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訊“考試結果比我預想的還糟糕。”

《小偉》的導演黃梓在微博上這樣總結自己的大銀幕處女作的票房成績：上映6天，剛過60萬，排片僅剩0.2%。從這一維度看，《小偉》的確“考砸”了。

然而，與票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影片不降反升的口碑，上映後好評不斷，豆瓣評分也上漲到7.8分。

有評論寫道：“沒有明星，他卻拍出了最真實的中國家庭抗癌日常。”“看到排片量那麼少，比看電影裏略微有些沉重的故事都難過。”

巧合的是，在近一個月裏，已有多部“抗癌”題材的電影公映：從元旦檔“票冠”《送你一朵小紅花》到展現抗癌家庭日常的《小偉》，再到以癌症引發“換腦”奇觀的《緝魂》。此前還有曾經拿下31億票房的《我不是藥神》以及代表中國內地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滾蛋吧！腫瘤君》。

這些“抗癌”題材電影有何共性，又如何在藝術和商業間找到平衡？

個體、家庭、社會

“抗癌”電影的一唱三嘆

2019年1月，國家癌症中心發佈最新一期全國癌症統計數據：惡性腫瘤死亡佔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平均每天有超過1萬人被確診爲癌症。

無論是瞭解、討論還是親身經歷，這種與“死神”最近的疾病都無可迴避地影響着越來越多個體和家庭的命運，也自然成爲現實題材電影創作的沃土。

早在2015年的《滾蛋吧！腫瘤君》中，導演韓延就透過主人公熊頓的“抗癌日記”，探討着個體面對疾病與死亡的態度，也借樂觀豁達的熊頓之口，輸出了無數“正能量”語錄：

“人不能因爲早晚有一天會死就不想活了。死，只是一個結果，怎麼活着纔是最重要的。”

影片結尾，熊頓最後的獨白，令無數人動容：“要記住愛和被愛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要永遠堅持。”

作爲韓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送你一朵小紅花》也圍繞“前患癌”少年的成長展開。

在最好的年紀遇上最糟糕的事，韋一航在“病友”的幫助下，告別頹喪叛逆，重拾生活勇氣，與自己和家人和解的過程，更深刻地詮釋了“成長”的意涵。

《再見吧！少年》對主題的呈現更加簡單直接。少年王新陽在與白血病的抗爭中，仍保持樂觀，堅持音樂創作的故事，無時無刻不再緊扣着那句貫穿影片的泰戈爾詩句“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報之以歌。”

疾病賦予了老生常談的“成長勵志”主題以別樣的底色：在生死線掙扎的病人尚且在抓緊每分每秒怒放生命，何況我們這些普通人呢？

在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之下，癌症早已不僅是個體的病痛，也是一個家庭的揹負。

當家人確診癌症，是否告訴病人實情，成爲許多中國抗癌家庭面對的第一道難題。《別告訴她》正圍繞這一話題展開。

對於這個兩難抉擇，影片到最後也無法給出最優解：也許樂觀的心態和家人的陪伴是比“真相”更有益的特效藥。

在《小偉》中，導演黃梓更直接用“慕伶”（妻子）、“一鳴”（兒子）、“偉明”（患癌的丈夫）三個篇章，探討癌症對一家三口生活狀態與情感聯結的改變。

任勞任怨卻不被理解的妻子，青春叛逆不懂表達的兒子與有些大男子主義的丈夫，一場大病的到來爲原本疏離的家庭關係強制按下“黏合鍵”，或被迫或主動，親人間開始了對話與和解。

《小偉》一家“彼此關愛卻難以靠近”親密又疏離的複雜情愫，也是無數中國式家庭的寫照。

就像導演黃梓的解讀：“它講一個癌症家庭如何練習失去，講的是我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

