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现实版《隐秘而伟大》：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漩涡”

华夏时报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陈柯宇 北京报道

1月22日，歌手张碧晨在微博曝出自己独自诞下婴儿并独自抚养一年，此事件在网络印发热议，并将本是"隐形"的独抚母亲这一群体带入舆论正中央，引发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与讨论。

中国妇联2018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单亲家庭已经超过了2000万户，其中70%为单身妈妈，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中。调查显示，单亲妈妈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子女教育与心理压力，在家庭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低谷期嗜需社会支持。

独抚家庭的孩子在成长中也面临着困境。“一个母亲”公益组织负责人江丽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独抚母亲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面临很大的困扰。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自己离婚这件事，以及爸爸去哪了，并有可能会因为歉疚走向溺爱或是过于严格这两个极端，或者因为自身情绪的不稳定影响亲子关系。”

然而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却面临着污名化、失声的现状，一方面，独抚母亲自身由于羞辱感不愿直接面对；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宽容让独抚母亲更加小心翼翼。

目前中国正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更多人选择晚婚晚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指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该创造好的条件、好的环境，让有能力生小孩的人尽早生育，这对个人、父母、家庭甚至社会都是一件好事，所以独抚母亲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爱，拥有更加宽松的生存环境。

独抚母亲面临多重压力

方怡（化名）便是独抚妈妈群体中的一员。丈夫去世一年后，带着一个10岁儿子和刚出生不满1岁小儿子的方怡仍无法平复心中的巨大伤痛。“我和丈夫是最纯洁的校园爱情，那是我最美好的年华……”

回忆伊始，方怡便哽咽了，然而电话另一边隐隐约约传来的一声呼唤，打断了方怡刚要释放的情绪，她立即转告记者她要去照看一下小儿子，于是挂了电话，下一次有时间接受采访已是第二天。

在数次联系方怡的过程中，经常会被孩子的需求所打断，有时是帮小儿子拿东西，有时是到点要去接在隔壁朋友家玩耍的大儿子，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方怡非常忙碌、分身乏术，甚至连悲伤都没有时间好好释放。而这不过是独抚母亲们的日常：一个人带娃、一个人消化情绪、一个人肩负起家庭重担。

独抚母亲的概念由“一个母亲”公益组织提出，用以取代惯常使用的“单亲妈妈”的名称，意在强调不以婚姻状态存在与否为标准，而是更为注重母亲的独自抚养孩子的状态。一个母亲公益组织自2015年成立以来，不断通过心理支持、法律援助、育儿指导等方式帮助独抚妈妈释放心理压力，渡过独自抚养的最难阶段。

据江丽介绍，由于2岁以下孩童在法律上是判给母亲的，因此离异家庭中有7成孩子由母亲抚养，这个比例在城市会达到9成，相比较独抚父亲而言，独抚母亲群体数量庞大、困境重重。

方怡成为独抚妈妈后，生活就彷佛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她根本无暇平复伤口，便被卷入下一个更为致命的漩涡——生存。丈夫去世后，方怡便只身背负起了200万的房贷和债务，而恰好在两年前为生二胎辞职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她，目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仅靠以往积蓄过活，同时还面临着婆家对她要求放弃丈夫90%遗产和两个孩子抚养权的纷争。“我现在很绝望很崩溃，可没办法，我必须活下去。”

2019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等发布的《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显示，64.5%的单亲妈妈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近八成单亲妈妈无法得到前任配偶的抚养费，单亲妈妈普遍面临经济压力。

于是再次重返社会寻找工作成为了大多独抚母亲的唯一选择。方怡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但在深夜将两个孩子带入睡梦中后，仍会坚持每晚学一些注册会计师相关课程。“除了生计的考虑，我还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在被问及为何选择会计师这一职业时，方怡第一想到的是“时间灵活”，通过做兼职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从而照料孩子。

而方怡曾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与会计相差甚远，“为了孩子”成为了她找工作的第一理由，个人的兴趣、爱好与专长对方怡来说成为了“很遥远”的企及。除此之外，长期未进入社会工作的方怡还感到一种和社会脱节的疏离感，这让她短时间内无法很好适应融入。

同为独抚妈妈的暖暖咪（化名）曾是一天工作可达20小时的工作狂人，与未婚夫合伙创业经营公司，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她因为暖暖的意外到来使一切“戛然而止”，“我女儿在孕晚期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必须转行，以前的工作状态肯定不适合养孩子。”于是暖暖出生后暖暖咪选择了成为心理治疗师，并开了自己的心理诊所，平日里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方便照顾暖暖。

