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电影《小伟》上映。在此之前,这部电影名叫《慕伶、一鸣,伟明》,初次亮相于2019年的First青年影展,之后又走过上海、香港、海南岛等国际电影节,口碑一路飘红。

这是导演黄梓的长片处女作,一部他准备多年、非拍不可的,得以和去世的父亲“对话”的电影。电影取材于他的真实经历,在与父亲离别后,他用这种方式去平复自己内心的伤痛,也达成和母亲的某种和解。

《小伟》海报

黄梓从小成绩好,上奥数班、上重点中学,高考后直接出国留学。但这一次的自己的电影上映,他却觉得“像一次考试,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电影上映6天,票房不足65万,第一天不到1%的排片就是这部电影的“巅峰”,之后的排片在0.1%-0.2%间徘徊。尽管影片目前依然保持着豆瓣7.8的高分,但许多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场次看到这部电影。

1月26日,导演黄梓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讲述了拍摄该片的心路历程,并送出100张电影票,表示“哪怕更多一位观众,对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文章发出后,一些影迷在留言去表示心疼,也有一些来自三四线城市的观众“示范”了通过邀约同样感兴趣的同城影友一起向电影院要求排片的操作,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

微博网友回复

这部关于一个癌症家庭一起度过最后时光的电影,在癌症这个极端事件之外,拍出了个体与家庭更深远的样子。没有明星,没有煽情,没说对绝症的刻板印象和标配卖惨,《小伟》有着高标准的审美自觉和克制又深情的情感表达。

“我把自己生命中的困惑时期,融入到了这个电影里面”

《小伟》是关于一个家的故事。

慕伶、一鸣、伟明,分别是电影中一家三口妈妈、儿子和父亲的名字。影片分别从家庭中三个人的视角徐徐展开,生活因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而改变:妈妈慕伶对丈夫隐瞒了病情,一人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的体谅;叛逆的儿子一鸣向往着远方的生活,但收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不敢告诉爸妈;父亲带着家人一起回乡旅行扫墓,原来的山坟早已不在,台风过后,与妻儿走散的他在迷雾中发现了无人村,废弃的村落竟然遇见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

电影里的一鸣是个高三的学生,面对即将展开的未来和倒数着陪伴父亲的时间,纠结挣扎后选择了留下。现实里的时间线是,父亲生病在黄梓留学归来后,“留学之后回到家里,我经历了父亲生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特别想逃离,尽管我刚刚从国外回来。那时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这样的心情让黄梓想起自己的高中时期,叛逆时期的他和父母关系并不好,“那时候我就是一心想离开家,想远离父母,所以坚持让他们把我送出国。”于是构思剧本的时候,黄梓“把生命中特别困惑的两个时期融合到了一起”。

电影里的儿子,最终选择放弃出国留下陪伴父亲,这是黄梓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想象另一种生活,弥补某些遗憾。“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如果我当初不出国,是不是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也说不好留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多花了时间又代表了什么,但在电影里我让一鸣留下,是我对另外一种选择的想象。”

《小伟》剧照

除了一鸣,还有慕伶和伟明,也就是黄梓的父亲母亲。每一个段落都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母亲强撑的坚强,父亲对于来路的回望,融入的不仅是黄梓对父母的理解,还有对身边所经历的种种人事的思考。

比如父亲生病的时候,他观察到母亲的两副面孔,对着父亲的时候母亲会故作轻松,从不流露出负面的情绪,而出了医院的母亲,则让他感到“疲惫感扑面而来”。

父亲在病中令黄梓印象深刻的,是在某些时刻常常进入一种极为平静的“神游”状态,那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情绪的静滞,“不是抑郁,也不是苦闷,好像思绪飘到了远方,这种思绪不是在考虑一些诸如病应该怎么治之类的现实问题,而是一种很纯粹的思想上面的远行。”

黄梓从来没有问过父亲神游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就像他也从来没有和母亲讨论过失去父亲对她、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理解了他们,但‘试图去理解’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未完成的电影学业和必须拍电影的迫切表达

以一部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来说,《小伟》足够惊艳。癌症成为一个出发点,但绕开了这个题材几乎绕不过的种种标签和套路,映照出的是人,是彼此间的关系,是共通的困境和希冀,是他们所经过的时代的印记。导演带着私人的浓情,又有着敏锐而精准的理性,除了主要的一家三口,一些支线人物和镜头调度中的“闲笔”,也暗含着丰富的信息量和表达空间,关于代际、关于性别、关于时代和社会,如果有心,这部电影里能够发现的惊喜伏笔其实无处不在。