《送你一朵小紅花》裏呈現的，是中國式“抗癌家庭”的另一種真實。

因爲高昂的治療費用，媽媽爲了五塊停車費斤斤計較，爸爸不顧胃病兼職司機，奶奶不惜賣房爲孫子治病，所有人都隱忍，犧牲着自己，整個家庭都圍繞着“病人”旋轉，這樣的親情深厚卻也沉重。

導演韓延曾這樣總結：抗癌家庭所有的情緒都會放大20%-30%，樂觀就像打了雞血，悲傷也會藏得更深，所以一旦爆發也會更加猛烈。

《小紅花》中，除了兩個家庭的微觀視角，通過對“病友們”的羣像描摹，韓延也在嘗試從更大的維度去探討“癌症”對某一社會羣體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我不是藥神》顯然走得更遠。通過對抗癌羣像的現實刻畫，我們既看到了草根小人物質樸卻堅韌的人性閃光。抗癌藥背後的種種社會議題更引起了廣泛的探討和思考。

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忌談“死亡”，但在影像敘事中，在“生死攸關”的戲劇衝突和極致境遇下，個體、家庭和社會的喜與悲都得以被放大和細看，從而迸發出噴薄的情感力量，這正是這一題材的魅力。

再加之以上提到的幾部影片幾乎都有真實人物和事件做“背書”，在現實題材風靡的當下，更具有強烈的人性關懷和現實關照。

冰與火

“抗癌”電影票房的兩重境遇

自元旦檔上映以來，《送你一朵小紅花》票房已悄然突破13億，入圍影史華語片票房前40名；兩年前的《我不是藥神》更是拿下了31億票房，躋身年度票房前三甲。

然而，另一邊，同樣聚焦抗癌家庭故事的《小偉》票房僅有區區62萬；榮梓杉主演的《再見吧！少年》縱使擠入國慶檔也僅有386萬入賬。

面對票房冷遇，《小偉》導演黃梓選擇在微博送出100張電影票，自掏腰包只爲“讓大家邁向影院的路更近一些。”

聚焦家庭與情感關係，以溫暖、治癒或勵志爲主題的“抗癌”題材電影天生並不具有很強的商業類型片屬性。《我不是藥神》和《送你一朵小紅花》的成功都有一定的“不可複製性”。

《我不是藥神》以抗癌羣體爲切口，指向的是法理、利益與生命等具有“普世性”的議題，影片中的故事大多取材自真實事件，更讓其充滿了現實關照，也成功引發了跨圈層的廣泛共振。

同時，影片雜糅了很多類型片元素，如喜劇、犯罪等，在商業與藝術，戲劇與現實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平衡。在徐崢、甯浩等明星效應、過硬的口碑品質以及社會議題發酵的多重加持下，《我不是藥神》才得以成爲年度爆款。

《送你一朵小紅花》的成功路徑也有相似之處。正如韓延自己對創作思路的總結：“先讓觀衆共情，再讓他們思考。”

《小紅花》正是憑藉飽滿的生活細節和細膩真實的情感引發了觀衆的強烈共鳴，再加之易烊千璽的“流量”效應和較高的影片完成度，藉着元旦檔的東風，成功實現了突圍。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在分析《小紅花》票房成功的原因時，稱其爲“大衆化的文藝片”，並將此類“文藝片”的破圈要素歸結爲以下幾點：題材極致、藝術表達準確、視聽語言現代、與觀衆有情感共鳴點、有限而必要的商業元素的配置以及對市場規律的有節制的“妥協”。

誠然，《小偉》《再見吧！少年》等影片在陣容、成本、體量和宣發投入上與《我不是藥神》《送你一朵小紅花》等並不在同一量級，僅以票房論英雄難免有失公允。

從口碑來看，以上提到的“抗癌”題材影片評分均超過7分。雖然風格不同、故事有別，但可喜的是，這些影片都沒有落入以“絕症”或“生離死別”煽情的爛俗套落，而是能紮根現實，以真實動人，以真情感人。

從這一角度，它們便都值得一朵屬於自己的“小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