据《调查报告》显示，在没有工作的单亲妈妈中，50.2%的妈妈是因为要照顾孩子，无法兼顾工作而放弃事业，“平衡家庭和事业间的关系”这一本就对女性不友好的问题对独抚妈妈来说似乎更为苛刻。

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中，孩子是一切的焦点。方怡的父母由于年迈身体不适，方怡没有麻烦她的父母前来照顾，也没有告诉她父母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纠纷，而当方怡请求婆家的双亲前来广州帮忙照看两个孩子，她也可以有时间工作养家时，婆家拒绝了她的请求，于是她独自承受着一切压力。

幸运的暖暖咪一直得到了自身家庭的支持，在暖暖成长过程中其母一直陪伴左右，当暖暖咪出差时，其母也一直跟随照料母女二人。然而不论是独自照顾孩子还是两代人共同努力抚养，社会在对单亲家庭孩子的照料上始终是缺位的。“对工作时间没有弹性的独抚妈妈来说，社会各方面都缺少针对性的支持，政府也没有相关的支持政策，托管机构的功能也往往被父母所替代，很多母亲只能把孩子交给姥姥姥爷看，增加了和老人关系的矛盾，这些都会给这个群体造成特别大的困难和挑战。”江丽说到。

方怡对《华夏时报》记者说：“目前很少有人来关注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权利来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孩子。”

江丽谈道，理想中的独抚妈妈应该是在包容和友善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获得内在成长、心理状态健康，能够适应独抚这个角色，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困扰，孩子也能够健康成长，“独抚状态不会限制到她自己的发展。”

黄文政长期关注人口问题，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独抚母亲们所面临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除了经济方面，她们要自己谋生来抚养孩子，还要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这是非常不人性的，而且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上的歧视。”现阶段的独抚母亲可能很难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但他认为目前空间尚存，独抚母亲应不放弃一切机会努力争取。

有“缺失感”的孩子

独抚母亲的生活沉重而繁杂，独抚家庭成长的孩子亦不轻松。

暖暖咪在意外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后决定将她生下来，彼时的男朋友也承诺给与三个人完整的家，然而在暖暖咪孕期中间，其未婚夫因经济纠纷入狱并欠下一身债务，暖暖咪因而成为了未婚先孕的独抚妈妈。“如果你选择了未婚生孩子，心理是非常强大的。”江丽谈道。

这给暖暖咪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首要的难题是孩子无法上户口，没有结婚证也没有出生证的暖暖属于“计划外生育”，当地派出所无法办理正常的户口，并要求暖暖咪交纳社会抚养费6万元。“这笔钱相当于罚款，但我这孩子不是拐来的也不是买来的，我凭什么要交这笔钱呢？”暖暖咪气愤与不解的说。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也就是说，未婚生子女可以上户口，然因其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黄文政对此表示：“也许我们对于未婚生育从社会观念上接受起来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但从政策上应取消对孩子的差别对待，不应再收社会抚养费、不给予孩子户口以及限制孩子入学。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应该平等对待，就是说只要是出生在中国家庭的小孩，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益。父母的过错是父母的事情，我们无法给予评判，但孩子是无辜的、平等的。”

独抚家庭的孩子在经历了出生这一关口之后，还面临着如何受到良好教育的困难。方怡告诉记者，她深知自己作为家庭主妇视野的狭窄，因此对如何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忧心忡忡。她会在忙碌的日常抽空带孩子去博物馆、图书馆，尽可能拓展他们的视野。当下10岁的儿子正面临小升初，“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缺失了对他的管教和陪伴，这种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除了孩子教育上的压力，作为丧偶家庭的孩子，方怡十岁的儿子不断面临来自同学的羞辱：“你爸爸是不是死了？你是不是以后都没有爸爸了？那我不能和你玩了。”于是现在十岁的儿子非常抗拒上学。

“很明显我的孩子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他就算有心理医生的干预也会存留巨大的创伤。”方怡说。对这样的情况，江丽表示，“一个母亲”为丧偶的妈妈们搭建了以社群为载体的线上支持网络，提供一对一心理咨询，音频课程，心理重建小组，希望通过对母亲的支持，间接的对孩子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很多非常年轻的丧偶妈妈在以“复原力小组”命名的社群找到了温暖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独立乐观的暖暖咪从没认为作为独抚妈妈的她有任何“不光彩”之处，也一直给女儿灌输“家庭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家是跟妈妈、姥爷姥姥生活在一起，爸爸只是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样的观念，然而有时面对暖暖，她意识到自己仍然对她存有歉疚感。

