府既是“數字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驅動數字中國其他要素貫徹執行的引擎（比如營商政策、治理環境等）。可以說，數字政府的建立對於縮小數字鴻溝、釋放數字紅利，支撐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均衡、包容和可持續發展，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政府對於社會數字化轉型挑戰的不同方面的回應，也對應了數字政府發展的不同方面。

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和職能，即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治理，引入新興治理技術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可以爲政府治理進行全方位的“技術賦能”。政府在社會數字化轉型階段爲社會創造更大的公共價值，即運用數字技術賦權社會，提升政府參與和協同能力的價值。

從數字賦能到數字賦權

數字社會的發展對應了數字政府的發展，數字政府的發展也暗藏了社會變革的需求。從數字賦能到數字賦權，數字的政府的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數字政府的第一個階段是垂直業務系統信息化階段。在這個階段，數字政府關注的焦點則是爲了使用者的方便和節約成本。整體的生態系統是仍然以政府爲中心，技術的焦點是服務導向的結構，政府在網上提供服務，而其服務模式卻是被動式的。

垂直業務系統信息化階段也可以說是電子化政府階段。從領導方面來看，主要是由政府的IT 部門主導，由技術團隊負責執行。衡量績效的主要指標是網上服務的比例，即通過移動設施提供服務的比例、整合服務的比例以及電子化渠道的應用。

數字政府的第二個階段將過度至開放政府的階段。在開放政府階段，政府服務的模式轉向積極主動。數字系統以公民爲中心，顧客門戶網站更加成熟。整體的生態系統呈現共同創造服務，生態系統面向能夠從開放數據獲益的外部社會。

技術的焦點轉向 API 驅動的結構，主要關注於開發和管理 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以支持接近大數據。領導力來自數據的驅動，衡量績效的主要指標是開放數據集的數目以及建立在開放數據上的 APP 的數量。

但不論是垂直業務系統信息化階段，還是開放政府的階段，都仍是技術賦能的階段，也是當前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階段。但是，除了數字技術對公共部門的賦能作用，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對於公共部門的賦權作用，數字技術對於當前政府的賦權也是未來數字化政府的競爭力所在。

事實上，20年前，互聯網先驅尼葛洛•龐帝曾預言，數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賦權”的本質，這一特質將引發積極的社會變遷，在數字化的未來，人們將找到新的希望與尊嚴。

在網絡社會，信息技術上升爲社會資源再生產與再分配的重要力量。尤其是web2.0技術的普及應用，首當其衝地引發了人與人之間連接方式的革命，使社會資源分配、權力格局、關係模式呈現出迥異於以往社會形態的特徵。

與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相比，數字技術邏輯對社會的滲透與塑造變現的尤爲深刻。在技術與社會的協同進化中，基於互聯網的關係網絡呈現出顯著特徵：

一是關係網絡的去中心化程度加深。在關係網絡中，傳統權威、機構和壟斷渠道失去了中心地位與控制力，社會的基本單位由組織降解爲個體。

二是大量隨機的“弱連接”在關係網絡中發揮橋接作用。強連接與弱連接在關係網絡中的交融與互動，前所未有地實現了信息與資源在不同階層的共享與交換。

三是權力在關係網絡中的不均衡分佈。關係網絡中，每個用戶擁有的連接數量和連接強度差異巨大，一些中心節點擁有幾倍於一般用戶的連接。

四是信任與協商成爲社會統合的關鍵機制。人與人的交往更多地基於自願原則和合作目的，只有建立在信任與協商基礎上的關係，才能在離散型的社會網絡中最大限度地統合民意、整合資源。

在這樣背景下，數字技術對個人和組織發揮着顯著的“賦權”功能。依靠數字技術，政府將通過獲得信息、參與表達和採取行動等社會實踐方式，在實現自身社會地位變化的同時，改變舊的社會結構，繼而完成自我增權。

同時，數字技術有利於形成個人、組織與政府協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新局面。越是複雜的系統，系統協調的要求越高，協同效應也就越顯著，由政府主導的傳統線性管理模式不能對複雜社會問題給出有效的解釋和應對方案，基於新興技術的多主體協同共治格局和社會協同能力是必然趨勢。

在數字賦權下，未來的數字政府必然走向智慧階段。在智慧階段，運用開放數據實現數字創新的過程將深度融入整個政府中。可以預見，智慧政府的服務模式將是前瞻性的，具有可預測性。服務以及互動可以通過各種接觸點進行，互動的步調因爲政府預測需求的能力和預防突發事件的能力的增強大大加快。

數字系統則以數字生態系統爲中心，政府服務及其運作不斷進行動態的調整以適應內外環境的改變，API管理軟件能夠處理巨量的不同類型的 APIs。同時，整體生態系統不斷進化，包括技術聚焦於智能，人工智能和發達的機器學習成爲處理海量大數據之必需，而領導力則來自持續不斷的創新。

從數字賦能到數字賦權，數字政府的核心在於政府如何善用現代數字技術去實現良好政府，更好地達成政府施政的政策目標，爲公民和社會創造更大的公共價值。其本質更在於通過數字政府的轉型，建立數字時代的政府典範。

數字政府是一項慢工出細活的系統工程，需要相關主體針對性去設計符合城市發展的頂層思路，圍繞政務數據做出最大化創新。但無疑，起步於20世紀90年代的數字政府建設，已經走在了一個關鍵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