“我并不是说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简单地复制粘贴到了电影里,其实还是有大量改编。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代表了我对于过往生活里我遇到的一些人和事的理解。”虽然第一部电影选择了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但黄梓作为导演所讲述的部分是超过一个家庭容量的。

黄梓的电影梦起步不算早,但这条路越走越坚定。美国本科毕业后,他才申请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在新加坡开设的分院开始学习电影。读了半年,因为新加坡政府就不继续投钱了,纽大决定要关掉分院,学校的人越来越少,黄梓觉得没意思,就退学了。

对于电影专业的学习,从教育背景上看,他是个“半吊子”,但他依然感谢那段经历,完成了他的电影启蒙。他的微博名字叫“去年没在马里昂巴德”,他喜欢阿伦·雷乃,那部著名的晦涩难懂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他也承认“挺不容易看进去的”,但对照的这个微博名字,大概就能理解《小伟》里父亲的段落如何展开了那一段超现实的神往。

没有修完电影课程的黄梓,用《小伟》交出一份高分成绩单,“电影美学,其实不是单单地说一个画面或者说一种摄影风格,或者某种调度方式就代表了美学,它是某种包容性更强的、能够代表你的一个电影表达,一种作者性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囊括了画面、镜头语言等等,这些部分我觉得都会一直在更新。”

反倒是退学回到家后,经历了父亲的生病,黄梓更明确知道,自己需要用电影完成对某一段人生的梳理和表达。“在一事无成的那些年里,我并不怀疑自己,我知道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我的焦虑好像都源于迫切地想做一种表达,想找到跟父亲对话的方式,但一直不能实现。”

0.1%的排片和影迷们的“不服”

完成这部电影之前,黄梓短暂地找过一些工作,也接过一些活,但要拍电影的愿望让他无法进入蝇营狗苟的生活,对剧本的不肯妥协最终也让他只能选择向亲戚借钱拍完了这部电影。但让他在意的是,“家人无条件的帮助不是对于我电影才能的认可,而是基于我们的血缘和亲情。”

尚未被认可的创作者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而电影上映后,他面对的更大压力是,还是不能把钱还给支持他的家人。“创作上我是不焦虑的,但对于家人一直觉得有一种亏欠,从小到大已经花了他们不少钱,到我想做一个自我表达的时候,还需要花他们的钱,这让我心里有点过不去。”黄梓说。

首周末,40万票房,0.1%的排片。文艺片虽然一贯被认为有票房瓶颈,但对于这样一部电影来说也着实令人惋惜。黄梓说自己在电影前不敢有期待,反而觉得是“至暗时刻”。

对于电影票房表现的不甘,当然不仅仅是在于导演无法抵偿来自家人无条件支持梦想的亏欠,重要的是,一部好电影,希望被更多人看见。

最初创作时,黄梓并没有想过这会是一部院线电影,他只是迫切地知道自己必须把某段生命中的体验拍出来。而电影从First出发,一路经过各大影展,和爱电影的观众在特定的空间分享这段体验的经历,让黄梓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带有仪式感观影的重要,因此,当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个疫情年选择了直接上线,黄梓还是带着几分天真,希望和观众在影院相逢。

关于呼吁排片的长文在社交媒体发出后,许多观众影迷在留言区反馈,想看电影而自己所在的城市压根没有排片。于是就在1月27日晚,电影的宣发方深焦在豆瓣上发起观影团组织的活动,邀请有意组织观影团的影迷进群,在各自的所在地发起观影团,满三十人就由发行人员统一出面与影院沟通加场事宜。

短短一晚上,三十多个观影群“遍地开花”

据深焦负责人介绍,群的二维码一经发出,“自来水”就“一下子涌进来”,不过就是三个多小时的光景,三十多个城市的观影群就被自发地组建起来,群里多则上百人,少则六七人。有的人第一次做观影团,表示要“努力凑齐30人”,有的精心为即将发起的观影活动制作海报、撰写文案。还有影院经理主动找到,表示要一起为好电影出力。

影院经理找上门来

潍坊网友自发制作海报

“哪怕多一位观众,对我而言都有意义。”这是黄梓在信中写给观众的话,隔着网络的另一头,爱电影的人也在用他们的行动回应着这位青年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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