一年冬天，暖暖在玩耍时摔伤了脚踝，暖暖咪背着40斤重的暖暖在医院的急诊厅穿梭来穿梭去，停下歇息的时候，暖暖咪发现暖暖在很认真的观察那些一家三口一起来医院的人们，还有那些爸爸抱着孩子、爷爷奶奶在后面帮扶的家庭，暖暖咪感到对暖暖充满了歉疚。

后来暖暖咪反思，“对于孩子来讲，因为她没有经历过拥有父亲，她可能就不会有失去的感觉，我会想说这个情绪感受是我的，而不是孩子的，我觉得有缺失，不代表孩子也会感觉有缺失。”

但在江丽看来，并非大多数独抚母亲都可以像暖暖咪这样有着清晰的认知。“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很多独抚妈妈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男性的榜样，会影响性格养成和心理健康。”

需要更多的宽容

江丽认为，独抚母亲这个群体隐蔽又分散的特点首先由于单亲母亲的污名化，很多妈妈对这个身份有顾虑，不愿意主动公开自己离异或者丧偶的情况，其次还没有从痛苦走出来的妈妈自尊水平也比较低，缺乏自信。例如丧偶的妈妈，她们有很大的丧失的悲伤，而这种悲伤是需要有专业性的支持去疗愈的；离异的妈妈在刚离异不久的时间里会非常痛苦，甚至会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离婚实际上就是对一种生活的选择和决定，和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情况给“一个母亲”线下活动的开展带来了挑战。“一个母亲”曾在徐州有线下的心理重建小组活动，一个90后独抚妈妈本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然又取消，江丽推测这是因为怕被别人知道，在小城市走到哪儿都是熟人，因而独抚妈妈就会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和别人的看法。因此“一个母亲”更多地通过线上对独抚妈妈们进行支持和服务，网络可以覆盖到更广泛的地域，不仅是一线二线城市，甚至可以触达到非常偏远的地区和海外。

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一个母亲”为女性进行观念的普及和倡导，提升她们的自我认同和自信，告诉大家“独抚”只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但阻碍独抚母亲自信地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不够宽容。方怡在丈夫逝世后遭到了婆家和街坊的敌意。当方怡带两个孩子回乡看望两位老人时，也会有街坊不友好地议论。这些言语上的攻击让方怡感到窒息，因此她更加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会给自己和孩子留下不好印象。但她十岁的儿子还是受到了影响，有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问方怡自己是否真的是害死爸爸的凶手，这让方怡心痛不已。

持独立开放态度的暖暖咪即使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也免不了受到一些冷言冷语，在暖暖刚出生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暖暖咪同住一个单元的老太太就问躺在婴儿车里的暖暖“你爸爸怎么不来？”暖暖咪认为这么小的孩子并听不懂，这显然就是说给她听的，于是后来暖暖咪遇到这样的人会远远避开。

对于社会给予独抚妈妈的污名化语态，黄文政指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整个东亚社会对于独抚妈妈的宽容度都不高，相比西方社会而言独抚妈妈的数量也非常低，从我们的观念到政策都不利于独抚母亲的生存。

尽管如此，江丽认为：“独抚母亲可以说是离婚时代的产物。”中国妇联2018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单亲家庭已经超过了2000万户，其中70%为单身妈妈，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中。《调查报告》显示单亲妈妈中除了丧偶、未婚、婚内分居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离异导致，高达67.3%。

对于离婚率攀升、独抚母亲越来越多的现状，黄文政认为这与我们观念的进步不无关系。“随着男女之间变得越来越平等，女性的受教育比例也相对增高，但以往那种男高女低的婚姻模式却还没有完全改变，导致现代社会的婚姻没有原来那么牢固了。”

此外，黄文政指出，独抚妈妈的增多也与城市化进程加快、附近的人变得陌生等因素有关。社会整体追求更加的个性化、独立化。

因此，面对独抚妈妈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江丽认为社会需要做好各方面准备来应对社会问题，社会也应更宽容，尊重和接纳多元的家庭结构，消除对独抚妈妈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